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1966年生，山西襄垣人。1984-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91-1994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从事隋唐史、法制史、历史文献等研究。专著有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合著）《中国古代官制概述》（合著）《〈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合著）。
一
我们在谈论历史研究工作时，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学术基础怎么样。那么，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础，才算是登堂入室，可以进一步做研究工作呢？我想，这个基础就是要懂得和掌握做学问的一些常识。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北京大学研究宋史的前辈学者邓广铭先生曾经说，做历史研究需要掌握四把钥匙，即职官、地理、年代和目录。没有这四把钥匙，你就进不了门。
研究中国古代史，要能读懂古书；所谓读懂，首先是能够句读。句读，简单地说，就是能对古书加以断句。这并不容易，吕思勉先生在二十年代曾写过一部《章句论》，现在收入他的《文字学四种》，八十年代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大家可以认真读一下。对学习唐代以前历史的学生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并不严重，因为唐以前的主要材料都已经经过了标点，不少还作了校勘，我们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但宋以后的材料很多，不少是没有经过今人整理的，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了。在句读时会遇到很多问题，无法断句，这里遇到的一只主要拦路虎就是职官。不清楚官衔的名称、意义，句子就很难点开。五十年代，曾经由顾颉刚先生（他是古史辨派的著名学者）牵头标点《资治通鉴》。参与标点工作的都是一流的历史学者，像周一良、聂崇岐、何兹全等先生，都参加了这一工作。但是标点本《资治通鉴》出版后，语言所的吕叔湘先生就给他们挑了很多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就是职官的问题，把衔名官称点断了，点错了。吕先生的这篇文章，收在《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里，大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篇文章。这样一批大学者，当时不少是二级教授，都是研究历史有名的专家，包括专门研究职官方面的专家，但在这个问题上都会遇到困难，大家就可想见在古书标点方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无论研究那个方面的题目，第一个要做的工作就是编年。首先要搞清楚你研究的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各种事件、材料相互之间的时间关系，这样才能知道它们的前后变化和相互影响。所以历史研究没有年代、没有编年，就无从谈起。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史上有确切纪年，是始于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现在李学勤先生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试图给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确定一个大致的年代序列。所以你看这个工程的报告简本，即《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最核心的就是表，时间表；文字是为说明这些表的。
有了确切或相对确切的年代，我们才可以研究历史的变化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另外，年代方面还有一个换算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使用一些工具书来换算，比如陈垣先生编的《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影印本，《中西回史日历》更详细一些，不过此书在62年印过后，再没有印过，不容易见到。现在一般可以使用方诗铭先生编的《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用这些书时，要自己编一个六十甲子表，夹在书里，方便查对。专门一些的，
在地理方面，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个人物，都有一个发生或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地理。地名的变化有时非常大，特别是到了后代，文人的文集里出现的地名往往是古地名，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明清文人喜欢用古地名，放着当时的名字不用，却要用历史上某个时候的名字。至于是用历史上哪个时代的名字，又与他的个人喜好有关，他用的可能是这个地方的汉代的名字，也可能是隋唐的名字，也可能是宋代的名字。所以，地名搞不清楚，你就难以确定这个材料所说明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这样，他所谈的整个问题就都搞不清楚，让人一头雾水。
再一个就是目录的问题。目录学，最简单的，就是要告诉你应该读什么书。我们今天有标点本的古籍，版本问题不再是一个大问题了，或者说不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了。但在以前，在没有标点整理以前，版本问题非常重要。一部书流传了若干年，其间不断地翻刻，在刻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一个版本好坏的问题。
