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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道尔吉和策伦道尔吉等右派领导人，对于蒙古未来的发展有自己的想法和清晰的思路，在对内主张从蒙古的实际情况出发，走莫斯科所指责的“资本主义道路”，对外则在争取苏联帮助的同时，致力于独立地同德国等欧美国家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因此也一直被莫斯科批评“试图同苏联和共产国际分裂”。

此外，坚持不放弃莫斯科所指责的“泛蒙古主义思想”，即致力于以外蒙古为核心建立包括图瓦、布里亚特、内蒙古等有同一族源的所有蒙古部落在内的“大蒙古国”。

莫斯科显然不会允许外蒙古长期处于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为此，扶植农村派取代了所谓的右派领导层。

农村派之所以能顺利掌握政权显然离不开莫斯科的大力支持，莫斯科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农村反对派最重要的支持，是派遣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参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期间给予农村派以直接的帮助。

除此之外，莫斯科对农村反对派另一方面的“重要帮助”莫过于帮助农村反对派制定了经济和政治纲领。

农村派的经济政治纲领或是路线方针，是由莫斯科一手制定，农村反对派只是苏联对外蒙古政策路线的实施者，而要解读苏联对外蒙古的经济社会政策和未来发展规划，必须要从莫斯科为农村反对派制定的经济政治纲领谈起。

莫斯科为农村反对派制定的纲领大致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1921年蒙古民族革命运动虽然实现了蒙古的国家独立，但始终未能解决改善阿拉特（农牧民）群众政治经济地位问题。

因此，农村派的首要目标是改善蒙古居民群众中的贫农和中农阶层的生活水平，为此要将蒙古国家所有的税赋转移至封建主和喇嘛阶层身上并且强制没收他们的牲畜。此外，要加强对蒙古居民中富裕阶层的征税并且部分没收他们的财产，要提出重新分配寺院牲畜的问题，同时对喇嘛阶层进行分化瓦解。

第二，要着力发展蒙古的畜牧业经济，组建劳动组合和公社等多种形式的集体农庄来发展蒙古的集体化经济。

为此，要通过强制没收封建主和宗教阶层的牲畜来充实集体农庄，也可以采用“极低”的价格从封建主和宗教阶层手中收购牲畜，并且对于收购费用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法在收购后数年内完成支付，可以将强制没收的牲畜分配给贫困牧民。

第三，在工商业方面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增强商业合作社的基层组织网络。

第四，对蒙古的国家预算和关税制度进行改革，调整关税税率，以有利于苏联商品输入蒙古。

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莫斯科制定的纲领基础之上，农村派经过补充后，作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纲领提交给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并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为主要政治文件进行了讨论。

相较于莫斯科为农村反对派制定的纲领蓝本，农村派补充后提出的政治经济纲领更加详细具体。

最重要的是农村派补充后的政治经济纲领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排他性，即将斗争的矛头公开指向右派领导层所实施的内外政策路线，同时明确主张完全依靠苏联，反对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排除中国对外蒙古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直接干预下，丹巴道尔吉公开承认错误，由丹巴道尔吉编写的中央政治总结报告被取消。而农村派提交的政治经济纲领作为主要政治文件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上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农村派纲领的基础上，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做出了正式决议。

1928年12月15日，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奥赫京，向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部发送了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奥赫京在报告中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要点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蒙古人民革命党承认保持同共产国际的紧密联系是毫不动摇的原则，并无条件地完成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允许在这点上有任何修正主义的企图”，与此同时，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动放弃同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二，由苏联帮助蒙古研究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明确规定畜牧业是蒙古国民经济的基础，蒙古的工业建设应当围绕畜牧业产品的加工制造展开。

其三，确定阶级划分的原则，以蒙古人民革命党员为例，明确规定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的私人财产限额，超过的部分要上缴，否则党员应当退党。

