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一天，一对恋人在巴黎一间咖啡馆的再次相遇，为日后的艺术史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9岁的超现实摄影师朵拉·玛尔，再次邂逅了55岁的毕加索，不久后朵拉就成了毕加索长达8年之久的情人。
而朵拉·玛尔也在毕加索另结新欢后，变得精神失常，经常不能自抑地大哭，她哭泣的模样就是《哭泣的女人》中人物形象的原型。
令人焦躁的纯色，完全变形的面孔，女人的脸部被大块大块地分割，牙齿紧咬着用锯齿状线条画成的手帕，让原本质地柔软的手帕看起来坚硬无比，让人感受到画中人物歇斯底里的悲恸，显示出不安、极端的情绪。
《哭泣的女人》1937年朵拉·玛尔是一位美丽迷人的摄影师兼画家，才华横溢，风姿秀逸，出生于克罗地亚的朵拉，父亲是一名建筑师，母亲是法国人，她幼年生活在阿根廷，后来巴黎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并在那儿学习美术，感受艺术氛围的熏陶，后来还在大名鼎鼎的朱利安学院进行深造。
毕加索第一次遇上年轻的朵拉时，她正在为一部电影拍摄内景，毕加索发现那张雅致的脸蛋上，镶嵌着少有的微笑、火热的眼神、迷人的双唇、笔挺的鼻梁，她的自信与聪明深深吸引着毕加索。
直到第二次见面，他们在巴黎的某间咖啡馆不期而遇，当时朵拉戴了一副绣着玫瑰花的黑丝手套，将一把小刀游戏于指间，快速扎来扎去，不慎割破了手，鲜血直流，她的这一疯狂举动却令毕加索神魂颠倒，自此，朵拉正式闯入了毕加索的生活。
到了1930年，朵拉开始与摄影师、导演PierreKéfer共事，为一些广告和时尚杂志进行商业性质的拍摄，在此期间她不断结交各领域的艺术家，或许因为艺术家们都太有风格太有追求，慢慢地，她感到商业是无聊的，于是她开始思考自我的风格定位。
朵拉摄影作品那时候朵拉进入到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群体中，他们认为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现实世界，是古典艺术家早已完成的任务，而现代艺术家的使命是挖掘新的、未被探讨过的那部分人类的“心灵世界”。有评论说她这一时期的作品“带着戏剧性的品位与困扰性的迷思”。
《PèreUbu》这张摄影作品曾在伦敦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会上获得了极大的关注甚至被视为超现实主义图像运动的标志他们刻意表现的对象，是人类的下意识活动，偶然的灵感，心理的变态和梦幻，以剪刀、浆糊、暗房技术作为主要手段，在作品画面上将影像加以堆砌、拚凑、改组，任意的夸张、变形，创造一种现实和臆想、具体和抽象之间的超现实的“艺术境界”。
直到1934年2月6日的法西斯示威游行活动之后，朵拉开始投身于政治活动，成为了那个时代“愤青”大军中的一员。她来到伦敦、巴塞罗那，拍街景、贫困潦倒的流浪汉，她把这些视为“对战争上诉”的倡议，并与许多艺术家、作家、政治家参加示威游行，曾是一个威风赫赫的热血青年。
1935年那一年，毕加索和妻子奥尔加的感情已经破裂，准备与她依法离婚，谁料到他又遇上了经济纠纷，奥尔加落井下石，把他的工作室也封了，最后她以把和毕加索所生的儿子保罗带走完事。毕加索后来回忆说：“1935年真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年头……”但就在这倒霉的年头的第二年，新年伊始，朵拉就出现在毕加索的面前。她令人爱慕，自由女人的傲慢、学有专长的聪颖、一对如星星般闪烁的眼睛，都令毕加索爱莫能释。到了这一年夏天，他们已经如胶似漆。
毕加索带着朵拉去法国南部的海岸边度假，朵拉不仅外形漂亮，而且还是在文化领域颇有见地的对话者，他可以和她谈上几个小时的艺术理论和政治。而朵拉的陪伴，也彻底激发了毕加索这个十足情种的创作灵感和才华。
1936年，毕加索带着朵拉与友人在法国南部度假他为她创作了许多的肖像画，画出了她美丽出众的容貌，有古典风格的素描，也有色彩浓烈、变幻多端的变形油彩，沉浸在幸福中的朵拉，在毕加索笔下总是面带微笑、心情愉悦，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感情充沛、性格直率的朵拉，也将她那熊熊的爱情之火倾情地奉献给毕加索，既浪漫，又富有诗意，完全是艺术家之间的情爱，如同毕加索为朵拉画的画一样，给人以天真烂漫之感。
为了讨他的欢心，多拉留起了长发，她有时将发型做成西班牙式：中间分开，披在两鬓，有时将长发散披在肩上。
一次争吵中，毕加索表示不喜欢朵拉戴的戒指，朵拉便毫不犹豫地将戒指扔进河里。朵拉对毕加索的百依百顺，也让她深得他的欢心。
自此，毕加索为朵拉制作了大量首饰，在她的保险柜里，有他为她画的微型肖像的颈饰，有素描项链坠子，有侧面像戒指表……她以崇敬的心情积聚着毕加索为她创作的点点滴滴。
但与此同时，毕加索的另一个情人玛丽·泰瑞莎，也与朵拉交替呈现在毕加索的画布上，两个女人似互为对手，暗暗较劲，争相成为毕加索心中最爱的缪斯。