这样讲，并不是说四库本一无是处。魏晋南北朝时有一部书叫《博物志》，我们文学所的一位老先生范宁把它整理出来了，就是《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他在整理的时候参考了很多版本，包括一些很早的版本。但他没有拿四库本作参照，结果他认为一些地方讲不通，讲不清楚，他认为是错了的，他估计应该是什么字的，你去对一下四库本，会发现往往就是那个字，跟他推测的差不多，可以读得文通字顺。在编《四库全书》时，那些馆臣编了一部《四库全书考证》，书目文献出版社在1991年影印出版了。这是他们在编《四库全书》时所做的一些文字校勘、考证工作的汇编。这部书中有关《博物志》的考证，只有三五条。这说明《四库全书》编纂时所用的《博物志》的底本是比较好的。而新校本的整理者没有见到这个较好的原始底本，又没有参照四库本，结果有些问题就没有能够用版本校勘的方法加以纠正。所以，在用材料的时候，一般我们不主张直接用四库本，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本。如果把它当作十分可靠的版本来引用，是不太严肃的。这种情况以前很少，因为《四库全书》比较少见。现在有了电子版，很多著作都引四库本，这是很不好的。大家在做论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材料时可以用电子版的《四库全书》来检索，但检索之后一定要用比较好的本子核对一下，千万不要不经覆核而直接引四库本。
目录就是要告诉你，需要读什么书，该书什么版本比较好。前人要掌握读书门径，主要是通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提要》是研究中国文史学问的入门书，是一个津梁。《四库全书》收录的文献是相当全面的，特别是元以前的书，基本上都收了。而那些没有收的书，又以各种方式收入到了其他丛书中。如果一本书，你在《四库全书》里查不到，你就要去查另一本书，叫《丛书综录》，是上海图书馆编的一个丛书目录。现在，阳海清先生又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部《丛书广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补充了后来的一些丛书目录。所以现在你要查什么书，通过这几个目录书基本上可以查到。可以先查《丛书综录》，因为它也收了《四库全书》的目录，查不到的话再查《丛书广录》，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是比较罕见的书了，可以再去查各个图书馆编的善本书目或古籍书目。另外，上海图书馆还编过一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不包括线装古籍，也很有用。上海图书馆编过不少非常有用的目录，给我们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也许跟长期主持图书馆工作的顾廷龙先生有关吧。
通过目录书我们就可以知道都有些什么书，需要读什么书，这是读书的门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份量很大，于是又编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就是不收提要，有的话也只一两句，主要是目录，这样就比较便于携带和使用。当时的学者要研究一本书有多少个不同的版本，就随身携带这个《简明目录》，见到不同的版本就标到上面去。
因为《四库全书》收的书籍数量太多，对于一般学者来说也不需要这么庞大的书目，所以清末名臣张之洞在四川督学的时候，就编了一本《书目答问》，后来在民国时期由范希曾做了补正。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曾经影印过，现在最常见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但没有作者、书名索引。后来三联书店又出过，似乎加了索引。我没有用过。
张之洞编这本书，就是要解决“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书本答问略例》中语）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告诉你，有那么多的古籍，不是每一本书都要下同样的功夫，有的书要详读、细读、反复读，有的则只需浏览。所以，要知道最基本的是什么书，在这些书中，什么版本比较好。这本书非常非常重要，影响也很大。不少大学者都是通过这本书，按图索骥，找书来读的。陈垣先生讲他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他就是按照《书目答问》来读书的。所以在解放以前，包括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学文史的人来说，入门的书就是《书目答问补正》。这个书，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要求必须人手一册，放在手边随时查考。做学生的总要有个开始买书的过程，买书的时候先买什么，什么书重要，基本也是以这本书作为一个线索。这里面所列的书，都是极重要的书。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历史所的陈高华先生，曾任历史所所长，组织人编过一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是北京出版社出的，但很多年没有重印了。这本书，研究古代史的人需要人手一本，买不到也要复印一本，这个书非常非常重要。有了这个书之后，《书目答问》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多翻《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过它们你才能知道原始资料是个什么样子。特别是宋以后还有大量典籍没有点校整理，还是不能脱离它们所提供的基本的书目。
我们在读论文时，往往会先看文章的注或参考书目，通过注和参考书目就可以大体知道一个人作学问入门了没有，规矩不规矩。因此许多老先生都说看文章先看注，这是判断你文章好坏的一个基本依据。当然，注不好不等于文章一定不好，但注不好而文章能好的概率非常小。
二
以上就是邓广铭先生讲的四把钥匙，非常非常重要。从今天来说，学术又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常讲一个学者或一个学生基础好还是不好，那么这个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可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目录学、史料学。你要知道你这个专题都有哪些材料，它们各自的史料价值怎么样。
我们讲基础，第一点就是目录学、史料学，就是要知道有些什么书，什么材料价值高，什么材料价值低，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第二点就是要对你所研究的那个时期的政治、法律制度有个非常清楚的了解。就像我们今天，要了解中国的现实，你要知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这些职位在整个国家组织中意味着什么，处于政治生活中的什么位置，要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之间是什么关系，要知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是什么含义。要知道党中央、团中央，是什么关系。等等。你看到史料中一个人的头衔，就要知道他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如果不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一上来就找一个很细小的题目钻进去做论文，毕业可能是没有问题，但对将来的学术发展会很不利。我们说研究生期间要打基础，就是要对这些基本的方面加以掌握。