致力于要清除封建主义和神权制度残余，特别做出了关于禁止活佛继续转世的规定，实际上在宗教领域取消了活佛转世制度。

奥赫京在报告中提醒莫斯科注意，农村派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是“右派领导层只是遭到了政治失败，在蒙古国家经济社会等所有领域依然保持着很强的影响力”，因此，应当给予农村派在管理蒙古国家经济社会事务方面提供具体的“帮助”。

显然，奥赫京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的决议是“令人满意的”，是完全符合苏联利益和要求的。但奥赫京同时指出，苏联只是做好了扶持农村派取代右派领导层上台执政的准备，并成功地将政权“转移到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最忠诚的人手中”，而对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之后“形成的局势”，苏联并未做好完全的准备。

在奥赫京看来，新掌权的农村派领导人没有充分管理国家的经验，以完成蒙古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而莫斯科的当务之急是“帮助”掌权的蒙古农村反对派落实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的决议，同时为蒙古未来的发展做出具体规划。

毫无疑问，苏联对外蒙古政策的决策者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背后的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是苏联对外蒙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决策推动者。

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奥赫京的观点，基本代表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蒙古农村派领导人上台背景下，莫斯科对外蒙古政策的意见主张。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很快对新形势下苏联对外蒙古的具体政策和蒙古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讨论评估和具体规划。

1929年1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召开了关于蒙古问题的专门会议。

会议重点讨论了蒙古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系列问题，包括如何瓦解喇嘛阶层并清除喇嘛教在蒙古阿拉特群众当中的影响，没收蒙古世俗和宗教封建主财产的问题，加强苏联对蒙古的援助等有关问题。

对于蒙古的喇嘛问题，会议指出，“至今为止”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未实施旨在使喇嘛阶层瓦解并清除喇嘛在蒙古群众中影响力的措施，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虽然通过了团结贫困喇嘛同喇嘛反动上层作斗争的方针，但并未研究制定详细的可行性措施。

具体而言，一方面从喇嘛的经济根基——寺院财产入手，一方面将蒙古的反宗教宣传问题转换成政治斗争的问题。会议认为，蒙古的封建主阶层至少掌握了蒙古国家30%的民族财富，因此发起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是必要的。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苏联对蒙古“切实的”国家援助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刚刚掌握政权的蒙古农村派领导人缺乏实际管理国家的经验和能力，莫斯科必须对乌兰巴托提供“经常性的实际帮助”。

为此，莫斯科应当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具体研究对外蒙古的援助问题。

此外，与会人员还讨论了推动由布里亚特向外蒙古移民以加强苏联对外蒙古“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的问题，同时认为应进一步加强苏联向外蒙古派遣指导员的工作，以“趁热打铁”确保蒙古人民革命七大决议的完全落实。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出席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代表团团长什梅拉利，在1月7日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什梅拉利在发言中毫不避讳地指出：

“我们在蒙古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我们在这个幅员辽阔且有重要战略意义领土上的影响力…这个任务相较于在这个有着80万农牧民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来说更重要，相较于居民，领土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使蒙古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并且在蒙古将各种运动转化为阿拉特劳动群众参与的阶级斗争运动，那么我们就将可以把这片领土控制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影响之下…”

应当说，1月7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为解决蒙古农村派领导人面临的迫切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系列建议，从会议纪要看，共产国际某种程度上对于外蒙古的行政机关是不信任的。

因此，在共产国际看来，外蒙古即将开展的诸如没收封建主财产等运动，应当借助于“革命机关的帮助”。

显然，东方书记处指的是借助于苏联指导员的指导和帮助。而什梅拉利作为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在会议上的发言，则以极其坦诚的态度表露了苏联领导人对外蒙古政策的核心考虑——保持苏联对外蒙古——这一具有战略意义地区的切实影响力，以把蒙古这片领土“掌握在苏联的影响下”。

从蒙古农村派政治经济纲领的由来和内容，到奥赫京针对外蒙古问题的长篇报告，直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外蒙古问题专门会议的系列建议，可以看出，莫斯科关于外蒙古未来发展的评估和规划内容逐渐清晰起来。

