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诗圣,文章两忠忧

——读《杜诗选集》有感

千古以降,文人以德高而名者,唯杜甫而已。

历数文豪巨匠,陶潜以隐逸而名,李白凭豪迈而显,苏轼因才思而高,唯杜甫兼有诗名、德名,皎皎独耀,难以超越。

何以如此?在我看来,或许是因为陶、李二人皆尊重内心感受,外儒而内道,一归隐田园,一纵酒江湖,但求适意洒脱,不复顾及庙堂黎民,可归入“穷则独善其身”一派;

而杜、苏二人既执著于理想,又根植于现实,进亦忠忧,退亦忠忧,可归入“穷亦兼济天下”一派。

所不同的是,苏轼集前人大成,融儒、释、道于一炉,为后世文人走出了一条通达之道;

而唯有杜甫一生为儒,始终忠君忠志,时刻忧国忧民,为后世文人贯彻了儒的终极之道,从而成为“诗中圣哲”。

综合比较,唯杜甫可谓“千古一诗圣,文章两忠忧”。

杜甫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我想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认识他。

称之为“圣”,切不可忽略杜甫作为人的一面。由凡入圣,并非人人皆可，唯有赤子,方能为人所不能为。所以,他首先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一个生活在俗世的人,一个纯真、真挚的人。

他对理想、使命是那样的执着、坚定。杜甫出生时,家道中落。少有壮志的他,自然在家族显耀光环的重压下,在伟大昂扬的盛唐时代,勇敢坚定地承担起光耀门楣、振兴家学的使命。他是那么的努力,那么的执着,却又那么的坎坷。

他有远大的抱负:“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所向无空阔,可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年轻时的杜甫,是那么的高志豪壮,一派盛唐气象。他最大的志向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终其一身,要么沉沦下僚,要么流落江湖,坎坷潦倒,抑郁悲愁。但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绝不放弃自己对于理想对于君主的忠诚。

他对朋友是那样的真诚,与李白的结识是他一生的幸运。从《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赠李白》(“二年客东都”)《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饮中八仙歌》《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见》《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到《昔游》《遣怀》,共计14首,无不流露出他对这位天才诗人的赞美、同情、热爱、怜惜与思念。

这在盛唐诗坛上,是很奇特的现象,这对同样不得志的天才诗人在历史的一个交汇点相遇了,璀璨了盛唐的天空,也为后人留下了可歌可赞的友谊。

虽然李白传世诗作中只有3首写给杜甫,虽然两人年龄有隔,个性有别,而这似乎更能体现出杜甫的赤子之心。

他对妻儿是那样的深情与愧疚。那首深情绵缈的《月夜》是那么的动人,一切如在眼前,却又在无声的凝望中跃动着一颗渴盼团圆的炽热的心。

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表达了对家人的优虑:“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就不顾,庶往共饥渴”。而更令人悲泣的是,“入门闻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杜甫当时的那种痛彻心扉,悔愧难当。

他对百姓是那样的温情。他自称“少陵野老”,俨然一位邻家大叔。

虽出身于已没落的家族,但“少陵”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籍贯让诗人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有为官之心,却无为官之径;有爱民之诚,却无救民之策。他是处江湖之远,既忧其民,亦忧其君。他只有用他的诗,来告慰自己。

“三吏”“三别”中,字字饱蘸着诗人深情的热泪,句句揭示了下层百姓悲惨的命运;《客至》中待客热情,并放下身段,亲切地隔篱呼唤邻翁对饮以倾尽余杯,俨然陶翁风范;《又呈吴郎》中任由西邻无食无儿、因“征求贫到骨”的妇人扑枣,不去责怪、驱赶,反而替她着想、提供便利,更显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

他就是这样一个怀有拳拳赤诚的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由凡人圣,这是他的天命,因为他就是为那样的一个时代而生的。

杜甫最让入称道的是他那忧国忧民的精神情怀。

他的诗中,对国事的忧虑,对君王的忠诚,对民生的关注,对贤臣的追慕,对戎狄的愤恨,对将士的讴歌,对权贵的鞭挞,对百姓的亲近、同情等等,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却全由那颗千古高义、从不肯止息的伟大的心生发出来,让世人感佩。

他是自觉地承担起这一使命,也是自觉地去践行的。

从来没有哪位诗人能像他那样,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着绝对的忠诚与弥久的深情,即使是一生坎坷潦倒,始终没有改变初衷,这就是杜甫的伟大之处。

