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成立后，叶挺出任军长，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由项英出任副军长，实际上行使政委职权。

他认为，项英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最高领导，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层中不能没有项英。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

成立党的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书记和新四军分会主席均由项英同志兼任。

让项英担任东南地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充分体现了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

项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项英（1898.5─1941），原名项德隆。化名江俊、江钧、张成。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

他在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读完初中后，15岁便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工人，白天做工，晚上坚持读书，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出他求识自强的不屈性格。

在此期间，俄国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

1920年，项英在武汉组织过纺织工人罢工；1921年12月起，在武汉江岸筹建铁路工人俱乐部，1922年4月由包惠僧介绍入党，是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

这年10月，项英领导了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并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条件。

但是，厂方对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绝采纳，还关闭了厂门，企图“厄工友于困苦之境”。

项英鼓励工人们“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宁死不屈，为扬子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友争口气”。

经过细致的组织宣传和思想工作，工友们团结一心，意志坚定，最终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

因此，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深孚众望。

随后，他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曾任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进行了坚决斗争。

参与领导的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和项英早在1923年就认识了，这年4月，时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的项英路过长沙，毛泽东和杨开慧专门请他到家里吃饭，两人还进行了一番长谈。多年以后，当项英提到这顿饭时，还激动不已。

1926年秋起，项英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队，任总队长，配合北伐军作战，维持社会秩序，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项英来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他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1931年1月7日，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为了加强对广大苏区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

不过，周恩来因工作原因，暂时不能离开上海，所以，中央局书记一职由项英代理。

不久以后，项英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毛泽东见到后，十分高兴地说：

“项英同志，喜从天降！”

项英也激动地说：

“润之，咱俩一别就是多年，真想你啊，你可瘦多了！”

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正式宣布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委员有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毛泽东、王稼祥等人。

初到中央苏区，项英就碰到当时红军内部和江西地方团因抓AB团（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反革命右派的秘密组织，仅存在四个月就被摧毁了）引发的“富田事变”的问题。

然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却相信了敌人方面有关AB团的资料，认为AB团已混入共产党内部和红军中来，为此开展了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肃反运动。

1930年12月，被打为AB团分子的红20军一些指战员，冲到富田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人员，这就是在苏区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

对肃反中采取严刑逼供、乱咬乱杀的情景深感不安的项英，经过深入调查后当机立断，要求立即纠正反AB团斗争中的缺点错误，并提出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教育党员，处理“富田事变”就按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否定了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暴动”的定性。

正是由于项英做出的决定，才使得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度缓和下来，暂时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免遭杀害。

但是，他却遭到以王明为主的中央代表团的否定，并将他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撤销。一年后，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主持了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判。

1931年2月，项英作为中革军委主席，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建立了红军总政治部，并明确规定了红军总政治部的职责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关系。

3月底，蒋介石纠集20万人马，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二次“围剿”，4月17日，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迎敌方针。

项英认为，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武器装备更是差距明显，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他说：

我们的兵力太少，与之硬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就得从速退走，退到四川去！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

参会人员听后大惊，毛泽东直接站起来反对说：

“红军不能离开中央苏区，退走只有死路一条！德隆（项英的原名），你来中央苏区也有几个月了，第一次反‘围剿’前的情形，你该是了解的吧？”

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继续按照“诱敌深入”的战略打击敌人。毛泽东说完以后，朱德、彭德怀等人纷纷响应。

此时，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说：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话要听，但山沟里也有马列主义，战争上的事还得红军自己解决。”

最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此后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在15天里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成功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战斗结束后，项英不禁感慨万分，他想到，自己曾主张红军远走四川，后悔之余不禁觉得有些荒唐，对毛泽东更加佩服。

1931年4月底，苏区中央局改组，项英任苏区中央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副主席。11月，他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临时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红色内阁从此诞生，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最早尝试。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岗位上，项英积极协助毛泽东主席，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打破了敌人经济封锁，发动了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健全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制裁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他的主持下，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司法机构，制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第一次制定的有关婚姻方面的法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

1933年6月30日，项英还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确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日为红军的建军节。

从那以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当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人民军队有了自己最可亲可贵的一天。

同年7月9日，项英又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肖克、何长工等34人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王震等53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项英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从此以后，他和毛泽东天各一方。在那几年的游击斗争中，项英不惧艰险，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立下了汗马功劳。

“七七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中央决定将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延安的电台不断地与南方各游击区进行联络，但多数联系不上。

此时，项英并不知道中央对目前形势和任务的一系列指示，只是在大体上听说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便在1937年9月27日写了一封《致南方游击队公开信》，信中说：

余遵照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政府指挥下效命杀敌。望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

项英的这封信，很快就由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在全国范围内播出，在延安的毛泽东听到以后，十分不安，他对张闻天说：

