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校鄙视链终极提问：你们学校有几个诺贝尔奖专属停车位？

新东方CEO周成刚于2013年发起“探寻世界名校之旅”，连续7年带队走访了四大洲20多个国家的200多所世界名校，采访教授、招生官、留学生500余人。本文节选自周成刚“世界名校启示录”系列文章，希望通过一则故事、一个人物、一段历史解读世界名校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带给我们关于更美好教育的启示。

图/文│周成刚

第一次遇到诺贝尔奖得主专用停车位，颇有几分戏剧色彩。2013年10月，我带队探访美国名校，从美国西海岸开始，第一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分校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伯克利市，是一所世界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它是加州大学的创始校区，以自由、包容的校风著称，再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历届留学生申请的首选学校之一。当然，这所公立大学的学费比私立学校更有竞争力，美国学生也趋之若鹜。我们的探访自然绕不开这所名校。

晚霞中的旧金山采访之前就有朋友告诉我伯克利是一所典型的城市大学，校园里寸土寸金，停车位非常不好找，外部车辆进出更是不便，最好别开车过去。我自认在北美住过，找个停车位不算难事，于是没把朋友的建议当回事。采访当天，我们一行八九号人，背上摄像机、照相机、三脚架等各色器材，开着两辆越野车，浩浩荡荡过去了。到了学校才发现，停车位真不好找。收费停车场都没有空缺，更不用提免费车位了。眼看约定的采访时间就要到了，大家伙儿越来越焦躁。正当我们感到有点绝望的时候，有同事突然大叫一声：“前面有车位！”我抬头一看，眼前整整齐齐一排车位，只停了一辆旧车，心里一阵暗喜：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多停车费贵一点，办事要紧。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车刚停稳就七手八脚忙着卸器材。我突然感觉有点不对——整个校园到处都停满车，唯独这里有那么多车位空出来，其中必有缘故。我急忙四处查看有没有告示或说明。果不其然，旁边竖着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赫然写着“诺贝尔奖得主专用车位”。

伯克利诺贝尔奖得主专用车位这下洋相出大了！我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停车警示牌，不是缴费，不是罚款，不是扣车，只是告诉你，诺贝尔奖得主才可以把车停这儿。这种事，在世界顶级名校才有可能遇到。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理阴影面积——我居然如此无知，竟敢把自己的车停上去！我立马指挥队员把车挪开，又赶紧四下里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发现我们这群人可笑的举动。尴尬之余，我内心还真有点不服。我特意拉住路过的一位同学询问，你们学校有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吗？同学不无自豪地告诉我，光是还在给学生上课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有9位。这位同学还补充说，教授获得诺奖之后，学校都会给予奖励，那就是一个免费的停车位。这番话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很多美国大学的停车位很紧俏。事实上，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停车一般是收费的，尤其是位置方便的停车位。为了便于管理，有些学校会颁布一系列不同级别的停车牌照，如普通牌照、访客牌照、助教牌照、教授牌照、VIP牌照等，其中最牛的就是写着“NL”的诺贝尔奖得主停车牌照，学生老师对此也是津津乐道。名校之间较量的不是大楼而是大师，学校拥有多少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停车位也就成为一所大学是否拥有强大学术实力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有了这次教训，现在我到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肤浅地对比大学的楼有多高或外表有多光鲜，而是老老实实地去探索学校的内在力量，探寻学校的学术追求和精神之美。这可能也是名校真正的魅力所在吧。

伯克利分校建于1868年，历史不算特别悠久，能够成就今天的骄人成绩，靠得就是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实干的担当意识。上世纪30年代，美国教育委员会向2000位著名学者发起调查，最终伯克利以“杰出的”和“适宜的”的学科建设跻身美国一流学府之列，这是200余年来美国公立大学向传统的私立名校常春藤大学发起的首次挑战。 1942年，美国教育委员会评定伯克利大学拥有的顶尖院系数量跃升为全美第二。