李白做不到,他“人生在世不称意”,“不得开心颜”,就高歌而去,纵酒狂行,及时为乐,不去管什么朝廷、君主、百姓,虽然偶尔也惦记着功名、理想,但他最终选择的却是在诗酒山水中尽情挥洒着他的豪迈与洒脱;

苏轼做不到,虽然他也有一颗忠心,也有一双观世眼,一腔滚烫的热血,但人生的际遇、驳杂的思想,让他在失意中既获得了拯救与解脱,又多少流露出遗世独立、独善其身的思想;

然而杜甫却总能笃志如一,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他的国家,他的君王,他的理想,他的人民。

他也爱酒爱诗,却不像李白那样遣兴纵乐,而是消愁忘忧,从《登高》中“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可惜》中“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落日》中“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徐步》中“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敢论才见忌,实有醉如愚”,《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中“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独酌成诗》中“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等等便可窥知;

他也爱山水,却不会因之而思归山林,投入自然怀抱,他总能在山水中宣泄出他的忧虑与悲愁,《登高》《登岳阳楼》《秋兴八首》等等便是证据。

杜甫最感人的地方,莫过于他的那种推己及人的圣人之德。

他居无定所,一生中大半时间都在漂泊,而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那几句“安得广厦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直到今天都让后世寒门子弟感激喟叹,孰能有此境界?

如果说这还不够打动人的话,那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抽空回家看望妻儿,迎接他的却是“人门闻号,幼子饿已卒”这样的人间悲剧,他该怎么承受呢?

可是,他没有囿于一家的悲痛,他想到的却是“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因为这乱世,不止他一人有这样的悲痛,这是怎样的心胸啊!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君子所为,而杜甫却不仅仅是尊敬、爱护,更多的是同情、怜悯,甚至大有牺牲一己以成就天下的宏愿,到这个程度,就是圣人的胸襟了。

杜甫是个凡事认真的人,他立志入仕,匡时济世,便认认真真读书、游宦、献赋、为官,虽然做的官不大,但他很认真,甚至较真,时刻想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毫不在意之前经历多少蹉跎。

他还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不会去阿逢权贵,面对国事的衰败,他敢于讽刺抨击,《丽人行》《兵车行》便是明证;他十分仰慕诸葛亮,渴望能像他一样建立不朽功业,《蜀相》《咏怀古迹(其五)》便是明证。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归根于他忧国忧民、忠君忠志的精神品格。

他曾自嘲为“乾坤一腐儒”，却从不放弃自己的追求,虽然政治上他没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在精神和道德上为自己竖立了一块后人无法超越的丰碑,成为了儒生中的“圣哲”。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诗,杜甫该怎样去面对这人世的蹉跎与辛酸。

“诗是吾家事”,那是他对家学的自豪,更得益于对文学的颖悟。

诗以言志,杜甫七岁时便谙于此道,这让他更多了一份自我实现的可能;

诗可以兴、观、群、怨,他更是终其一生都在实践着孔子对诗歌功能的评价;

诗对于杜甫来说,最重要的,在我看来,不是他理想的表达,对国家、君主、百姓的情感、态度与想法,而是成为他在艰苦乱世、悲痛愁闷的现实中的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情感宣泄的渠道,舍此无他。

《戏为六绝句》中对前人诗歌的评判便流露出他在诗学上的自信,而《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那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更是道出了他的艺术追求。

若论成就,杜甫能引以为傲的,可能更多的是诗歌上的成就。他诸体兼善,尤工七律,独步天下,而后世学诗,多宗杜甫,可谓扬名千古。

他的诗才是常人所不及的,他的努力也是一般人所看不见的,而他的诗歌蕴含的艺术美感与思想价值的高度更是后人所达不到的。所谓巨匠,往往都有大气魄、大胸襟、大眼光、大手笔,经历过大波折、大失意。而杜甫正是如此,他评价李白说“文章憎命达”,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杜甫,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可爱可敬,可叹可歌;他是道德文章的楷模,不可超越,只可瞻仰;他是积极人生的代言者,告诉世人,曾经有这样一个人这样走过,而他留给我们的,太多太多…

（一篇旧文，从几年前存留的孤本上文字识别出来，存着，也算是更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