“这个项英，目前还不明白统一战线必须保持独立原则的重要性，这样无条件地集中下山，要吃大亏的呀！”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在两个月之前，中共闽粤边特委军事负责人何鸣与国民党157师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将闽南红三团1000余人集中在漳浦城接受改编，结果竟被预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包围缴械。

毛泽东担心出现第二次“何鸣事件”，于是马上给在南京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发电，让他们迅速找到项英，传达中央“部队不能集中”的指示。

10月6日，博古终于派人在赣南找到了项英，项英得知中央的指示后，诚恳地说：

“中央的指示来得很及时，再迟些日子，我们的工作也许就受损失了！”

随后，项英按照中央的指示，完成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

项英上任以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任务，迅速打开了东南地区的抗战局面，毛泽东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新四军的战绩来之不易，项英同志功不可没！”

但是，时间一长，项英和叶挺产生了分歧。

叶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项英认为，叶挺不是党员，只是将他当成统战对象。叶挺虽然是军长，但既看不到中央给军党委的电报，也不能参加军党委的重要会议，所以很难开展工作。

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这被项英指责为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

而且，叶挺喜欢穿着整洁，并有自己的厨师，单独吃小灶，项英对此也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这些因素，都促使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1938年6月初，叶挺去武汉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为新四军要军费时，见到了周恩来，说明了项英独揽大权，自己处境艰难的情况。

同时，希望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以后军中工作由委员会集体领导决定，改变项英“一言堂”的现状。

两天以后，延安发来回电：

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

可是，委员会成立后，并未发生多大作用，因委员会以项英为首，叶挺为副，其余五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也大多以项英马首是瞻，陈毅倒是很尊重叶挺，并且多次劝说项英，但效果甚微，叶挺深感委屈。

接着，发生了叶挺的第一次出走，其导火索是叶道志事件。

叶道志是一名老红军，早在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1934年就因战功升任第92师师长，按照他的资历，建国后至少授中将，但却在1938年被错杀。

全面抗战爆发后，叶道志奉命前往新四军工作，担任第4支队副团长、特务营营长等职务。

但是，叶一方面不满其职务过低，另一方面，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他，与大多是南方人的新四军有些格格不入，大家说的也都是方言，叶道志听不懂，内心的苦闷和工作上的不适，使得他想离开新四军，回到八路军去。

但是，工作调动需要程序，还要上级层层审批，叶道志等不及，也没有想得那么多，独自离开北上。

当时，项英正在延安开会，叶挺主持新四军的工作，得知叶道志未经请示擅自离开部队后，叶挺大为光火，很快定性其为叛逃，将其立即枪毙。

项英回来得知了这件事，对叶挺不通知自己就下令枪毙叶道志的情况，非常不满，在日后的工作中，更加排挤，使其深感“身为一军之长，却连部队调动都难以知晓”，思之再三，决心离开。

这年10月，叶挺回到家乡广东省惠阳县，在叶汉谋的帮助下，出任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

针对这个情况，周恩来迅速做出紧急部署，向中央汇报了这个情况，同时电请叶挺速来重庆，解决问题。

当时，国内的舆论对新四军也很不利，蒋介石听闻叶挺出走后，随即下令要裁减新四军的编制，同时，还打算从黄埔系中抽调一人前往新四军，接任军长一职。

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连忙给周发电报，做出了两点指示性意见：

“第一，需劝回叶挺复职，必要时由恩来陪同叶挺回新四军军部；

第二，新四军委员会此后以叶挺为首，项英为副，由叶挺负责军事工作，在坚持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下，由项英实际负政委之责。”

应该说，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既可充分发挥叶挺在军事上的长处，又可维护统一战线，同时保证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堪称一举三得。

得到指示后，周恩来和叶挺两人在重庆进一步会晤，周公力劝其回新四军复职，叶挺也提出了恢复党籍的想法，周公说：

“你不恢复党籍，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对工作的贡献更大。”

并表示，自己愿陪同叶挺一起回去。叶挺听后，表示同意。

1939年2月23日，叶挺回到了阔别4个月之久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周恩来陪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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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周与项英面谈，一方面传达了主席的话，同时也对项英进行思想教育。

项英首先向周恩来提出了自己对叶挺的两点顾虑，即生活作风问题和非共产党员的问题。

周劝解他说：

“叶将军在生活作风上并无问题，不过与你艰苦朴素的作风相悖而已，这完全算不上问题，至于叶挺为何不是共产党员，那是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左倾错误思想主导下犯的错误，这也不能怪在叶挺同志身上。”

随后，他又对项英说：

“我要批评你几句，你首先是没有大局观，而且不能贯彻执行党的命令。党的命令说得很明白，由叶挺主军，项英主政，你现在大权独揽，对于新四军的发展没有好处。更何况，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挤走了一个叶挺，又来一个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将何以自处？”

这次谈话，对项英起到了很大作用，此后同意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等机构，在新四军东进扩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项英也做出了让步，大体上将军事指挥权移交给了叶挺。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不放心，在皖南短暂停留时，又相继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人谈话，晓以大义，传达党的指示，并希望他们能做叶项两人和睦相处的推动者。

