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资源诅咒”的涵义，Auty将其定义为“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本文认为，对“资源诅咒”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对丰裕的自然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也可以说是对资源开发过程中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得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困难，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绩效和发展质量往往弱于其他经济区域。

资源本身的属性和资源开发的经济特征存在六大方面的特殊性引发了“资源诅咒”，“资源诅咒”主要通过六大效应进行传导，传导中对区域产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其突出的重要表现形式为“资源诅咒”对制造业的挤出、对资源型产业的锁定和“荷兰病效应”使得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逆向演进，阻碍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进程。

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传导中的孤岛效应使得越靠向前端的资源产业其产业关联度越小、产业布局分散，进而导致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存在失调，两者之间不能正常地互动。

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的制度效应，使得资源型城市资源产业产生严重依赖，对未来产业发展的形势缺乏判断，产业政策本身落后，带来诸多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本章基于资源开发的特性和传导，分析资源开发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影响机理，构建资源开发与产业转型理论逻辑框架，为后文研究奠定理论框架支撑。

在传统的经济学看来，丰裕的自然资源是工业化起步的基础和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正是利用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实现了其经济腾飞。但是大部分资源型国家或区域却陷入了经济发展的恶性循坏，其经济绩效显著落后于大多数资源贫乏的国家。

自然资源尤其是化石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与其他一般产品的生产不同，具有其特殊性，导致资源型经济体本身具有其他经济区域不同的特性。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矿产资源稀缺、可耗竭，绝对空间上看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损耗殆尽的，资源在其开发的过程中，其所有权在逐步地丧失。

资源型经济体在可持续发展上受到一定挑战。二是在化石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一次性投入较大，因其资产专用性大而导致沉没成本较高，生产要素牢牢锁定在资源性部门，路径依赖的发展惯性使得资源型经济体在后期转型中难度增大。

三是矿产资源的开发通常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高风险性，会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的破坏，如煤炭开发过程中对地表植被的破坏、石油天然气开发对地层中地下水的破坏以及煤炭石油开发对大气的破坏等等，因此资源型区域在环境规制下，其绿色发展的成本会增加，资源型产业的经济效益会下降。

四是矿产资源的价格通常不稳定，而且在一定的经济周期内会有较大甚至是剧烈的波动，对资源型经济体的经济冲击较大，经济稳定性会受到较大考验，资源型经济体的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冲击。

五是矿产资源产品属于上游产品，石油更是被称之为“工业的血液”，对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能源支撑，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采取特殊的管制政策或垄断策略，以整体平衡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的稳定，或者对工业化原始积累提供无偿的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必须着眼全国的大局，自身政策可闪转腾挪的空间并不是很大，石油更是国家的战略资源，石油资源型城市更是如此。

六是矿产资源的分布埋藏特征决定了矿产资源的开发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大都位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荒漠戈壁、盐碱荒滩或者水资源缺乏等，对本区域来讲后续由矿业区域转为适合人类居住、具有一定生活品质的城市有天然的制约，从宜居上来看对人的吸引性不大。

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六个方面的特殊性导致资源型经济体容易引发“资源诅咒”的难题。

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开发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产品和产业，矿产资源本身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资源财富转化为高额的报酬和利润，矿业资源开发中的负外部性会导致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如果缺乏规范、约束和激励，极易产生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治理难题。

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缺乏监管导致安全的投入转化为企业利润，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发展难题。资源性产品价格的高波动性又会因收益波动引起部门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产生“反工业化”的现象。

加上资源性产品的低产业关联性和强资产专用性，极易导致资源开发的繁荣和锁定效应，最终会带来产业结构的难题和挤出人力资本与创新导致经济增长的难题，也就是因为矿产资源开发的特殊性进而传导产生“资源诅咒”。

诅咒发生实则是对资源财富的使用和调控方面存在制度设计的失当，这本身是“资源诅咒”的生成机理，引发诅咒的并非资源本身。“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荷兰病”原指荷兰因为石油资源开发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制造业出现衰退、丧失国际竞争力的“反工业化”现象。

“荷兰病”效应是20世纪80年代阐释“资源诅咒”现象的主流，主要应用在国别间研究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时学界研究“资源诅咒”的两种效应，出口剧增引起本国货币升值，同时将从事农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吸引到资源性产业。

从而导致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大幅度下降，非贸易品的成本上升。许多后来学者对“荷兰病”的研究提出了诸多质疑，一方面是资源部门是否具有干中学特征或者技术进步是否缓慢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第二方面是“荷兰病”效应的验证中假设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固定不变，并充分就业，但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来讲，劳动力是充足的，不可能存在充分就业的理论状态，因此资源部门的繁荣是吸引了域外资本和劳动力的进入，足以对冲掉国内生产要素的稀缺。

贸易条件恶化论，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来看，资源富集区域的比较优势产品是自然资源矿产品，但是矿产品的价格长远来看会远远低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Singer认为长期出口初级产品将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经济发展会最终走向落后。

后来的学者如Blattman等人通过对比初级产品出口国和发达的工业型国家，认为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两者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制造业产品不同于初级产品，具有市场优势，制造业的成本下降不通过价格形式向外传导，而是通过工资的提高将超额利润转移给工人。

长期来看，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增加出口以平衡制造业产品的进口，这会使得本国居民福利增长变缓。此外，资源性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大，会对资源型经济区域的平稳增长产生不良影响。

阿根廷经济学家Pebisch将世界各国分为高度工业化国家和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后者经济往往有增长没有发展，前者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外围，大都为资源型富集国家或地区，“中心-外围”理论其实也是一种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深化与发展。

对这一观点，学界存在一定的异议。部分学者认为这一观点仅仅反映了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工业制成品与能源初级产品进出口价格比率下降是客观事实，但事实本身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不确定性同时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其不同于其他初级产品，资源市场的价格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今日话题：从生成机理和作用机制两方面，对“资源诅咒”进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