在苏联领导层看来，外蒙古将来必须要坚定地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必须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断绝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

为此，莫斯科决定，一方面推动蒙古人民革命党人开展没收封建财产清除喇嘛影响的系列“革命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蒙古发展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为蒙古新领导层提供“切实的帮助”。

围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外蒙古未来发展的评估和规划建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以进行具体的研究。

很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外蒙古问题通过了最新决议，并最终通过蒙古新领导层在外蒙古确定了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

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外蒙古未来发展问题评估和规划的基础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专门的蒙古委员会具体研究外蒙古问题，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外蒙古问题做出最终决议提供决策参考。

蒙古委员会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什梅拉利、阿马加耶夫组成，什梅拉利任委员会主席。

2月25日，蒙古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任命阿马加耶夫为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代表的建议。

与此同时，蒙古委员会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苏联对外蒙古的政策要点，即通过派遣指导员加强对蒙古“全面系统”的指导帮助，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最大限度地增强苏联指导员对蒙古党和国家机构的“影响”。

加强对蒙古人民革命党队伍本身的控制，实施“清党”运动，将封建喇嘛分子清除出去。加强对农村派干部的培训和蒙古军队的建设，建立专门基金，提高苏联对蒙古的商品出口，加强苏联对蒙古的经济和社会援助。

1929年2月28日，经过蒙古委员会最后研究讨论，加拉罕和米夫分别代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联合报告，在此基础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最新决议。

第一，鉴于外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了用新的代表农村群众的领导层取代以前右派领导层的决定。

同时外蒙古人民革命党表明坚决和无条件以及毫无保留地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废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8年6月28日关于召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中止共产国际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之间联系的决议，在外蒙古人民革命党赞同共产国际并承认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原则基础上，重新建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之间的相互联系，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之间将互派代表。

第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在莫斯科以前关于蒙古问题系列指示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蒙古人民革命党新的领导层必须要集中所有的力量来落实完成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的决议，首先是要切实改善蒙古农村阿拉特群众的经济处境，其次是要摧毁封建主和资产阶级以及喇嘛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最后，要坚决同喇嘛分子作斗争，同时采取措施不使喇嘛同蒙古国内的其他反革命分子结成联盟，对于喇嘛阶层干预蒙古国家事务的企图应当给予坚决反对。

第三，考虑到蒙古新领导层几乎全部出身于农村阿拉特，组织薄弱且管理国家经验的不足，联共（布）中央将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给予蒙古新领导层切实的帮助。

首先，派遣苏联业务熟练的指导员进入蒙古党和国家最重要的领域，尤其是经济和军事工作方面给予蒙古新领导人以实际的“帮助”，其次，扩大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蒙古短训班的规模，将名额增加到100人。

第四，正式任命阿马加耶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蒙古全权代表。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外蒙古问题的决议实际上是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外蒙古问题各自的评估和规划内容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2月28日关于蒙古问题决议基础上，3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也通过了关于蒙古问题的最新决议。

决议指出，蒙古旧的右派领导层采取了错误的路线方针，对外致力于依靠中国和日本反对共产国际并削弱同苏联的经济文化联系，对内企图清除农村反对派，同资产阶级封建分子和喇嘛阶层相联合，在蒙古国内发展资本主义。

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2月28日的决议一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3月1日的决议明确表示赞同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大会通过的政治经济纲领，要求蒙古新领导层击溃“资产阶级封建分子和喇嘛阶层的政治经济基础”，同时传达了苏联将会给予蒙古新领导层以全面有力支持的信号。

此外，米夫和卡冈诺维奇专门致信根敦等蒙古人民革命中央领导人，要求蒙古农村派领导层执政期间“团结一致，彻底消灭右派残余势力”。

同时表示联共（布）中央“将会在落实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决议和增强苏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的事务方面给予蒙古领导层全力的支持”。