伯克利校园一角根据维基百科的统计，截至2019年3月，伯克利的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员中统共诞生了107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学校还培养出14位菲尔兹奖得主和25位图灵奖得主。数学大师陈省身在这里建立了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在此领导了曼哈顿计划，制造出了人类第一枚原子弹和氢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欧内斯特•劳伦斯在此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并建立了美国顶级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西博格等人在此发现了十六种化学元素，数量居世界首位。历史上的辉煌成就证明了伯克利的科研实力和对国家的杰出贡献。可以说，从20世纪早中期开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便进入了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学科研究的黄金时代，自那时起，伯克利科研实力与日俱增，一跃成为世界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学术独立和精神自由是伯克利始终如一的办学、治学和教学追求。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伯克利分校顶住压力，率先发起了抗议美国政府的示威活动，反对越南战争，学校因此一夜爆红，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1964年9月24日，伯克利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和阿特•戈登堡（Art Goldenberg）发起了“Free Speech Movement”（“言论自由运动”），抗议禁止发表反越战言论。这场运动最多时有上万学生参加，在美国轰动一时。后来，“言论自由运动”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改变了几代人对政治和道德的看法，这种自由精神又进一步延伸到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伯克利也由此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变革的策源地之一。

伯克利教学楼前一景随着自由思想和叛逆精神在伯克利的不断兴起，有着标新立异的形式、实则追求个人自由的嬉皮士文化在校园里孕育而生。《毕业生》就是体现这一叛逆精神的电影代表作品。它以伯克利为背景拍摄，获得了1968年金球奖最佳影片，至今仍是影坛经典，其电影主题歌《寂静之声》和《斯卡堡集市》广为传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至1971年，一贯睥睨俗世、不喜新规旧约的著名华人女作家张爱玲在伯克利从事了三年的学术研究。才华横溢的她曾自嘲“所有的只是天才的怪僻缺点”。在伯克利，每一个自由的灵魂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伯克利坚持自我的鲜明个性和不拘于世的自由思想，使其越发与众不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追求“精神之自由，人格之独立”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它的自由精神和治学态度不仅体现在理念上，更是落实到具体而微的实际行动中。给诺贝尔奖得主奖励停车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伯克利，即便你获得了诺贝尔奖，也不会换来升官发财的机会，学校既不会给你巨额奖金，也不会送你豪宅别墅，更不会让你火箭升迁——但是，学校会奖励你一个专属停车位，放上独特的蓝色停车标识，其它任何车辆就不得再占用。这个小小的停车位，是学校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唯一奖励。除此之外，获奖者不享受任何特权。他们每天照样要上课、做实验，和往常一样申报科研经费，和其他科研人员公平竞争、努力打拼，一切按部就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反观国内，这几年经济高速发展，科技快速进步，社会发展势头迅猛，很多领域都追求速度更快、步子更大、效益更显著，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违背学术良知的现象，有一些教授、学者不专心研究，整日浑水摸鱼，到处兼职挣钱，建立形形色色的工作站骗取经费。有一位2017年才当选的院士，居然以“跑马圈地”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速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全国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院士工作站和院士工作室88家，有时候一天挂牌两个工作室。这种违背科学精神和科研良心的举动是对科学家这一身份的抹黑以及对科研精神的亵渎。科研荣誉不需要用利益或特权来标榜，更不需要用世俗的标准去判断。在科学奥秘的艰难探索途中，收获更容易属于那些为科研而科研的痴心、为好奇而发现的纯粹，至于最初就想求功利的科研，极有可能一无所获。我们尊重科研，敬重科研工作者，支持科研工作者有效、有尊严地开展科学工作，同时我们也敬畏踏实求真、钻研求实的科学精神。这种超越任何功利的考虑，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源自古希腊，是人类千百年来文明历史中一条绵长的红线，今天看来，更应该是科学的底线。 2019年5月，我带团队重访澳洲八大名校。在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采访时，我在校园里再次遇上了诺奖得主的专用车位。那个不显眼的车位和校长专用车位并排在一起。可以说，这是一项特殊的奖励，也是至高的荣誉，是尊重科学、向科学家致敬的特殊方式。科学是仰望星空的精神和脚踏实地做学问，如果没有一颗淡定的心，如果不能超越实用究其根本，那么就没法在科研的路上走得太远，更不可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停车位 2011年，伯克利教授索尔•佩尔马特和另外两位科学家一起斩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知自己获奖时，这位天体物理学家正在教室里监考。据学生们回忆，教授听到消息后微笑着说：“我终于也有自己的停车位了。”

周成刚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CEO。8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外语系，96年赴澳大利亚攻读传播学硕士学位，98年考入英国广播公司担任中文部记者，2000年回国加盟新东方。当过大学教师，做过新闻记者，倡导国际教育，传播多元文化。著有畅销书《镜头里的世界名校》和《由东向西看教育》，并有《时间机器》《如何阅读一本书》等经典译作出版。在回国20年的教育创业实践中，屡获殊荣。2015年被授予ACAA“澳中杰出企业家校友奖”，2017年荣获人民日报社“海归中国梦年度人物”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