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6日深夜，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郭建新正在值班室中休息，突然接到110指挥中心的出警指令，天潼路478弄顺和里内发生一起凶杀案。郭建新立即起身，叫醒其他在支队里值班的侦查员和技术人员火速准备好“家伙事儿”跳上警车，和分局分管刑侦的宋孝慈一起带队迅速赶往现场。
1993年的上海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1993年的郭建新
现场位于天潼路478弄某号的老式石库门房内，一楼的西厢房被翻得一片狼藉，橱柜抽屉以及各种物品散落在地板上，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旁边的卫生间里，19岁的张某涛衣着整齐地躺在放满水的浴缸里，早已经气绝身亡。
拆迁前的顺和里
报案人是死者张某涛的父亲张某某，据他讲：10月6日晚饭后，他就去邻居秦某（女）家“搓麻将”，一直搓到22点以后，张某某腰间BP机响了，他让人替换自己后起身回家准备回电话。谁知道打开房门就看到屋内一片狼藉，以及扑鼻而来的一股子煤气味，就感觉到大事不妙，就急忙喊儿子张某涛的小名，却全然没有反应。他冲到儿子的房间没看到儿子，又冲到卫生间，结果发现儿子张某涛躺在浴缸里，已经没气了。
根据张某某的清点，现场被抢走大量的现金、首饰以及两架照相机，总价值约15万元。
这幢石库门中住的都是张家的亲戚，各家之间的墙壁隔音效果很差，基本上是这家放个屁那家就能听到响的地步。可是令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住在同一个石库门里头的其他亲戚却并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动静，最后一次见到死者张某涛的是死者的婶婶，她说21时左右她去了一趟张某某家，看到张某涛正在自己的房间看电视，一切都很正常。
经市局刑侦总队法医室主任王德明对死者进行的尸检，认定死者的直接死因系被人为扼掐颈部导致的机械性窒息，然后被移尸到卫生间的浴缸里，放水冲掉了尸体上的全部痕迹证据。死者的颈部既有掐痕，又有绳勒痕迹，口鼻处还有明显的表皮剥脱，说明犯罪分子在作案中对受害人采取了掐脖、绳勒和捂嘴等暴力手段。其手段之残忍，让看惯了死人的王德明法医都怒斥：“迭只宗桑伐是宁（上海话：这个畜-生不是人）！”
王德明法医
现场勘查的结果令人沮丧，犯罪分子临走前擦拭掉了全部脚印，且罪犯戴手套作案，因此也没有留下半枚指纹，现场的门窗也没有任何被撬压的痕迹，犯罪分子在如此复杂的作案环境，在如此容易被人察觉的时间段内实施杀人抢劫犯罪，作案的手段极为凶狠残忍，作案后对现场的翻动非常仔细和彻底，逃离现场之前又是放水又是放煤气，破坏了痕迹和嗅源。以上这些情况无一不说明犯罪分子是蓄谋已久、胆大妄为、为求财而不计后果的凶残狡诈之徒。
据了解，张某涛的父母在日本打工多年，收入颇丰，其父张某某1992年底回上海定居，其母现在依然在日本，群众反映张某回沪后好招摇、好露富，经常骑着一辆哈雷“太子”摩托车招摇过市，经常在麻将桌上一掷千金，平时和朋友交往时出手也极为阔绰……
哈雷“太子”摩托车
在案情分析会上，众人经热烈讨论后认定本案系熟人作案，或由熟人“牵线搭桥”和指使他人作案，从凶手在预谋和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思维定式和行为特点和作案习惯等方面的分析，对犯罪分子做出如下刻画：
1、犯罪分子应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作案，中青年男性的可能性较大。
2、犯罪分子具有极为丰富的反侦查经验，有劣迹前科。
3、犯罪分子必定和受害人家熟悉，甚至有交往，系熟人作案。
据此，郭建新发布指令：侦查工作的重点应围绕张家的社会关系展开，其中当晚和张某某一起搓麻将的人员为重中之重。
张家人丁兴旺，其家族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按照亲疏和来往密切程度总共排摸出了三千多人，然后就开始看艰苦卓绝的筛查核实。
当晚和张某某一起搓麻将的三个“搭子”作为重点嫌疑对象，立即就排除了其中两人的嫌疑，而第三个嫌疑对象——时年36岁的无业人员杨国柱在侦查员上门传唤的时候因为不在家而成了重点排查对象。
