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房和文房器物似乎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清宫文房作为兼具皇家与文人双重色彩的内容，其研究往往聚焦于器物本身，而这种审美上的交互关系被讨论得仍不够充分。与皇家园林一样，皇家园林中御用书房也深受文人园林书房空间的影响，尤其是直接受到清代文人园林中书房区域的影响，此时书房区域已经演变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而非明代园林中常见的独立且小型的书房建筑。文房器物和书房空间要构建共同的话语，以适应其在书房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其风格流变的机制则更为复杂，除了工艺、材料的推动，大体系对它们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本文试图从环境的视角、家具模式的驱动，以及器物的变迁等角度抛出文人审美在清宫书房中扮演角色的问题，并基于此提供观看清宫文房的不同视角。

清宫书房以及文房深受文人审美范式的影响，这种论断已经习以为常。但文士审美的构建，以及审美范式话语权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十分鲜见。这种影响力不仅向下影响民间文化，同时向上影响皇家文化。[1] 尤其审美范式由低阶层向高阶层的流动，显然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及社会驱动力，才能得以实现。但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更包含了多个层次内容含混的争论。一是这种向上的影响是汉文化对满文化的影响吗？或者是高层文化向低层文化的流动？如果是高层文化对低层文化的影响，那么，为什么由文人去定义高层文化？文人是否通过“士”的身份建立了向上影响皇家的渠道，还是单纯只是服务皇室消遣的民间风情？作为联络皇家与文人最重要的切口，清宫文房以及与此相关的书房空间成为一个重要的线索。

1

书房与文房：清宫书房的流变

与皇家园林一样，皇家园林中御用书房也深受文人园林书房空间的影响，尤其是直接受到清代文人园林中书房区域的影响。此时，书房区域已经演变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而非明代园林中常见的独立且小型的书房建筑。其所处区域也由明代偏于一隅，变为坐落于与厅堂并重的园林主体空间地位。皇家园林格局深受这种范式迭代的影响。但御用书房的形制相较于文人书房更为复杂，这种复杂不仅体现在皇家园林体量更大，更体现在有诸多因素共同交织。首先，皇家园林是由诸多独立区域甚至是园中之园构成，书房除了承载读书、品画、理政的空间功用外，还担任着彰显清皇室尊重汉文化的政治话语的效用。故而，书房作为一种文化的彰显，频繁地出现在园林的不同区域。其次，由于皇家园林中不同帝王的喜好有所不同，建筑功能频繁更迭，书房功能的稳定性不足。再者，皇家仪式性活动事务、宗教事务的复杂性使得书房需要兼具不同的功能属性，有的具有象征意义，有的则要考虑召见、批奏、览阅、鉴赏等日常活动。比如田源提出的书房分类方法，含纳了藏书型书房、鉴赏型书房、宗教型书房等。[2] 凡此种种，皇家书房尤其是园林中的书房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图1），文房器物和书房空间要构建共同的话语，以适应其在完整书房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其风格流变的机制则更为复杂，除了工艺、材料的推动，大体系对它们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1. 圆明园、长春园内书房数量及位置示意图（底图：圆明园全景图 金勋版）

清代皇家宫苑中的书房主要分为两种空间形态，一种是以书房为名的建筑群组，另一种则是在某些其他功能建筑群中的局部空间。以圆明园、长春园为例，其中以书房为名或以读书为核心内容的建筑群组分别有碧桐书院、茹古涵今、汇芳书院、文渊阁、四宜书屋、廓然大公（原名深柳读书堂）[3]、洞天深处（皇子学习处）；映清斋（包含映清斋、陶嘉书屋、豁如室）。另一种书房的存在方式，即建筑群中的局部空间为书房的空间区域有：长春仙馆内含碧堂、随安室、抑斋、古香斋曾为乾隆书房[4] ；藻园内贮清书屋、夕佳书屋；武陵春色中乐善堂；别有洞天内写曙斋、染碧斋、写琴书屋、自达轩[5]；含经堂东转角楼霞翥楼（味腴书室）；茜园内韵泉书屋；泽兰堂正殿次间；玉玲珑馆内蹈和堂、撷景石、澹然书屋；如园内含芳书屋。（表1）