第三点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具体到中国古代史，就是要以赋役制度为中心，了解社会经济的情况。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变迁情况，要了解你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在解放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经济史非常重视，但近十来年似乎不那么重视了，肯拿出很大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少了，学生更不愿意去关注，因为材料很零乱，很细碎。但是不好掌握也要努力去掌握，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个切实的了解。赋役制度主要涉及一个人对国家承担什么样的赋税和劳役义务。国家的财政状况怎么样，都跟这个有关。
第四点，就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文化。要知道当时的人有什么观念，是怎么想的。
第五点是历史地理。历史地理给我们以一个历史的空间。在这方面，至少对人口、交通路线和环境等问题，要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我们现在用的历史地图主要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惜现在大本的那种不太常见，它上面标示了地形，而我们一般用的这个十六开本是没有标示地形的。地形对我们研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在交通路线方面，文革以前出的一些带地形的地图集是很有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公路线路跟古代的线路相差不大，不像现在技术发达了，可以大规模开山架桥，现在的高速公路跟古代的交通线路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们要对一个时代的人口、交通、地形、环境这些方面有所了解，才能形成一个较为立体的认识。
第六点是大事编年。你研究一个时代，必须对这个时代里面发生的大事，对于年代序列，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否则，研究就无从谈起。我们在学习秦汉魏晋南北史时，许多老师非常重视《资治通鉴》。《通鉴》对这一期的记载，绝大部分取材于这一时期的正史。之所以如此看重《通鉴》，就是因为它对这一时期的史事进行了编年。唐长孺先生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时，自己编过《高昌郡编年》，就是为方便整理文书。宋代史料很多，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尤其为学者所重视，邓广铭先生就说过，资料总得有个归处。若是北宋，总还是得归至《长编》（《仰止集》收梁太济文）。编年就像是一棵树的树干，有了树干，你才能看清楚这个棵树。我们不仅要重视编年类的书，而且在自己作研究时，也要像唐先孺先生一样，作一个自己所研究的专题的大致的编年。有了这个编年，你可能就会发现许多你以前未曾留意的问题。
这六个方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基础。将来你们再选什么题目，研究哪个断代，都要以它们为基础，否则就没有后劲。当然，这个基础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打下的，而且这个基础总是相对的，它跟整个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是有关系的。思想文化也好、经济制度也好，相关研究的程度越深，你对这个基础的把握也就越准确。如果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方面，而只是把它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背景知识，当然主要就是看现有的研究成果。所以学术界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越深入，对我们把握基础就越有利。所以，我们一辈子做研究，其实也是一辈子在打基础。这个工作也使你的研究不至于老是局限在一个点上。历史是个人文学科，如果你一辈子研究的题目都很琐碎，思路很狭窄，那对你将来所可能做出的学术贡献是有很大影响的。评价一个学者的贡献，首先是深度，其次是达到同样深度的广度。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就只作过一个题目，即使再深再透，也很难与作过许多题目且同样具有相当深度的学者相比。历史研究，一方面是研究纵向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横向的关系与影响，如果你的知识和视野很狭窄，就难以进行这种工作。就好比看黄河，如果坐在飞机上观察，你就知道黄河是由西东流的。如果你一辈子住在“几”字形的两边，也许你会觉得黄河是由南向北，或者由北往南在流。这就是眼界。你的基础越好，方方面面掌握的越多，你的眼界就可能越高，你就越有可能想到各方面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有了这种联系的猜想，你才能去找材料，通过进一步读书来检验你的观点，证是或证非。无论你最初的想法是被肯定了还是否定了，这对你的认识都是一个促进。如果没有宽广的基础，你就根本想不到这些问题。所以基础要不断地进行充实和加强。
三
历史研究，就是通过史料来认识和理解历史。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你如何认识、如何理解，都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关于史料学，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要以简驭繁，要读基本书。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学生来说，写文章、学习，都要读基本书。唐以前书比较少，总共也就那么多，但宋以后，书越来越多，特别是明清两代，书多得不得了。那么多的书，从什么地方开始读，这就是一门学问，这里关键就是要读基本书。