经查实，杨国柱是张某某的邻居秦某的“相好的”，是个“老官司”，1990年曾经涉嫌一起发生在浙江富阳的杀人案而被监视居住了半年，会不会是杨国柱指使秦某邀约张某某搓麻将以调虎离山，而自己趁机作案呢？
在一时半会找不到杨国柱的情况下，侦查员先传唤了秦某，秦某表示：两个多星期前杨国柱就要求她和她妹妹将张某请来搓麻将，但是前几次张某某都以装修新房太忙而婉拒，直到10月6日才约成。在搓麻将途中，杨国柱出去过几次，第一次出去是到弄堂口的“胭脂店”（杂货店）换零钱作筹码，第二次是帮一个“搭子”将孩子送回家，第三次和第四次出去是为了买点心，第五次说是回杨国柱自己家，但是时间都不长。
10月8日，杨国柱却来分局自首了，一进门就嚷嚷着要见“郭支队”，在被带入郭建新的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叫“触霉头”、“我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1990年年底，我住地的户籍警带着两位市局的人来找我，说是了解浙江富阳一起杀人案案发时我的去向。我明明白白，详详细细地说清了，结果证明我是清白的。谁料想到这次发生了杀人案，又把我牵进去了，岂不是‘触霉头’？”
面对询问他10月8日晚上五次离开麻将桌的去向时，杨国柱说：“第一次，我见桌上没筹码了，就到附近的一家烟杂店换了点‘角子’（上海话：硬币）；第二次，是因为我看见一个搓麻将的‘搭子’和他老婆闹矛盾，他老婆把孩子送过来往他怀里一塞就走了。为了不影响大家打牌，我抱起孩子帮他送回他家；……第五次出去是回家上了趟‘灶披间’（上海话：厨房或者厕所的意思），来回大概有一刻钟。”
在老式公房里搓麻将的场景
此外，杨国柱还强调说：张家出事后，是他陪着张某某去虹口分局报的案。
但是，当郭建新派出去核实情况的侦查员回来后，杨国柱的疑点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提升了。
首先，杨国柱声称案发当晚21时多一点回家上过厕所，但其母亲却表示杨国柱这个晚上一直没回过家。
其次，杨国柱声称最后一次离开回家上厕所用时15分钟，这15分钟和凶手作案的时间距离很接近。
其三，根据杨国柱所住地的户籍警介绍，1990年年底富阳警方（而不是上海警方）来调查杨国柱的时候，杨国柱向他们提供了一张富阳开往上海的火车票，以证明富阳案发当天他正在去上海的火车上，这张火车票是从一本单位财务账簿里找出来的，现在看来疑点重重。
于是，郭建新立即向虹口分局局长张济祥、副局长宋孝慈申请派员前往富阳了解1990年的那起案件的基本情况。
……
经查实，1990年11月29日的案件被害人是富阳乒乓球厂厂长李某仁的妻子和女儿，而且李某仁和杨国柱是熟人，介绍他们认识的就是杨国柱的相好秦某，而秦某是李某仁的表妹。案发前一天，杨国柱曾经到乒乓球厂找李某仁谈业务，但被告知李某仁这几天在外地出差。当时的现场勘查发现，作案人在杀人后曾浇水和酒用来毁灭痕迹物证，而现场也没有提取到任何手印和脚印，而现场客厅内还没收拾完的麻将桌证实这里曾经搓过麻将。当地警方判断案发时间是23时多一点，一场麻将搓完，客人离去，主任熄灯后，犯罪分子才实施的作案。而且事先经过精心设计和预谋，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富阳警方将杨国柱列为重大嫌疑对象，但由于手头没掌握直接证据，这起案件过了快三年依然没有进展。
这个结果让郭建新大喜，富阳的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和发生在顺和里的血案的作案手法非常相似，这也就意味着杨国柱有重大作案嫌疑，但由于他几次出去的进出时间都有“搭子”给他作证，所以郭建新认为杨国柱应该不是直接动手的人，而是个策划者，动手的另有其人。
为了稳妥起见，郭建新向市局刑侦总队求援，请总队长张声华和刑技中心痕迹专家徐林生一起对本案进行“会诊”。
张声华
张声华和徐林生在仔细研究案情后认为：富阳11.29案和虹口10.6案杨国柱肯定都有份，但绝不是他亲自动的手，肯定有一人或者一人以上的同伙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实施作案。而杨国柱则负责策划和遥控指挥，所以接下来应围绕杨国柱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他的狐朋狗友开展侦查。
针对杨国柱有很强的反审讯能力这一点，张声华建议应采取逐步施压的战术，期间捕捉杨国柱的反应中的破绽，然后一举击溃他的心理防线。利用他没有具体实施杀人抢劫行为，可能不会被判死刑的侥幸心理，分化瓦解他和同伙之间的攻守同盟，争取从杨国柱身上把他的同伙给顺藤摸瓜挖出来。
