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人说，他是“抗疫先锋”，当听说武汉疫情爆发后，就毫不犹豫地带领医疗团队在大年夜就奔赴抗疫一线，靠着长期积累的公共卫生经验，迅速推出了一套完整的核酸检测方案。
也有人说，他是个发“国难财”的“奸商”，通过率先参与到国内疫情防治工作的“营销”，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将声望“变现”成了222亿。
还有人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科学狂人”，励志要“挑战生命科技极限”，七十岁的年纪还要挑战登顶珠峰，喜欢狂言自己能活120岁。
那么，他到底是谁？他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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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神人”的“狂言”
2020年1月23日，为了避免新冠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武汉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宣布“封城”，而在无数人“逃离”武汉的同时，大量的医疗志愿者也纷纷开始“逆行”武汉。
“武汉封城”的两天后，66岁的“抗击非典老兵”汪建就带领着华大集团的医疗团队赶到了抗疫一线，宣布他们将在武汉成立一个万例通量的检测中心。
因为参与过非典抗疫，自身的科研实力也比较过硬，汪建和华大集团只用了短短的11天，就启动了可以精准检测新冠病毒的“火眼”实验室，极大缓解了一线医疗工作者的工作压力。
但随着疫情的逐渐远去，人们对于汪建的看法也出现了180°的大转弯，认为他的核酸检测设备虽然对武汉疫情的防控工作大有裨益，但对很多无关地区却是不折不扣的“劳民伤财”。
尤其是当人们得知汪建靠着出售医疗检测设备，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让自己的个人财富从87.2亿跃升到了310亿后，更是愤怒地将其称呼为发“国难财”的“奸商”、“小人”。
此外，汪建当年豪言要活到120岁的话语，也成为了很多人攻击的“话柄”，嘲讽他的“长生”是要以“吃人”为代价，谩骂他用人民的血汗钱来为自己“延年益寿”。
面对种种议论和嘲讽，汪建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反倒是一位知情人士在采访时表示，“这个湖南狂人做出这种姿态，简直就是见怪不怪！”
在知情人士的讲述下，人们突然发现，汪建的确有“狂”的资本，这个在疫情狂赚200多亿，还豪言要活120岁的“科学狂人”是真的“有东西”。
“基因狂徒”的“发家之路”
在国内的基因研究领域内，汪建的华大集团完全称得上是“举目无敌”，一度被投资者称为“基因检测领域的腾讯”，是国内这一行业的“先行者”和“引路人”。
这个“狂徒”之所以致力于“把人的基因寿命合理到最大化”的基因研究、萌发出“让每个人都能摆脱出生缺陷，活到100岁”的理想，与他少年时的经历与志向分不开关系。
1954年前后的沅陵县，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各种百年不遇的旱灾、山洪、水灾轮番上场，几乎每年都有数十万、上百万人受灾，家乡的凄惨境况，让汪建萌发出了学医的理想。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汪建跟随当地的赤脚医生、老中医四处行医，恢复高考后，他又先后前往湖南医科大学和北京中医药攻读学位，并得到了前往美国高校进修的机会。
1991年，在西雅图从事医疗研究工作的汪建听说了美国正在开展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这种可能彻底解决生老病死的“科学画卷”，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触动和启发。
经过慎重地考虑和讨论，已经在美国定居的汪建决心和于军、杨焕明一起，将这个在当时的美国人眼中，足以与原子弹计划、登月计划并列的“第三大创举”“搬回”国内。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在杨焕明、于军、汪建等人的持续呼吁下，国家科技部先后领导筹办了南方基因中心、中科院遗传所、北方人类基因组中心，并完成了在国际人类基因组的注册。
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经济上的窘迫，国家并没有用同意汪建等人对基因测序工作进行“国营”的设想，而是决定采取政府扶持、民营管理的方式进行一次浅尝辄止的尝试。
1999年，杨焕明与汪建等人为了承接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卷”的测绘任务，在北京成立了华大基因研究中心，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家基因科技公司。
两年后，随着运算速度超千亿次的曙光3000超级计算机正式落户杭州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华大基因”的测序能力一跃成为世界第六，标志着我国诞生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级基因组信息学中心。
因为在防范非典、协助杂交水稻选配优质基因等工作上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华大基因得到的国家扶持也越来越多，甚至引发了一些不好的“争论”。
最终，汪建选择在2007年带领华大团队南下深圳，组织开展“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图谱”项目，与当时同在深圳的华为一样，开始了在技术无人区的“深耕细作”。
汪建的“长生”观
面对记者询问华大与华为的不同时，汪建表示基因研究工作与普通的工业生产不同，对方做产品的目的是“卖出去”，而他们的“野心”是让人类“好起来”。
说到这里，汪建还谈起了自己的“创业”初衷，他表示自己当时在美国，已经算得上“四十不惑、学有所成、家境殷实”，生活在物质条件上已经实现了“圆满”。
但在看到“人类基因组计划”后，汪建意识到，生老病死这样本该“听天由命”的自然规律，也是可以“逆天改命”的，这种“穿越感”，让他们萌生了“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的信念。
基因科技的基础研究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想要从中找到合适的技术转化为盈利点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更何况预防疾病之类的工作，往往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责无旁贷的责任。
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经营模式，让华大基因的“自我造血”能力十分有限，他们虽然赢得了08年经济危机后宝贵的发展期，却又因为经济转化效率低，始终面临美国公司的激烈竞争。
或许是极度压抑的科研环境造成了汪建的“大话”性格，或许是长期被舆论误解，让“长寿”成为了汪建的执念，这就造成了他与世人“格格不入”的生命观。
在汪建看来，未来的世界属于长寿者，只有那些能够摆脱“劣质”基因限制，能够达到理论上“最高寿命”的人类，才能成为世界的主导者。
2018年，已经年过六旬的汪建在贵州出席数字博览会时就狂妄地表示，自己的公司员工绝对不允许有出生缺陷，他要让每个员工都活到100岁来证明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
就在半年前，年过七旬的汪建带领华大登山队从北坡登顶珠峰，不仅刷新了中国登顶珠峰的最年长记录，还向我们传回了首份来自世界之巅的超声图与脑电数据。
结语
虽然背负着众多争议，但汪建在疫情最危急时刻，舍身忘记地冲锋在抗疫一线的做法，与带领我国实现对美国公司“赶超”的商业成就，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功绩。
而华大基因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抓住宝贵的发展时机获取经济利益的做法，也万万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横加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