朱万章认为，历史人物画是张大千绘画中的常见题材，不仅表达他对前贤隔代景仰的表现，更是其人物画变迁的反映，不少历史人物画都有画家的影子，实际是其以画中人物自况。

张大千（1899－1983）擅画山水、人物，兼擅花鸟。早期的人物画除虚拟的人物或以自身形象入画的人物画，多为历史人物。朱万章说，长沙博物馆的展览中，展厅入口左侧有一幅吉林省博物院藏的张大千《出则为孔明图》，其中孔明的画像其实是变了形的，与真实的孔明相去甚远。

据朱万章介绍，苏东坡头戴斗笠，脚踩木屐，身披长袍，右手拄着杖，左手拈着胡须，在雨中踉踉跄跄地行走，这是张大千笔下的《东坡居士笠屐图》（58cm×110.5cm吉林省博物院藏）中的苏东坡形象。这幅人物画作于1941年，仿自元代画家任仁发的同名画作。张大千那时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该画中融入了莫高窟壁画的风格。

同一个题材，构图也差不多的苏东坡形象，也出现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张大千作于1947年的《东坡笠屐图》（81cm×110.5cm）中，只是纯为白描画法，人物神态和衣服纹路略有不同。有趣的是，该画也有时人谢无量、林思进及严式诲题跋。

苏轼的好朋友、人物画家李公麟是目前所知最早将这一传奇故事画入画中的人。苏东坡的这一故事发生在海南的儋州，当时他被流放至此，生活虽然十分艰辛，却能泰然处之。这个故事便是苏东坡逍遥世外、达观自在的人生信条的体现。自宋代以来，关于这一绘画主题的创作长盛不衰，其构图及意境大多相互沿袭，绵延至今。之后历代创作这一题材的画家，大多就是以李公麟本为蓝本。

收藏于四川博物院的张大千《西园雅集图屏》，是兼具恢宏气象和细致经营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北宋苏轼等16人在王诜西园的文会，据传是李公麟作画、米芾撰图记。历代继作者众多。画中人物除苏东坡本人外，还有雅集的组织者王诜，有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有王晋卿、蔡天启、李端叔、黄鲁直、秦少游、李伯时、晁无咎、张文潜、郑靖老、陈碧虚、米芾、王仲至、圆通大师、刘巨济，当然还有王诜家的女奴和家姬等。张大千此画线条严谨流畅、细劲圆润，设色以层染为主，人物奇姿异态各有不同，竹树以水墨为主，芭蕉用没骨法，画面素净，蓝、红、绿相映成趣，画面给人以高古、雅致、闲适之感。

他还介绍了张大千画的、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薛涛制笺图》、《拟陈老莲赏梅图》，民国时期《临摹敦煌画初唐璎珞大士图》、《临摹晚唐伎乐菩萨图》、《临摹元人供养像图》及虚拟人物《观松》，还有广东博物馆收藏的张大千《自画像》。

朱万章认为，白描画是张大千绘画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其在人物线条与继承传统方面的深厚功力。他侧重介绍了张大千的《白描仕女图》、民国临摹的《敦煌侧身菩萨一身白描画稿》，《敦煌反弹琵琶伎乐白描画稿》，《敦煌文殊菩萨赴法会白描画稿》，及广州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老子西渡流沙图》，临摹陈洪授《授书图》（纸本墨笔），《人物草图》（纸本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东坡立屐图》（纸本墨笔）。

谈到“南张北溥”，朱万章认为这是张大千艺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张大千和溥心畲两人自从在1928年经诗人陈三立引见，在北京相识后，便开始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交游，但二人的名字真正连在一起、代表当时中国山水画坛最高成就，则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事。

两人当初身世迥异，在山水画方面的造诣异曲同工，一个主南宗，兼写北宗，一个主北宗，偶写南宗；一个写山水乱头粗服，一个则雍容富贵；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基于此，1935年8月，北京琉璃厂集萃山房的经理周殿侯首先提出“南张北溥”之说。随后，画家于非闇写下了一篇《南张北溥》的短文，发表在《北平晨报》之画刊，将张大千、溥心畲与明清时期南北并驾齐驱的画坛领军人物相提并论，甚至说比他们“还要高一点儿，说明二人在当时的地位。另一署名“看云楼主”的也撰文对二人大为推崇，从此，“南张北溥”之名不胫而走。

朱万章着重介绍了吉林博物院收藏的张大千《新安江秋色图》、《严陵秋色图》，溥心畲（1896-1963）的《山水扇面》。他分析说，艺术家长寿一定程度可以使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大，溥心畲比张大千早了20年去世，虽然他们曾以“南张北溥”之称并驾齐驱，但后来溥心畲知名度大减，这几十年许多人都知道张大千，却不知溥心畲。

通过听朱万章的讲座，笔者与广大听众一样，对张大千笔下的历史人物画、白描画以及“南张北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理解长沙博物馆特展中的二人书画作品有着相当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