因此，从10月8日至10月10日，虹口分局刑侦支队开始对杨国柱进行层层施压，从一开始留置在值班室转到专门关押嫌疑人的侯讯室，从有民警专门客客气气地跟他“陪聊”到预审员不客气的询问，从允许“相好”秦某给他送吃食和香烟到只能吃分局的“大灶”，让杨国柱倍感压力，最终在10月11日的第四次提审中，杨国柱的心理防线崩溃，向预审员提出要香烟，然后在吸完半支烟后开始交代：
“半年前，我和我老婆闹离婚，同时在外面寻‘下家’（就是新的相好），搭识了被害人的邻居秦某，然后我俩的关系迅速升温并同居在一起，秦某喜欢搓麻将，我就在麻将桌子上认识了被害人张某某，张某某一副财大气粗的派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就对张某某进行一番‘考察’，了解到张某某曾经去日本打工，而且他老婆至今还在日本，家里面只有张某某和他儿子，所以就起了坏心思。”
“9月29日晚，我来到蹲大牢时的朋友，家住南市区的马伟民家里，想邀他‘噎道组’（上海话：一起做），马伟民很痛快的就答应了，然后马伟民又拉河南来上海、在申城贸易公司打工的宋创业入伙——因为他会武功。计划是由我想办法请张某某到秦某家打麻将，然后我去通知马伟民，由马伟民具体作案。”
“9月30日、10月4日和10月5日，我三次催秦某邀请张某某打麻将，都被张某某以家里装修没空拒绝。10月6日我在秦某家吃完晚饭后再让秦某去邀请张某某，这次张某某答应了。我马上骑车去马伟民家，让马伟民和宋创业做好准备，在河南路海宁路口的车站等我的行动通知。”
“安排妥当后，我就回秦某家开始打麻将，我玩了几圈后就由秦某替我，然后假意忙着倒茶、买烟、买点心，进进出出的以麻痹张某某他们，当21时30分的时候，我趁机溜出，一路小跑去了河南路海宁路口，将马伟民和宋创业领到张家门前，然后就在21时45分返回秦某家，继续打麻将。”
郭建新、宋孝慈和全程听审的张声华一致认为杨国柱在避重就轻，把事情说得好像自己只是个牵线人，为了让他彻底交代，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抓获马伟民和宋创业。
外围调查发现，马伟民和宋创业对杨国柱被抓一无所知，所以10月11日当晚的抓捕行动非常顺利，马伟民和宋创业到案后没作过多顽抗，很顺滑的交代了他们在10.6案中所犯下的罪行，和现场勘查结果和刻画的犯罪过程完全吻合。至此，10.6案告破。
随后，虹口分局刑侦支队马冬江副支队长再接再厉，又针对富阳11.29案再审杨国柱，此时已经是惊弓之鸟的杨国柱再也无法遮掩，交待了自己伙同马伟民制造富阳11.29案的全过程。
1990年11月26日，杨国柱打听到李某仁厂长出差在外，要好几天才能回家，于是就火速通知马伟民立即赶到富阳，然后谋划一番后由杨国柱在11月28日先到乒乓球厂露个面，然后声称自己要赶回县城，以制造不在场证明，然后在县城和马伟民汇合，两人在傍晚赶到李某仁家，躲在附近的稻田里等待下手的机会。待李家麻将搓完，客人全部离开，主人熄灯休息时，杨国柱和马伟民就上前去敲门，在得知是杨国柱后，李某仁的妻子不疑有他就给开了门，没想到门刚开，两人就凶神恶煞地冲了进去，将李某仁的妻子和12岁的女儿活活掐死，然后翻箱倒柜，劫得现金3万元，存折20万元，金戒指一只，然后又在现场洒酒和洒水，洗掉脚印，破坏嗅源。
当马伟民得知杨国柱供出了富阳11.29案后勃然大怒，大骂杨国柱“出卖朋友”，于是又交代了一起公安机关尚未破获的命案：
1991年12月初，杨国柱和马伟民瞄上了南市区大华烟杂店店主余某，因为他的店位置好，生意兴隆，目测很有钱。于是经过几次踩点后，于12月19日凌晨1时左右带着一把铁锤潜伏在烟杂店附近，待余某外出倒痰盂的档口潜入店内，待余某返回时用铁锤将余某活活砸死，然后上楼将余某90多岁的老母亲活活掐死，然后两人翻箱倒柜抢得现金1.7万元后逃离现场。
随后，马伟民又交代了一起伙同杨国柱一起在南通犯下的特大入室盗窃案，经联系南通市公安局，查明情况属实——
……
最终，杨国柱、马伟民和宋创业因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被悉数判处死刑。
经朱达人局长批准，此案被上海市公安局列为1993年度十大金奖案例之首。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朱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