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董家耕宁愿放弃上北大，也要回乡务农，他为何这么做？

1961年的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一场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江苏盐城县董伙大队，一个名叫董家耕的高中毕业生，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他放弃了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机会，毅然决定回到农村务农。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老师们惋惜，同学们不解，父母更是以泪洗面。但董家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这个年轻人放弃城市的繁华，选择回到农村？他在之后的人生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沉浮？他的选择，究竟给那个年代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走进董家耕的故事，解开这些谜题。

一、逆流而上的抉择

1961年盛夏，江苏盐城县董伙大队的村口大树下，几位村民正聚在一起谈论着一件新鲜事。村里的董家耕，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竟然放弃了保送北京大学的机会，要回村务农。这个消息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个时期，能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少之又少，更不用说是被保送到北京大学。董家耕从小就展现出优异的学习天赋，小学和初中都是班里的第一名。高中时期，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担任了班级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更是让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就在村里人都以为董家耕即将离开农村，去北京开启新生活的时候，他却递交了一份回乡务农的申请书。这份申请书先是在学校引起了震动。班主任马老师看到申请书后，立即找到董家耕谈话。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你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北大哲学系多好的机会啊！＂

校长知道这件事后，专门召开了一次教师会议讨论。与会老师一致认为，应该劝说董家耕改变主意。学校领导和多位老师轮番找他谈话，希望他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但董家耕的决心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不仅坚持自己的选择，还特意将自己的名字从＂董嘉庚＂改为＂董家耕＂。这个改名的举动，在当时的农村显得格外特别。村里的老支书回忆说，董家耕是认真地找到村委会，要求办理改名手续的。

消息很快传到了董家。董家耕的父母原本对儿子充满期待，得知这个决定后，母亲整日以泪洗面。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整天闷闷不乐。亲戚们纷纷上门劝说，有的说他不懂得珍惜机会，有的说他太过理想主义。

董家耕的决定也影响到了他的感情生活。他的女友小张是同班同学，成绩仅次于他，已经被省内一所重点大学录取。得知董家耕要回乡务农后，小张苦苦相劝无果，最终选择了分手。

在这样的压力下，董家耕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定。他开始着手准备回乡的各项事宜，将自己的书本、农业资料和简单的行李用扁担挑回了家。1961年8月的一个清晨，当他正式迈出返乡的脚步时，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将在日后掀起怎样的波澜。

就在董家耕回乡的当天，他就拿起了锄头，来到生产队的地里开始干活。那时正值夏收后的农闲季节，田里需要为秋种做准备。第一天下地，董家耕就和社员们一起挥汗如雨地干到了天黑。

二、知识青年的务农实践

回到农村后的董家耕很快投入到了农业生产中。在1961年秋收季节，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达田间，最后一个离开。当时的董伙大队以种植水稻和棉花为主，但由于耕种方式传统，产量一直不高。

董家耕发现，当地农民习惯采用传统的沤田方式种植水稻，这种方法虽然延续多年，但效率较低。他开始在生产队的一块试验田里尝试新的耕作方法。他将从学校带回来的农业科技书籍仔细研读，同时虚心向老农请教。

在1962年春耕时节，董家耕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部分沤田改造成旱田，实行水旱轮作。这个建议起初遭到了不少质疑。生产队的老支书回忆说，当时有人担心改变传统耕作方式会影响产量，也有人认为这样做太冒险。

但董家耕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改革的可行性。他在试验田里精心耕作，将水稻和棉花间作种植。为了确保试验的成功，他经常半夜起来查看田间水位，记录作物生长情况。到了收获季节，试验田的产量比传统耕作方式提高了近三成。

这一成功经验很快在全队推广开来。董家耕编写了简单易懂的技术手册，在农闲时节组织社员们学习。他还创办了夜校，教社员们认字读书，学习农业知识。在他的带动下，全队掀起了学习农业科技的热潮。

1963年，董家耕又开始研究棉花种植技术。当时当地棉花普遍采用撒播方式，苗子长得参差不齐，产量不稳定。他提出采用精确定株定距的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播种技术。经过一年的摸索，他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棉花种植方法，使棉花亩产量提高了显著。