表1. 圆明园、长春园中以书房为名建筑群组以及建筑群中的局部书房空间统计

虽然第一种形态看似功能更加纯粹单一，但即便是专项的、以书房为名的建筑群，其内部空间同样具有比较杂糅的功能。甚至实际使用过程中与读书没有实际关联，或者实际功用出现变迁，如圆明园图档所记载四宜书屋曾完全作为寝宫使用。[6] 第二种建筑群中的局部空间为书房的空间更是以复合的功能形式来实现的。虽然建筑体量与文人书房不可同日而语，但以杂糅形式存在的空间形式，则是清代文人书房的典型特征，这种情况与明代文人书房的形式截然不同。明代相对独立简明的书房空间院落，如《园冶》所记载：

书房之基，立于园林者，无拘内外，择偏僻处，随便通园，令游人莫知有此。内构斋、馆、房、室，借外景，自然幽雅，深得山林之趣。

——《园冶·立基》

凡掇小山，或依嘉树卉木，聚散而理。或悬岩峻壁，各有别致。书房中最宜者，更以山石为池，俯于窗下，似得濠濮间想。

——《园冶·掇山》

从《园冶》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明代园林中书房营建的基本策略和意趣，即隐匿、简明、淡然，做山林隐士之想。演变至清代书房，更有刻意彰显文士身份的意味，这与清代“士人”身份的不稳定性有关，这里不做深论。[7]以书房之名行厅堂之功[8]，这种复杂的功能体系直接影响了书房内部格局与器物陈列形式。另一方面，功能叠加所带来的紧凑格局的附产品就是室内光线的变化，这种微妙的改变同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文房材质选择的倾向。如黑漆描金类器物家具，在小体量、多窗、无隔断的明代书房的漫反射环境内很难彰显其绚丽的工艺特质，然而在清代书房内，尤其是位于稍间的、有响塘炕布局的紧凑型、单向光源的空间模式中，黑漆描金或黑漆螺钿类器物则可以大放异彩。（图2—4）所以在诸多帝王读书写字像、行乐图、后宫美人图中，黑漆描金类和黑漆螺钿类家具和文房比例很高。

2. 黑漆描金嵌玉寿字炕桌，清，高29.5 厘米，横112 厘米，纵81 厘米

3. 黑漆描金管黄流玉瓒紫毫笔 黑漆描金管黄流玉瓒紫毫笔，清，管长16.8 厘米，帽长8.8 厘米，帽径0.9 厘米。笔头紫毫制，形似兰蕊，根部饰黄色毫毛。笔管、笔帽均为竹胎髹漆，黑漆地上描朱绘云龙纹，笔管末端及笔帽两端分别描金回纹一周。管上端刻阴文隶书题“黄流玉瓒”四字

4. 牙雕黑漆地描花笔筒，清中期，高13.7 厘米，最大径11.5 厘米

刘潞认为，清宫书房的功能从单一走向多样是宫内文翰活动发展的结果。[9] 基于这种论断，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变迁同时也是明末清初文人书房转型的主流方向。随着清代皇室对汉文化不断地吸纳，这种转型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清宫书房的整体走向。

2

坐具影响下的文房：不同的家具主导空间系统

当然，清宫书房有趣的一点是，由于清代皇家书房仿模不同时代的文人建筑, 一座园林中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书房制式，可以在同一历史时期看到一个长时段书房格局的演变。如圆明园四宜书屋的建筑形制可以看到仿模嘉兴陈家花园的手段，除了临水而建的涵秋堂，其他建筑均为三开间以下的单卷小房[10]，与如汇芳书院的建筑风格与空间格局有显著的区别。这种格局下的房屋陈设布置，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给出了一个标准的文士摆设方案：

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暖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佳。壁间悬画一，书窀中画惟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之，禽鸟人物不与也。或奉名画山水云霞中，神佛像亦可。名贤字幅，以诗句清雅者，可共事……[11]

在这种简明的空间内，书房家具的构成也相对单纯。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大体量、具有空间分割作用的家具是缺失的。例如博古架这种阻隔视野的家具在明代书房并非主流陈设，柜架类大型书房家具往往主要是用于置书。（图5）随之而来，博古架上的器物当然也不常见。其次是家具的放置位置，明书房内几案往往居中，其他陈设也相对松散。