第二点是要重视史源，史源问题直接影响的就是史料价值。陈垣先生有一本书是《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出的。他强调的是，有很多材料都是辗转互相抄来的，一定要覆核原始出处。这是就引用史料来说的。我们要强调的是，对同一史实的不同的记载，我们要注意分辨它们是同源，还是一个记载出自另一个记载。我们只有将相关史料都尽可能收集齐，通过排比、分析，才有可能得知“源”在哪里。知道了哪一个是“源”，就能帮助我们判断哪些史料的价值高，哪些史料的价值低。我们要知道这个传抄的源在哪里，这个源头才是真正有史料价值的东西。
使用类书时，也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好多古书丢了，但在类书里保存着。不少学者用类书进行辑佚、校勘工作，找到了不少好材料，比如《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
再一个就是要注意材料的时间性、地域性和代表性。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在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概念，动辄就说“中国古代”如何如何。一条材料究竟是什么时候的材料，它能说明多长时间段内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就古代史来说，因为留下来的材料比较少，我们不可能把材料的确切时间搞得很清楚，但要做到大致不差，或者尽可能的准确或将误差尽量减到最小。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材料的代表性或普遍性。我们拿一条材料来说明一个情况，要考虑它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们在使用材料时，很愿意说“很有典型性”。“典型性”一词很容易给人以误解。我们生活中，常常有所谓的“典型”，这个典型其实是少数。李素丽式的公交售票员是少数，否则也不会被树为典型了。所以，我们用“代表性”来说明这个问题。你引的这条史料所说明的那个史实，能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能代表50%，还是80%，抑或只有20%？当然，史料一般不会有如此明晰的百分比。但我们要留意史料的代表性这个问题。另外，古代文人经常用一些文学性的语言来表达，这多半带有夸张的成分。我们不能把这些带有文学性的词语，视作反映的是真实的情况。我们不能用这种材料来证明当时的真实情况。还有一类，是所谓概述性或概括性的史料，它是对某一类史实的概述。碰到这类史料，我们一般都会很高兴，因为它一下子就能证明自己的说法，我们不用再一条一条地找类似的实例来说明了。殊不知，这类材料最有欺骗性，它的代表性最应该质疑。遇到这样的史料，在高兴之馀，你一定要追究它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这一点我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千万避免以偏概全。在古代史研究中，材料相对比较少，这是经常容易犯的错误。
在对史料的可靠性做判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彼此相同的材料很可能是因为史源一致所致，即这些不同的书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抄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与众不同的材料，可能是另有根据，反而更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史料价值并不因为是“少数”而变低。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判断史料的价值，是偷赖的办法，在论证逻辑上也是站不住的。
对于材料的可靠性，要进行综合判断。我在这里可以提供几个综合判断的思路，大家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可以参考。
首先是作者，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他的经历、履历他可能不可能知道这样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在用笔记野乘的时候，就象我们今天读今人的回忆录，我们首先要知道写回忆录的这个人，说话的可靠性有多大。一般来说，亲身经历者的话，可靠性要大些。当然，亲身经历有时候也不一定可信。有的时候他是带着自己的感情倾向和价值判断来写的。他还可能出于种种原因，隐瞒真相，不说真话，甚至故意说假话。这时，我们就要考虑，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要通过审查作者，来审查这些材料的可信性。
第二是把一个事情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放在一个过程中，放到它和与其他事情的关联中来看。
历史研究一定要通过材料来进行，这就像是戴着脚镣跳舞，这个脚镣就是史料。我们必须通过史料来理解和认识历史。历史研究只研究材料所能反映出来的那个历史，材料本身的可信性也要通过材料来判断。材料即使有缺陷，它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
在解释历史时，我们的原则是“理在事中”，一定要通过具体的事来体现“理”，而最好不要“事外求理”，把事情讲清楚之后，自己归纳出若干点原因。这样归纳出的原因，与历史变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原因，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或者说，这些归纳出的原因，我们很难用史实来加以证论，这就变成了一种我们思维逻辑上的原因，而未必是事实上的原因。我们探讨的是一个具体史实的变化原因，而不是一般性的原因。
在研究中，我们也要重视逻辑。一方面，我们要在具体的变化中考察变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我们所作的解释的逻辑性。这也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或者是事实与逻辑的统一。这里的关键仍然是要根据材料来作综合判断。
以上主要是围绕着历史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史料学的问题，谈了一些常识性的意见，没有什么新义，不过是老生常谈，给大家提个醒而已。有关目录查找、工具书的使用，以及学术论文撰写的技术规范等等问题，今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谈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