在农业生产之余，董家耕还特别注意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1964年春天，他发起组织社员们修建了一条长达两公里的灌溉渠。这条渠道解决了全队三分之一耕地的灌溉问题。当年夏天遇到旱情时，这条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董家耕的务农实践不仅局限于技术创新。他积极推广新品种，引进了抗病性强的水稻品种。在他的建议下，生产队还开辟了一片试验田，专门用于测试新品种和新技术。这些努力为提高农业产量奠定了基础。

到1965年，董伙大队的农业生产水平在全县名列前茅。董家耕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创新高，棉花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越来越多的周边村庄派人前来学习经验。当地的农业局还专门组织参观团，实地考察董伙大队的耕作方式。

三、从榜样到时代符号

1965年春天，一篇题为《一个高中生的选择》的报道出现在省级报纸上，这篇报道详细介绍了董家耕放弃北大、回乡务农的事迹。这篇报道很快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相继派记者前往董伙大队采访报道。

董家耕的事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他坚持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记录农村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日记经过整理后，以《董家耕日记》为名在1966年初开始在多家报纸连载。日记中既有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探索，也有对农村生活的真实记录。

一位当时负责编辑《董家耕日记》的编辑回忆说，这些日记吸引了大量读者来信。很多读者被董家耕朴实的文字和务实的工作态度所打动。有的读者专程从外地来到董伙大队，想要亲眼看看这位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

在董伙大队，董家耕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不仅在生产队里干活，还经常到老农家里拜访学习。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农回忆说，董家耕经常带着笔记本来请教种田经验，有时一坐就是大半天。渐渐地，这些老农都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为了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董家耕在1966年初创办了农民夜校。他利用农闲时节，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支起煤油灯，教农民认字识文。夜校从最初的十几个人，逐渐发展到四五十人。董家耕还自编教材，把农业知识编成顺口溜，方便农民记忆。

当时，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董家耕的事迹成为这场运动的一面旗帜。各地的知青代表团纷纷来到董伙大队参观学习。董家耕经常被邀请到各地作报告，分享他回乡务农的经验。据统计，仅1966年上半年，就有超过200个团体来到董伙大队参观。

在董家耕的影响下，董伙大队的文化教育工作也有了新的突破。他和其他几位年轻人一起，在大队部开辟了一间图书室。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摆满了农业科技书籍和文学读物。每到傍晚，总有不少社员来这里借书看书。

董家耕还特别重视年轻人的培养。他组织了一个青年学习小组，定期开展技术交流。在他的带动下，大队里的年轻人纷纷参与到农业技术创新中来。一些初中毕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新的耕作方法，有的还在试验田里进行品种选育。

到1966年底，董家耕的名字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符号。他的事迹不仅出现在报纸上，还被写入了中学课本。在全国各地的知青中间，＂向董家耕学习＂成为一个广泛流传的口号。一份当时的统计显示，全国有数千个知青小组以＂董家耕小组＂命名。

这个时期，董家耕开始系统整理他在农村的工作经验。他将自己对农业生产的思考和创新方法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在当地印制后免费发放给其他生产队。这本被社员们称为＂红皮书＂的小册子，很快在周边地区传开，成为许多农民改进耕作技术的指导材料。

四、曲折与坚持

文革期间，董家耕的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1967年初，一些人开始质疑他放弃北大求学的动机。有人指责他＂沽名钓誉＂，还有人说他是＂假知青＂。董伙大队的大字报上出现了批评他的文章，一些曾经支持他的人也开始保持距离。

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董家耕创办的农民夜校被贴上了＂资产阶级教育阵地＂的标签，被迫停办。他收集的农业科技书籍被指为＂封资修＂毒草，那间小小的图书室也被贴上了封条。一些批斗会上，董家耕被要求交代他为什么要放弃上大学。

但在这样的形势下，董家耕依然坚持着他的农业实践。当时的生产队长回忆说，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董家耕仍然每天坚持下地劳动。他继续在试验田里进行新品种的测试，默默记录着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数据。

196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灾给董伙大队带来了严重威胁。董家耕带头组织社员抢险救灾。在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后，他们成功保住了大队的粮食仓库。这件事让很多对他有偏见的人开始改变看法。