5. 紫檀木棂格架格，明，高191 厘米，长101 厘米，宽51 厘米

但到了清初，随着书房空间的复杂性的升级，用家具分割空间成为一种常见的手法。如《避暑山庄陈设清册》所记狮子园：

东宫门五间明间面东挂：圣祖仁皇帝御笔铜字狮子园匾一面。大殿七间殿内明间面南挂：圣祖仁皇帝御笔墨宝乐山书院匾一面（雨渍金柱左右面南挂），紫檀嵌玉字抱月对一副（脱落南窗槛柱面北挂），紫檀边绣花挂对一副（金简书），紫檀边座五屏一座（上贴永星恭和诗一张、赵秉冲字、钱维城画对一副、戴卫亨字对一副，每扇嵌硝石四块前设），彩漆边缂丝五瓶宝座一张（随足踏上设），黄缂丝坐褥背靠两件，红油高香几一对( 南窗槛柱挂)，文竹边绣紫藤挂瓶一对（边间贴靠南北窗设），洋漆椅八张（漆裂随黄纳纱垫八件内两件雨渍西二间西墙贴），仁宗睿皇帝御笔字一张（雨渍两边贴），高宗纯皇帝御笔字对一副，高宗纯皇帝御笔字一张（雨渍），沈振麟画一张，松木宝座床一铺（上设），撞锦毯一块，锦缎坐褥靠背迎手一分（边破），紫檀嵌斑竹漆面炕案一对，紫檀嵌花卉松石插屏一对，紫檀漆面书格一对，填漆香车一对，天然木香几一对……[12]

这种家具的构成决定了室内陈设的重大转向，即大型空间分割类家具的频繁使用、家具密度的增加，以及从图像可以看到家具的轻盈感降低，实体感增强。（图6）这种风格上的迁徙往往被归咎于清代审美趣味的下降，或者宫廷繁复装饰的影响。但除了审美趣味的引导以外，与建筑空间的使用也不无关系。由此带来，台面置物的增多，以及配合大型家具而填充点缀的器物的被动增加，为书房带来新的、更为重沓的气息。如清漪园玉澜堂西抱厦内鉴赏类器物比例达到68%，而西甲楼北间和云松巢西进间鉴赏类器物比例也达到50% 以上。[13] 为了避免同一空间文房样式的雷同，这种器物量的变化，同时会带来工艺品类的增加，以及色彩和纹样的多样性。

6. 紫檀雕花柜格，紫檀雕花柜格，清乾隆，高129 厘米，横64 厘米，纵38 厘米

7. 清帝王读书写字像对比图（作者梳理）

清帝读书图、写字图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晰地看到两套不同的书房陈设格局（图7），加上明代沿袭下来的家具系统，大致可分为三类比较主流的清宫书房系统，即暖阁主导下的书房系统、几案主导下的书房系统、榻床主导下的书房系统。明文震亨《长物志》“几榻”条称：书房中放榻“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14] 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放东西，当几案使用：“燕衎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彞，罗肴核，施枕簟，何施不可？”[15]

虽然在帝王行乐图中，文人书房常见的以几案为主导的书房系统和以榻床为主导的书房系统十分常见，但在实际应用中，清宫书房以暖阁主导的空间使用率最高。从茹古涵今内竹香斋施工图档，我们可以看到清宫的书房建筑如果是阔五间，书房的具体位置最常见是置于稍间；如果是面阔三间，书房的具体位置，则在次间。[16]（图8—9）这种基于宝座床或者响塘炕的布局方式形成了清宫书房特有的家具系统。炕上家具成为一种制式发展并延续下来，如炕屏、炕桌等。从嘉庆与道光吉服读书像可以看到，与炕上系统相关联的是炕几台面香炉使用频次的降低，取而代之的是鲜花和果蔬。（图10—11）

8. 涵古茹今，竹香斋施工图档（图片来源：《圆明园图档》）

9. 圆明园四十景图之“涵古茹今”

