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人事任免权力、财政大权以及军事权力是最重要的权力，在政府层面分别对应着吏部、户部以及兵部这三个部门。

那么在这三个部门当中，吏部尚书、户部尚书以及兵部尚书作为部门的最高领导，在他们当中谁掌握的实际权力最大呢？

自从隋朝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度以来，六部之间关于权力的交锋就没有停止过，都在寻求扩大本部门的影响力。

吏部、户部以及兵部三部的职权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个阶段这三者的权力都会得到增强或者衰弱。

从唐朝来看，吏部是六部之首，自然而然的吏部尚书的地位相应是最高的，其权力也是最大的。

唐朝时期的吏部尚书掌管着天下文官的人事调动、升降考核等权力，可以说一句话就能够决定大部分官员的仕途命运。

例如唐中宗时期的吏部尚书崔湜，为人狡诈，善于奉承上位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天官尚书。

此时的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官职明码标价，为一些毫无真才实学的人安排了大量重要的职位，而面对那些正直有才的官员，即使政绩突出，也被打压。

他还嚣张的自比东晋时期的王谢贵族，称“大丈夫掌权治人，岂能受制于人!”

崔湜的底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吏部尚书的职权，有嚣张跋扈的资本，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为非作歹，皇帝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到了唐朝中后期，一般都是由宰相来兼任吏部尚书这一职位，由此可见其权力和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扩张。

我们再来看户部尚书，虽然户部尚书相比于吏部尚书在地位上和权力上稍逊一筹，但权力依旧很大。

主要来说当时的户部尚书的权力主要包括财政收支管理权、户籍管理以及对经济活动的监督。

可以说户部尚书就是一个“财神爷”，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大权。

土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封建王朝的命脉所在，户部尚书则是这方面的主要负责人。

例如在唐玄宗时期，由于承平日久，贵族大量的兼并了农民的土地，国家的税收锐减。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就需要户部牵头来制定改革措施，保证国家的平稳运行。

宇文融便上书皇帝要求重新制定土地分配方案，让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重新安定下来。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置劝农判官十人，分往天下，招携户口”，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

在唐朝时期，户部尚书也被看成说宰相的后备人选，宇文融就是在户部干出了一番事业后登上了相位。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兵部尚书，唐朝时期的兵部尚书相比于吏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就稍逊一筹了。

其主要权力包括掌管全国上下武官的选拔任用，对各级军官进行定时考核和评估，还有兵源招募补充以及武器装备制造维护等方面的权力。

兵部名义上是一个全国军事主管机构，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甚至在唐朝中期以后，枢密使也分走了原本属于兵部的一些权力，导致其含权量大大下降。

兵部在更多时候似乎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性的作用，帮助皇帝参谋军事和更好的执行军事政令。

综合来看，唐朝时期吏部尚书是当之无愧的六部之首，无论是从权力还是地位上来看，都要胜过户部尚书和兵部尚书。

等到了宋朝时期，三部尚书的职权发生了重大转变。

首先来看兵部尚书，众所周知，宋朝执行的是重文轻武的国策，在军事机构的设置上自然会重点考虑制衡。

在重大的军事决策上面，皇帝和文官发挥着主导作用，兵部尚书沦为了陪衬，话语权较弱。

从职权上来看，宋朝的枢密院和三衙分别掌握着调兵权和日常军队的训练管理权力。

原本作为主要军事机构的兵部则更多的是发挥协调和执行的作用，职权分散，权力遭到较大的削弱。

同样的，原本显赫无比的吏部尚书在宋朝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弱化。

宋朝初年张昭担任吏部尚书的时候，还拥有着负责七品以下官员的选拔任用的权力，但等到张昭之后，吏部尚书这一职位沦为了虚职，没有实际权力，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等到元丰改制之后，吏部尚书的职权有所扩大，重新恢复了选拔官员的职权。

但是和唐朝相比，此时的吏部尚书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各类限制。

一方面是此时的吏部对官员的选拔通常只是一个参考意见，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吏部推选的官员不一定能得到完全的采纳。

另一方面针对官员的选拔有严格的程序，随意性和可操作性大大降低。

虽然宋朝时期的户部尚书职权也有一些削弱，但其权力比吏部和兵部来说更大一些，权力包括征收税收、制定财政预算，进行土地分配等。

特别是在宋朝实行多种税收制度，户部尚书的职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细化，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户部尚书的权力较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宋朝时期经济繁荣发达。

而且朝廷面临着较大的财政支出压力，财政问题对于宋朝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朝廷的运行至关重要。

作为财政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户部尚书责任重大，相应的其权力也较大，在宋朝时期，户部的表现相比于其他两个部门来说更突出一点。

根据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的记载：“南宋初，以执政兼领财用事”，执政大臣主管户部，管理财政，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到了明清时期，吏部、兵部和户部的职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部门长官的权力也得到了扩张或者收缩。

在明朝时期，吏部重新成为了六部之首，吏部尚书权力在六部当中首屈一指。

例如嘉靖时期，严嵩担任内阁大学士，权势滔天，想要安插自己人到重要的岗位上，当时的吏部尚书李默不愿意与其同流合污，严嵩便找到嘉靖帝，希望能够直接绕开李默达成目的。

尽管当时嘉靖帝权力很大，但不得不慎重考虑吏部尚书的意见，毕竟牵一发而动全身，再三思考后，最终还是决定以吏部尚书的建议为准，由此可见其地位。

但到了清朝时期，吏部尚书的权力又得到了削弱，为了加强皇权，通过设立军机处等机构来限制六部的权力。

在人事选拔方面，吏部只有建议权，将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员罗列出一个名单供皇帝选择，吏部尚书的选官权被极大的削弱。

户部尚书在明清时期的职权和地位一直相对稳定，并且有往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其承担着财政收支、货币发行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明清时期，在税制发生了巨大转变的条件下，户部尚书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财政分配方面，户部尚书几乎有自主决策权，通过把持财政大权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

虽然在明朝时期，户部尚书的权力和地位依然比不上吏部尚书，但是进入到清朝以后，吏部尚书由于权力过大，被视为是皇权的一种威胁。

所以皇帝对其多有削弱，吏部尚书已经失去了六部之首的地位，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的权力相差无几。

最后是兵部尚书，宋朝时期的兵部尚书几乎没有多少存在感，到了明清时期，兵部尚书的军事指挥权力和调度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明朝时期兵部尚书作为全国军事的行政长官，拥有着军对调动和军官任免的权力。

甚至在明朝初的时候，兵部尚书有直接调用大军的权力，其军事指挥的核心地位得到了凸显。

比如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任免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指挥同瓦剌的作战，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他部门全都要听从于谦的指挥。

虽然情况特殊，但是也能够反映出兵部尚书权力的扩张。

哪怕是在清朝皇权大大强化的背景下，兵部尚书也是一个国家机器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以及户部尚书三者权力大小的一个趋势，是往专业化领域发展。

三者的权力只能在各自的部门上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一家独大的情况基本是不存在的，六部之间的制衡局面也恰恰是皇权进一步集中的表现。

综上所述，吏部尚书、户部尚书以及兵部尚书三者的权力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很难说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力小。

不过在皇帝专制的背景下，三者权力走向制衡和平等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