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名鞅，姓公孙氏，出身于卫国贵族，按理说他应该尽心尽力为了自己的国家去奋斗，可他为什么最后在秦国实施了变法呢？原因是他在卫国无法受到重用，为了寻找自己的一席用武之地，他来到了秦国，辅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成功走向了富强，也为秦国以后统一同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为何最后竟被秦国车裂呢？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变法维新者，是法家代表人物，自小就喜欢法家的刑名之学，最初投身在魏国国相公孙痤门下任中庶子，相当于家臣，门客，后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是个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的旷世奇才，见魏王无动于衷又对魏惠王说：如果你不打算启用商鞅，那么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能让他去投奔别的国家，而魏惠王则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痤无奈回到家中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就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

当时黄河和崤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还有十多个小国家，此时东周王室的势力已经一日不如一日，天下诸侯间都在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而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由于地处偏僻又很窘迫，离戎狄又很近，战国时期关东六国都看不起秦，称其为虎狼之国，说其有戎狄之俗，像对戎狄一样对待，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见到了秦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数日后商鞅第二次见到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终于获得了秦孝公的肯定，但是策略并没有被采用，不过此时商鞅已领会到了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使得身边的景监不得其解，会谈结束后向商鞅询问缘由，商鞅说秦孝公本意在于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之说不感兴趣。

秦孝公听完商鞅提出的一整套富国强兵的变法求新远大发展策略，决定在国内进行变法，但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于是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会议一开始便遭到了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为中心的上层贵族的反对，商鞅在此次会议中可谓是舌战群儒，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在得到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变法就此开始展开，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登记户口，禁止百姓擅自迁居，将山川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禁止私人进入谋生，为了刺激农业的生产，禁止农民购买粮食，迫使农民专心务农，实行愚民政策，隔绝农民与知识的接触，强迫农民心如止水，使农民愚守于耕种，为了抑制商业的发展，规定定商人不得卖粮，提高酒肉价格、加重商品销售税，商人必须为军队提供兵器铠甲，加重交通要道市集的税赋 ，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役等等，这是商鞅制定的第一部法令《肯草令》，法令中的一些规定就算时至今日也难以接受，更何况在公元前的那个时代，其中法令还有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的规定，让国内贵族必须加入到农业生产中，这在封建社会中无疑触会涉及到统治阶层的利益。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而左庶长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也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总理兼国防部长，大权在握的商鞅于是在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变法，增加什伍连坐制，户籍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军队以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一家有罪，其余各家均应告发，如果你不告发，否则将连同腰斩，告发一个坏人跟杀一个人敌人同样受赏，以严刑酷罚等为主特征的轻罪用重刑制度，为了让新法更具威严，商鞅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坚决要处罚触犯法律的太子，也就是日后的秦惠文王，因为不能直接对太子用刑，便将他的两位师傅判刑，赢虔劓刑、公孙贾墨刑，也就是把赢虔的鼻子割掉，在公孙贾脸上刻字涂墨，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按军功赏赐士兵，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证据是敌人的人头，一切社会待遇、社会享受包括占有的土地、宅地、能穿的衣服、能够役使的臣妾，都由爵位而定，有功者显荣，禁止私斗，也就是打群架，打群架肯定是社会影响恶劣的，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商鞅变法时秦国能够控制的人口，也就一百多万，但是在这一百多万人口之中，私斗的风气非常盛行，而且一旦打起来，就不是小打小闹，最大规模的私斗，双方出动人数竟达到万人，最后是国家调集了一整支部队，才勉强压了下来，如此大规模的私斗，实际上跟战争也差不了多少，会造成大量的伤亡，偏偏还没有什么收获，纯粹就是内耗。

焚烧儒家经典，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禁止本国国民游宦至他国谋求官职，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即拥有两个成年男丁以上的家庭必须分家，如果不进行分家就会强迫这些家庭按照男丁人数成倍征税，因为秦朝是按户收税，一户交一户的税，如果不分家的话税收就少了，所以强迫分家，不分家的按男丁人数成倍收税，这不仅仅只是为了更多的征税，而是鼓励这些小家庭去更多的开垦荒地，因为你一个家庭开垦十亩荒地和一亩荒地征收的税赋是没有多少区别的，用如今的话语来说就是“多劳多得”。