10. 嘉庆吉服读书像

11. 道光吉服读书像

3

《是一是二图》：文人审美在清宫书房器物中的彰显与流变

在帝王对文人书房的仿模实践中，除了营建文人书房的翻版，更有仿模文人书房绘画的传统。这类作品杂糅着比较复杂的情绪和意图。作为帝王彰显个人的文人身份，满族王朝对汉文化持有积极的政治立场，其中也不乏对系统的文人审美和话语体系的认可和倾慕，甚至作为一种帝王娱乐，这类图像存世量很大。这种复杂的动力中，文人意趣一方面影响着皇家审美，另一方面，宫廷内容的替换，使得图像上的演变成为现实空间实践的范本，这种仿模也成为文人意识流向宫廷的重要环节。在这些作品中，《是一是二图》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代表。

《是一是二图》母本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无款人物画》。[17] 母本画中榻居于画面中心，也是书斋的核心区域，以落地屏风为背景，上绘芦雁图，屏风前挂人物画为坐姿文士肖像。从图中前景时花及童子着装可知图中为夏季，而芦雁图烟水寒汀、沙岸栖雁，不仅为书斋带来一丝凉意，同时成为时间更迭的一种隐喻。文士持笔执书坐于榻上，榻上铺席，有红漆凭几。童子在榻边几案旁倒茶，几案之上为茶具文房。榻右侧书桌置书册画轴。前景放置时花，远景为烹茶炉。整体来看书斋内以实用器为主，赏器比较有限。（图12）

12. 母本《无款人物》，不详， 2 9 厘米× 27.8 厘米, 绢本设色， 册页装裱， 台北故宫博物院

13. 仇英《临宋人画册》之一， 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藏仇英《临宋人画册》之一较完整地还原了母本内容，仅调整了家具与器物的配色。（图13）这套临本册页中另一幅依旧是屏风矮榻的构图，图中文士正在与高士弈棋，屏风绘松树远山，这个画作的内容与明代崇尚的文房画作有一定的出入。《长物志》将书画的选择定义为“山水第一, 竹、树、兰、石稍次之, 人物、鸟兽、楼殿、木屋画中, 小幅的次之, 大幅又次之”[18]。《遵生八笺》也有类似的表述。但该画作似乎其中以画作比喻时间的意味更加强烈。（图14）

14. 仇英《临宋人画册》之一， 上海博物馆

针对这幅故宫旧藏人物册页，乾隆谕令丁观鹏等宫廷画家共创作了5 幅与之相类似的图画，并且将宋人册页中的文士换成了他的头像，以这种画中画的形式表现皇帝的肖像。[19] 这写仿模作品出自不同时期，画中乾隆的年龄也在逐渐变化，虽然整体格局与原作相似，但画中细节多有变化。有学者抛出此画的书房是否为虚拟的书斋的议题[20]，原因是这种空间格局难以胜任清代的书房功能。其实正如上文所提及，这种以床榻为主导的书房系统是明代文人书房的常见形式。然而，如果说乾隆现实中的书房有与之对应的空间则言过其实。无论是《圆明园图档》，还是《陈设册》中关于书房空间的记载，都可以发现，大量清宫实际书房的制式与故宫三希堂相仿，倾向于更紧凑、更私密。

15. [ 清] 姚文瀚，《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轴》，纸本设色，118 厘米× 61.2 厘米，故宫博物院，款署“长春书屋偶笔”，文物号：故0000531

姚文瀚“长春书屋偶笔”款《是一是二图》（图15）首先更替了榻转而变为罗汉床。罗汉床上凭几已经不见，而是置如意、书卷。屏风画作改为山水，这与明代文人所倡导的室内置画的审美更加贴合，乾隆身着圆袂方领，曲裾黑缘文士服饰，单腿盘坐于罗汉床上。本画内器物繁复，增加了书斋鉴古的意味。其中画内已无矮桌，但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也并未增加满族惯用的炕上家具，形成比较纯粹的基于床榻的书斋空间体系。另一个转变是时花变为盆景，整体上书房的时间性的叙事在削弱，而文人模式和空间的文学意向在加强。如图17 版本，屏风绘画改为梅花，这种花卉的表达并非构建季节属性，而是因为此画为“长春书屋偶笔”。此处长春书屋为乾隆即位后在故宫修建的第一个书屋（图19），位于养心殿西暖阁仙楼下层西部，西墙开一小门通往墙外梅坞[21]，此时画中在指向乾隆实际书房的空间信息。与此同时，仙楼西侧紫檀嵌玉松竹梅方窗，同样在塑造一个书房空间的文学意向。这些内容都在比较明晰地指向“文人”的概念。