蒙古新领导层很快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最新指示，同以往对莫斯科的各项指示在执行过程中“推三阻四”和“大打折扣”相比，新一任蒙古领导层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执行的确实迅速且彻底。

1929年5月末，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召开了“七大”以来的首次中央全会，中央全会决定迅速落实蒙古人民革命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书面命令的方式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没收封建财产、开展农业集体化等各项运动，如此，针对旧的封建主和喇嘛分子等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各种“革命运动”如火如茶地外蒙古开展起来。

不过，在莫斯科看来，仅仅落实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的决议是远远不够的，要促使蒙古人民革命党制定“长远的发展路线”，以确保外蒙古坚定地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为此，莫斯科推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

1929年12月4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发送了指示信，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制定“长远的发展路线”，并且提出了系列具体的“建议”。

可以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2月4日的指示信，考虑到了蒙古人民革命党“所需的”所有要点，并且整个指示信的内容非常明确和具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坚决地清除封建“右倾”危险，在集体化的基础上重新设计蒙古的国民经济，削弱商业贸易中的私人因素，针对封建主和刺嘛阶层施行坚决性的斗争政策，同时注重扩大利用苏联的经验，坚定地发展非资本主义经济走非资本主义道路。

显然，莫斯科在催促乌兰巴托要更加坚决、更加激进地在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实际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来信进行了认真讨论，并落实到了八大决议内容当中。

1930年1月初，以丘茨卡耶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乌兰巴托，代表团的目的是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同时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制定蒙古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30年2月21日至4月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乌兰巴托召开，总计201名代表参会，共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12012名党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根敦在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和两份总结报告：一份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总结报告，一份为关于蒙古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

以共产国际1929年12月4日来信为基础，蒙古人民革命党八大通过了新的决议。决定在政治领域全面加深同苏联的联系，建立阿拉特（农牧民）群众的专政，继续同封建主和资产阶级以及喇嘛阶层作斗争。

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本质上将莫斯科对外蒙古未来的发展规划以左倾激进路线的方式确立下来，作为蒙古未来的“长远发展路线”，包括没收封建财产和针对喇嘛阶层的各项“革命运动”被进一步深入推进。

1930年1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发送了长篇指示信件，共产国际此封来信意在督促蒙古人民革命党人坚持落实和推进蒙古人民革命党八大所确立的左倾激进发展路线。

1930年12月26日至1931年1月1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专门会议。会议讨论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内外局势和蒙古集体化运动以及正在进行的针对喇嘛阶层的各项运动等有关问题，并且通过了决议。

会议再次确定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八大路线方针的正确性，本质上推动了蒙古左倾激进发展路线的进一步实践。

从最初帮助农村派制定经济纲领到蒙古人民革命党八大正式确立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及至后来该路线的不断巩固，莫斯科通过农村派领导层将苏联对外蒙古未来的发展规划以外蒙古左倾激进发展路线方针的形式确立下来，而且，外蒙古左倾激进发展路线的方针得到了实际落实，显然，这与莫斯科之前通过扶持农村派上台确立苏联在外蒙古占优势地位政治影响力的前期工作密不可分，因为莫斯科对外蒙古的发展规划正是通过完全倒向苏联的农村派领导人贯彻实施的。

实际上，苏联也正是通过外蒙古左倾激进发展路线的贯彻实施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经济和社会改造：

一方面通过没收封建财产和清除喇嘛阶层的影响等“革命运动”，打破了外蒙古传统的经济和社会机构，另一方面，通过开展集体化运动和加强对外蒙古经济文化援助，完成了对外蒙古经济和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将外蒙古拖入苏联所预设的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苏联在确立自身在外蒙古军事和政治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农村派领导层在外蒙古确立和实施了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完成了对外蒙古经济和社会的“打破”和“重建”，同时也实现了对外蒙古的逐步控制，因为苏联对外蒙古经济和社会改造的过程本质上也是对外蒙古经济和社会逐步控制的过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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