1969年初，董家耕被安排到养猪场工作。这是当时最艰苦的岗位之一，但他没有怨言。在养猪场工作期间，他发现了猪瘟早期预防的一些有效方法，整理成册后交给了畜牧站。这份材料后来被证明对防治猪瘟有重要参考价值。

1970年，董家耕被调到大队农机组。当时的农机组只有两台老旧的手扶拖拉机，经常发生故障。董家耕自学了机械维修技术，常常工作到深夜。他还根据当地田地的特点，对拖拉机进行了一些改装，提高了作业效率。

1971年的一天，一位曾经劝说他上大学的老师来到董伙大队探望他。这位老师看到，当年那个优秀的高中生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手上满是老茧，皮肤晒得黝黑。但他在农业生产上的专注和热情丝毫未减。

1972年春天，董家耕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改一改良＂的稻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改进了传统的插秧技术，提高了水稻产量。这一方法很快在周边地区推广开来，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技术革新。

到了1973年，董伙大队的政治风向开始改变。一些人重新认识到董家耕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他创办的农民夜校重新开课，被查封的图书室也重新开放。那些批评他的大字报逐渐被撤下。

1974年，董家耕被推选为生产队副队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开始系统总结过去十多年的农业生产经验。他组织社员们开展农业技术交流，把成功的种植经验编成易懂的手册分发给社员。同时，他还积极引进新型农业机械，为农业现代化打下基础。

这一时期，董家耕还开始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他发现很多农村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辍学。于是，他和其他几位社员一起，在农闲时节开办了一个简易学堂，免费教孩子们读书认字。这个学堂虽然简陋，但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农业科技推广者

1975年春，董家耕被选为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这个新的身份让他有机会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农业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他开始定期深入到全县各个生产队，为农民讲解科学种田的方法。

在推广站工作期间，董家耕首先着手解决水稻育秧问题。他发现全县各地的育秧方法不统一，秧苗质量参差不齐。经过反复试验，他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当地气候特点的育秧技术，并编写了详细的技术指导手册。这套育秧方法在1976年春季推广后，全县水稻秧苗的成活率明显提高。

1976年夏天，全县遭遇了严重的旱情。董家耕带领技术小组深入各个生产队，指导农民采取抗旱措施。他根据不同地区的土壤和水源条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他的建议下，很多生产队开始采用深耕保墒、沟灌等节水技术，有效减轻了旱灾的影响。

1977年，董家耕开始关注农业机械化问题。他注意到，很多生产队购置了农业机械，但由于缺乏技术指导，这些机械设备使用效率不高。他组织了一期农机手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手把手教农民操作和维护农业机械。这期培训班为全县培养了一批农机技术骨干。

1978年初，董家耕提出了建立农业科技示范田的设想。在县里的支持下，他在五个乡建立了示范基地，专门用于新品种试验和新技术示范。这些示范田成为农民学习现代农业技术的重要场所。当年秋天，示范田的粮食产量比普通农田高出近四成。

农业科技的推广工作并非一帆风顺。1979年，当董家耕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时，遇到了很大阻力。一些农民担心新品种不适应本地条件，不愿意尝试。董家耕就在自己承包的试验田里率先示范，并详细记录每个生长阶段的数据。这些实践数据最终说服了怀疑的农民。

1980年，董家耕开始关注农村科技信息传播问题。他发现很多新技术无法及时传到基层。于是，他创办了一份农业科技简报，定期将最新的农业技术和种植经验印发到各个生产队。这份简报很快成为当地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

到1981年，董家耕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农业技术培训。他每年都要深入到全县各个角落，举办短期培训班。他的课堂不在教室里，而是在田间地头。在这些培训中，他特别注重实践操作，让农民能够真正掌握技术要领。

1982年，董家耕编写的《农业技术实用手册》正式出版。这本手册集中了他近二十年的农业实践经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技术。手册出版后，很快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使用，成为基层农技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推广站工作的最后几年里，董家耕建立了一个农业科技咨询服务网络。他组织各乡镇的农技人员定期交流，及时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这个网络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农业科技推广的重要平台，为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