16. [ 清] 丁观鹏（划归）《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轴》，纸本设色，147.2 厘米× 76.5 厘米，故宫博物院，款署“养心殿偶笔并书”，文物号：故00006493

17. [ 清] 佚名《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轴》，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款署“长春书屋偶笔”，文物号：故00006492

18. [ 清] 佚名《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轴》，纸本设色，118 厘米×198厘米，故宫博物院，款署“那罗延窟题并书”，文物号：故00006491

19. 长春书屋平面图

空间品牌的塑造，以及器物对建筑主题的回响，使得文人审美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内容，并向上影响皇家审美。但不能忽视的是，皇家独立生长出的审美趣味也在通过赏赐等行为向下流动。比如松花砚这种代表满文化发源地的文房被大量赐予文臣。[22] 这种通过文房器物的文化趣味的流动，深受雅颂之别、满汉之别的影响。尤其时至清代，其政治驱动力或可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结语

书房这个名词在中国历史中远不止是一个单纯的功能空间概念。它向外与复杂的建筑系统、园林叙事相关联，向内与文房清玩器物相互影响，去共同构建一个代表主人身份的空间系统、一个具有精神特质的空间品牌。具体到清宫书房，则又与皇家阶层与文人意识的互动密切相关，其中涉及历史学、社会学视角，环境观与造物变迁非此文能尽述。但希望以此文抛出诸多问题，为相关学者提供展开讨论的议题。

注释：

[1] 贾珊：《风格漫溯的源头：唐代文人园林审美的崛起》[J],《装饰》，2022 年第12 期，第34—41 页。

[2] 田源：《清乾隆时期清漪园书房类场所研究》[D]，天津：天津城建大学，2021，第57—63页。

[3] 刘阳：《圆明园的故事》[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第152 页。

[4] 张超：《圆明园》[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第64 页。

[5] 同[3]，第178 页。

[6] 圆明园图档编写组：《圆明园图档2》[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138—141 页。

[7] 高彦颐：《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文士》[M]，詹镇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第267 页。

[8] 徐璐、贾珊：《物化与心境：明清江南文人的书斋》[J]，《装饰》，2017 年第3 期，第40—53 页。

[9] 刘潞：《论清代宫中书房》[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3 期，第19 页。

[10] 同[3]，第144 页。

[11] [明] 高濂：《遵生八笺》卷七《高子书斋说》[EB/OL]，https://epub.sslibrary.com/epub/reader?ssid=96280968&time=1717660993180&enc=9826b9ea822a626154dcd3548ea0a38f&classifyId=2201010106&uid=&deptid=278。

[12] [清] 热河都统衙门编：《避暑山庄陈设清册》之《狮子园铺垫木器等项清册》[M]，清光绪年间（1875—1908）抄本，国家图书馆馆藏。[EB/OL]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4&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312001037552。

[13] 田源：《清乾隆时期清漪园书房类场所研究》[D]，天津：天津城建大学，2021，第54页。

[14] [ 明] 文震亨、[ 明] 屠隆：《长物志、考槃余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第87 页。

[15] 同[13]。

[16] 同[6]，第28 页。

[17] 作者不详，29 厘米× 27.8 厘米，绢本设色，册页装裱，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上钤印“乾卦( 半印)”“图书( 半印)”“王永宁印”“政和( 半印)”“绍兴( 连珠印)”“宣和”“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重华宫鑑藏宝”“石渠宝笈”“乐善堂图书记”。不同学者对此画的断代持不同观点。林莉娜、梁秀华：《澄心观物——宋无款〈人物〉之研究》一文将此画断代于北宋。巫鸿、高居翰则认为该作品为明代完成。

[18] 同[14]。

[19] 故宫博物院[EB/OL]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3351。

[20] 李熙萌：《〈乾隆是一是二图〉中的图像叙事空间》[J],《收藏》，2023 年第1 期，第11—14 页。

[21] 空间与陈设编辑室：《宫· 皇帝的书房》[M],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8，第86页。

[22] 同[5]，第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