在一次晚宴上，周又带领新四军主要将领向叶挺敬酒，对叶挺表示了极大的尊重。

一番推心置腹、体贴入微，让叶挺大感温暖，后来，叶挺还评价周恩来道：

“周公总是那样地关心人，了解人，帮助人。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了！”

周恩来随即回到重庆面见蒋介石，并向延安做了汇报，叶挺第一次出走风波至此平息。

而后，项英逐渐做出了一些改变。首先，他对叶挺的个人习惯保持了尊重，比如在党内生活会上，很多人对叶挺骑马挎枪、带着照相机的小资行为提出了意见，项英均表示这是叶军长的个人习惯，不必干涉。

尽管新四军经费不足，生活艰苦，项英仍专门给叶挺安排了小灶，并让叶挺经常前往国民党第三战区，借此说明，小灶是为了应付第三战区的需要。

当时，作为非党身份，叶挺按理说不应该参加党内的一些会议，但为了尊重其间，项英经常让其列席会议，发表意见，还下令所有的军事电报和指示，都一律让叶挺过目。

叶项之间的和睦共处，尤其在云岭反扫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9年，日军集结一万多人，进犯云岭新四军军部，项英让叶挺放手指挥，叶挺指挥新四军六个团，利用云岭地区的地形地势，与日军周旋数日，最终在运动战中歼敌一部，取得胜利！

这次作战，项英完全站在了一个政委的位置上，对前线指挥毫不干预，不仅如此，在叶挺回来后，项英还专门组织了欢迎会，庆祝凯旋，双方十分融洽。

但是，半年以后，因为叶挺错杀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项英再次和他产生了分歧。

高敬亭为人居功自傲，自私自利，一方面，他抵制上级派给第四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郑位三、萧望东、戴季英等人；

同时，又违抗军令，抵制东进，对于叶挺发布的命令总是虚与委蛇，且驻扎在淮南铁路一带，大肆收编土匪，扩大部队，有自立之嫌疑，这对讲究军纪的叶挺来说，断难相容。

这期间，发生了高敬亭麾下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率领第七团大部官兵叛逃事件，两人在投靠国民党后，登报宣传，在舆论上对新四军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对于高敬亭的问题，叶挺和项英两人看法有不同，在项英看来，高敬亭是三年游击战争的有功之臣，自然要以批评教育为主，而且，在叛逃事件发生前，项英还致电高敬亭，鼓励他克服困难，迅速东进，说：

“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而叶挺则持不同看法，在他看来，违反军纪就要严惩，因此，在“反高斗争”大会上，叶挺宣布了对高敬亭的处置，即:

“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

远在延安的主席得知后，也非常生气，给新四军发电报质问说：

“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在今天看来，叶挺要对高敬亭的死负主要责任，但在当时，如果高敬亭不死的话，第四支队的很多干部可能也无法保全下来，这对革命队伍来说可能是更大的损失。

而且，当时中央已派遣徐海东前来接任第四支队司令，押高敬亭回延安路途遥远，也难以押送成功。

但是在项英看来，叶挺如此处置有些激进，而且独断专行，没有考虑更多的影响，因此，项英再次收揽大权，叶挺又成了有力无处使的老虎，只好第二次出走。

1939年10月，叶挺来到重庆，再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国民党又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攻击共产党不能容人。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地对周恩来说：

“这个项英，我早就叮嘱他要注意和叶挺搞好关系，可他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弄得叶挺一而再、再而三地辞职，我们被国民党抓住了把柄，说共产党胸怀狭窄，容不下人！”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了近3000字的指示信，不点名地对项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语气十分严厉。

性格倔强的项英在看到这封信后，却产生了一个念头：

与其让自己被逼得自己灰溜溜地下台，还不如主动提出辞职。

他竟然主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辞职。毛泽东收到信后，深知新四军毕竟是项英一手带出来的，威望很高，在当前叶挺出走的形势下，新四军一时还离不开他。

毛泽东暂时压下怒火，给项英回了一封信，信中对他这几年工作的成绩进行了肯定，并要求他继续履行职务。

但是，项英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态度反而更加强硬，5月29日，他再次向中央提出辞职。

这一次，毛泽东终于被激怒了，他对来延安汇报工作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

“你给项英带句话，要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拉倒！没有你项英，新四军垮不了！”

叶挺第二次出走后，周恩来正在苏联治病，因此，叶挺的这次出走时间较长，有大半年之久。

1940年夏天，周恩来回国后，先是拍电报给逗留澳门的叶挺，希望他回到重庆面谈，还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速来重庆，做好统战工作，调解好叶挺和项英的矛盾，准备接回叶挺。

同时，周公又向项英连发几封电报，再次重申分工问题，即“以叶挺负责军事，项英负全局工作，实际担负政委之责”。

叶挺这才回心转意，重新回到新四军，项英辞职的这场风波，这才暂时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