第一次变法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秦孝公被封为大良造，这也是大良造首次被用作官职职位，这一时期秦国实行的是十七级爵制，大良造是最高爵位，也是秦孝公时期至秦灭六国前的秦国国内最高爵位，在之后的第二次变法中废除贵族的井田制，重新划分田亩的界线，原来的一亩为一百步宽、一百步长，到了秦孝公时代使用了铁器，生产力提高了，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一亩是过去的五倍，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个人自由买卖，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镇，乡，村，小组，这就是后来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雏形，也是中央集权制的雏形，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鼓励能当兵的当兵，不能当兵的种地打粮食，妇女多织绢帛，只有你的产量高，我就给你奖励，奖励多了以后你还有机会升爵位，统一五花八门的度量衡，度是指计量长短用的器具，例如寸、咫、尺、丈等都是，量是测定计算容积的器皿，如升、斗、斛等，而衡则是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像斤、两，钧等，颁布了国家制定的统一标准的度量衡，重新编订户口，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先秦时期居民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各诸侯国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他们把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族称之为戎、狄、蛮、夷，不少戎、狄、蛮、夷和华夏人是错杂在一起的，戎和狄主要分布在今黄河流域或更北的地方及其西北地区，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是对第一次变法中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在商鞅主持变法的二十来年里，秦国社会得到了蜕变，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了，国富民强的目的也达到了，因此百姓无不尊敬、感激和爱戴商鞅，甚至达到了知商君而不知秦君的地步，在秦孝公病重期间，独揽军政大权，使秦国内部权力斗争更加激化，秦孝公去世后，赢驷登基，即秦惠文王，公子赢虔等贵族势力便罗织罪名，诬其谋反，孝公在位时，其个人威望足以压制这些人，他们不敢胆大妄为，年青的嬴驷刚登基，君位还不稳固，他们便能够毫无所惧，宣泄对商鞅积累了几十年的怒火，在面对旧贵族联盟时，没有人能为商鞅阻挡，这时的嬴驷不可能为了保商鞅一个人而冒犯所有老贵族，万一这群王八造反，那可如何是好?

商鞅因为变法，打压了很多秦国老贵族势力，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实力依旧不弱，如果处理不好商君之法和老世祖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对秦国日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压力全部放在了嬴驷的身上，想要平息老世祖的愤怒，就只能牺牲掉商鞅，所以下令出兵抓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投宿客栈，店主见他未带凭证，不知他是商君，按照秦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重罪的，只能拒绝后去报告官府，想跑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为他曾经诱擒过公子印，二话没说就将商鞅抓了起来，本想一刀砍了又不敢，想吊起来打一顿吧，还是不敢，毕竟商鞅是秦国的商君，哪怕他变成了罪犯，也属于秦国大人物，想来想去还是将商鞅送还了秦国，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商鞅被车裂了，族人也被连坐腰斩了，死得很惨。

有人说嬴驷杀商鞅是为了报当年侮辱师傅的仇恨，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明君，肚量不至于那么狭窄，不会为了很多年前的事记仇到如今，况且商鞅只是依法行事，虽有私恨，却无公仇，更没有太多的为难嬴驷，这个杀商鞅的理由站不住脚，也有人说是商鞅功高盖主威胁到了赢驷的君王位置，分析一下也站不住脚，根据史书记载秦孝公临终时，提出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力辞而不受，固然，秦孝公究竟只是摸索还是真心禅让我们无从肯定，但假如商鞅有反心，何须力辞呢？到嬴驷登基后，商鞅为了自保，也提出过辞职卸甲归田，所以嬴驷基本上也没有担忧他对秦国不忠而威胁自己的可能，那么，嬴驷为何还是杀了商鞅，还采用车裂的残暴刑法呢？根本原因还是新是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是杀给赢虔等老贵族势力泄愤的，只有处死商鞅才能化解秦国面临的这场危机，是嬴驷巩固君位的牺牲品，这个结论可以从樗里疾超出诸侯之礼安葬商君，赢驷假装没有看到得到证实，也可以从后面将甘龙等老世族在商君受刑之地斩首示，赢驷为商君申冤昭雪得到证实。

当然，商鞅之死，也可以说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之后的必然结局，我们以后人的上帝视角分析，商鞅有太多的取死之道，首先新法是站在国君的利益角度的出发，从来也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百姓的角度去变法，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在这次变法之后，秦国的国君成为了秦国最大的地主，这也是秦惠文王没有废除商鞅法令的一个原因，其次是新法过于严厉，鼓吹轻罪重罚，即使是逃亡的时候想要投宿，都因为不能提供合法身份证明这种小事情而被拒之，再者是为了击败魏国夺取河西，用了卑鄙的手段俘虏了公子卬，因此魏国的人对商鞅有仇恨，切断了自己要从魏国边界逃亡的最后之路，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威望太高，权势俨然如一个国君一般，秦惠文王又怎么能容得下他。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法治的初期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