毕加索在1932年创作的《梦》就是以泰瑞莎为原型而创作的由此毕加索也开始了一段双面生活：一方面他享受和朵拉的新鲜爱情，一方面又为了安慰泰瑞莎，而带她去旅行、资助她住房。
玛丽·泰瑞莎也是在1936年，西班牙陷入了内战，毕加索支持共和派一方，他激烈颂扬为祖国殉难的爱国者，受西班牙政府的委托，毕加索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一幅油画，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即完成了长7.76米，高3.49米的巨幅名作《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1937年在创作《格尔尼卡》期间，朵拉则表现得更激进，不仅时刻陪伴着毕加索创作，更给予他政治上的支持，在恋情与爱国之情的感知下，毕加索获得了极大的艺术上的升华，最终创作出这幅结合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风格，表现痛苦、受难和兽性的传世之作，黑白灰三色营造出低沉悲凉的氛围，更加渲染了悲剧性的色彩，表现了法西斯战争给人类的灾难。
而朵拉也用她的相机记录下了毕加索这一时期的创作和生活，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成为《格尔尼卡》诞生的见证者。她忠实地追随着毕加索的创作路程，小心翼翼地用她的体贴与智慧，不断为毕加索提供灵感养分，为毕加索的创作起着添墨加彩的作用，这一点也令毕加索十分着迷。
可是朵拉并不知道，与大艺术家的情爱，或许最终也会成为艺术的一部分。对于毕加索来说，女人终归是要为他的艺术而牺牲的，她们成为滋养他艺术土壤的水分，也会在枯竭干涸后被他所抛弃，女人们出现在毕加索生命中不同的阶段，带着自己的壮阔、温柔甜美，或是猜忌，为他找到画笔流动的方向。
对于毕加索而言，明处的婚姻意味着乏味的重复生活，地下的激情才是爱的真正舞台，毕加索很快又结识了一位新欢——22岁的艺术系大学生弗朗索瓦丝·吉洛。
弗朗索瓦丝与毕加索在海边度假她也是唯一一位主动离开毕加索的女人这让生性高傲的朵拉如何忍受？她开始变得暴躁易怒，动不动就哭泣，善变极端的性格，让毕加索越来越厌烦，自此之后，毕加索的笔下的朵拉变得“丑陋”了起来，脸部都是不规则的几何图形，眼里布满了忧伤。
为了挽回毕加索早已疏远的心，朵拉甚至放弃了摄影师的工作，努力靠近他，成为一名画家，专心于捕捉毕加索的一举一动。她说：“我不愿成为他唯一的情人，但我要求成为他独一无二的情人。”
朵拉有着那个时代独立女性的傲慢，一种神圣的傲慢，即便如此，依旧还是被已逝去的爱火冲昏了头脑：“我并不要求上帝只爱我一人，只要我对他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我就满足了。他没有命令我做任何事情，是我自己选择生活在这种爱情当中。”她学习毕加索的风格，试着让他在自己的画中找到一丝共鸣，然而这卑微的举措，并不能抵过新鲜情人所带来的快感。
朵拉开始变得幽怨，在爱情之中，女人们总是沦陷的那一方，总会付出太多的心血。在朵拉和弗朗索瓦丝这两个漂亮的女性中，毕加索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对比着，他用同一背景、同一姿态表现这两个女人——既画这个，又画那个。慢慢地，朵拉接受了这种现实，然而妒忌心理却始终无法摆脱。她不断地与他激烈争吵，却始终无力劝阻他。
此时毕加索笔下的朵拉已经变得忧郁黯淡画面也不再鲜亮活力最后，她终于精神崩溃了，触发了一系列失态的举止，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曾经如此倔强的她，因为爱情而屈尊妥协，但内心与灵魂还是被毕加索那样的暴君所吞噬，从而走上了被毁灭的道路。
可悲的是，最后还是朵拉的朋友，将她领出了医院。终于在1944年，这对苦恋了8年的情人分道扬镳。
这个可怜的女人，在经历了分离的打击后，还是慢慢地振作了起来。对于自己的苦痛，她几乎不说什么，她不像毕加索前妻那样蛮横地干扰他，也不像泰瑞莎那小女人每天给他写信。尽管她满腹苦楚，但不向别人倾诉，她并不抱怨。
朵拉自此不再摄影，专心绘画，并且开始摆脱毕加索风格的影响，另辟自己的画风。就在人们开始关注她周围没有新的情人时，她却仍牵挂着毕加索，时不时会悄悄地来到毕加索工作室外张望……
朵拉曾为毕加索拍摄的照片1997年的一个夏晚，一位老太太谢世于上帝饭店，没有子女，没有堂表兄妹，没有侄子外甥陪伴她度过这最后的时光，朵拉·玛尔孤独地离开了人间，正像她那去世前30年顾影自怜的生活一样平静。只有7个人为这位毕加索的灵感启示者送葬，她不想在自己告别人世时炫耀自己不平凡的过去。
毕加索喜爱的大多数女人，统统会被他的龙卷风裹挟而去，她们屈服于他的兽欲，被他征服、迷恋、吸吮、碾碎，可到最后，她们牺牲了灵魂的苦难与纠葛疼痛，为他结晶出伟大惊艳的艺术，最终却变得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