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明末的陕西。

有明一代共有五位藩王就藩陕西，随着朱家龙子龙孙的不断繁衍，人口急剧增多。仅秦王一府的人口，到嘉靖年间时，就已经超过了万人。

而雪上加霜的是，天启七年，万历帝之子瑞王朱常浩就藩汉中，皇帝大笔一挥，要求陕西拿出200万亩良田给瑞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200万亩良田，而不是土地。

嗷嗷待哺的陕西，哪里拿得出那么多良田，最后经过多方协调，才由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四省共同来承担这一沉重的负担，而由陕西承担的部分为112.5万亩。

那陕西的情况如何呢？

陕西在明朝本就属于贫困之地，不仅如此，陕西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边患严重。明朝设立九边重镇来防御北方的威胁，而陕西一地就有三边：延绥、甘肃、宁夏，故而陕西总督又被称为三边总督。

边军沉重的粮饷压得陕西喘不过气来。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共拖欠延绥镇粮饷150余万两，所欠各路军饷长达27个月。

如果只是这样，那也就罢了。

明朝还要在这个时候加税。

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分三次加辽饷520万两；

崇祯四年(1631)，加征剿饷，总数280万两；

崇祯十二年（1639），加练饷730万两。

这三饷一加，大明万劫不复。

民众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负担，就有人开始逃亡。但明朝有一个很变态的税收政策叫：赔粮，就是收税的总额是不变的，如果有人逃亡，他应当交的税，就由剩余所有农户承担。

这就导致了更多人的逃亡。

明朝官员马懋才在给崇祯的《备陈灾变疏》中说到了这个问题：

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 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见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为盗者乎？

马懋才文中有一句：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至今读来，让人唏嘘感叹！

02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时候，灾荒也不断。原因很简单，人口都逃亡了，饭都吃不上，谁去兴修水利、灭蝗虫呢？

饥荒和灾害首先来的是粮食价格的暴涨，粮价甚至是平时的20倍，最后有钱也买不到米了。

崇祯十三年十月，粟价腾涌，日贵一日，斗米三钱。至次年春，十倍其值，绝粜罢市。”《陕西通志》

很多人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饿死的人太多，又引起了瘟疫，七八成的人都死去。人们不得不卖儿鬻女，甚至有人拿妻子换一顿饭。

崇祯十三、四年岁大疫，麦米每斗价二两四五钱，各乡镇无粮市人，民死十之七八。邑西关有人市年少妇人，价不及千钱。有饭一食易一妻，米一升易一婢者。《渭南县志》

灾荒之下，就连狼都没有吃的，饿疯了的狼直接到城镇食人。

六年癸酉、七年甲戌、八年，乙亥俱大旱，赤地千里，斗粟一两二钱，民饥死者十之九，人相食，父母子女夫妻相食。狼食人，三五成群，昼游城市，往往于稠众中攫人而食之。《靖边县志稿》

而悲剧还在不断发生，由于死去的人太多，很多尸首无人掩埋。

时人言：“狗见狗骨，必衔之于矿地埋之。盖物之恤其类也。然则，人有见人之骨而不为之瘗者，愧于狗矣。”

崇祯七年的时候，兴安州因为死人太多，郡守在城南门外挖坑掩埋，先挖一坑，很快就填满，又挖了一条大沟，很快又填满，就把这里叫万人KENG。

七年，大饥，尸遍野，郡守金公之纯，掘壁于南门外，掩埋兑尸，一曰而满，再掘一堑亦满，名曰万人KENG。其余散死者无算。八年、九年至十七 年，连岁大饥，群盗满山，杀人如列草。《兴安州志》

而一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很多都加入了流寇，或者打家劫舍，他们为了抢粮食，无恶不作。崇祯八年，流寇围攻扶风县四十余日，九月二十日城破，流寇进行了屠城，官民焚掠一空， 流寇去后，全城空无一人。

当时，无论是起义军还是官军，没有谁在乎百姓的死活，贼寇以抢掠百姓为生，而官军甚至以百姓的首级冒领军功。

当是时，民不知兵， 闻寇至，且聚观之。寇纵掠杀，乃始骇散。其后岁多凶，隣益多盗，民始议碧居。寇之渠魁以杀相尚。九年丙子，屠菩提镇又屠李家庄。共计死者万数。官兵……至，寇遁去。军人乃取民之首以为功……当是时，兵寇相争，民乃大残。《洛川志》

如此惨状之下，有多少人受灾，有多少人死亡呢？

嘉靖时期的《陕西通志》统计，山阳县的户数为4354，而到了康熙年间，《山阳县初志》载清初山阳县仅810余户，也就是说82%的人口消失了。

面对如此的惨状，当时的各地官员纷纷给崇祯帝上疏，请求赶紧拿钱出来赈灾。候恂当时也是其中之一，他的上疏情真意切。

无已， 惟有哀恳皇上慨发内帑币并谕户、兵二部共凑十万余金，如崇祯四年遣 官赈济之盛事。盖多一分即可救一人之性命，蚤一日即可苏一日之於亡。

候恂的上疏结果如何呢？崇祯帝并没有拿钱出来赈灾，崇祯不是没有钱，他把钱用在了招兵买马上面，想要以此来镇压起义。

大明之亡，一点也不冤！

03

在今天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有一块出土的“感时伤悲记碑”，碑文记载了明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间（1640-1641），关中地区天降饥荒、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悲惨情形，有人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刻碑以告后人，碑文如下：

盖自累朝以来，饥荒年岁止见牛米三钱。倍增七钱者，余等痛此，遭逢尚谓稀有之事。岂料崇祯八、九年来蝗、旱交加，浸至十三、四年，天降大饥。商洛等处稍康。四外男妇奔走就食者、携者、负者、死于道路者不计其数。万状疾楚，细陈不尽。余等菜囊、糠食，幸得生全。出此大劫，回思苦状， 可伤可畏，日夜难忘。以故纠众，同心立石谨志，后之者考古君子览焉。

颂曰：嘱付一块石，记载千古愁。来世有见者，难道不泪流。

计开当年时值以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大麦一斗一两四钱；荞麦一斗九钱；寇豆一斗一两八钱；麦子一斗五钱；谷糠一斗一钱；柿果一斗一钱五分；核枣一升一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一钱六分；猪肉一斤一 钱八分；红白萝蒲一斤一分；棉花一斤三钱二分；麻一斤一钱；梭布一尺五 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