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有人评价一幅书法作品，觉得很古朴，韵味直追晋唐，就会说“高古”。

高古的含义，高就是高远，意境深远，古就是指远古的风格。

楷书大概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曹魏期间产生，代表人物是楷书鼻祖钟繇，楷书审美规则的缔造者则是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以，楷书最高古的年代，就是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的书法人，为何是高古的，写的楷书与现代人有什么不同呢？摩诘君将现代人的定义，往前推进了几百年，来到康熙年间。也就是把清代中叶起之后，直到当代，统称为书法现代人。

有什么不同呢？摩诘君抽丝剥茧，分析了一下，焦点集中在汉字的偏旁部首，以它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区分，是衡量楷书是否高古的标志。

偏旁部首重要性越弱，写的楷书就越高古。反之，部首越重要，越被强调，写出来的楷书就越……“俗”。俗的楷书，谈不上高古。嗯，其实就是“馆阁体”。王羲之在笔势论早就对后世的“馆阁体”做了神预判：状如算子。

要做到楷书状如算子的程度，将部首一个个独立写出来，是最佳方式。也就是说，写完一个完整的部首，再接着凑一个，直到所有部首都写出来，组合成一个字，才是状如算子。所谓的算子，可不就是部首。

来点直观的例子，从《淳化阁帖》里选择一个王献之的“携”字来分析，原帖的字翻墨本是这样的：

这个字虽然是行书，可视为行楷。“提手旁”只是被王献之作为结构的一个部件来处理，写得很小。康熙以后的现代人，会将“提手旁”加以明确而重视，占据整个字的一半江山，于是大概率会写成下图右边这样：

左边是王献之的“携”，它的写法是高古的。右边是乾隆以后的现代人写法，它是状如算子的。

可能有人会觉得王献之把“提手旁”写得太小了，看上去有些不习惯，挺像电影《西游降魔篇》里的天残脚。看不习惯，其实是未入古的视角。看惯了，领悟个中妙处，才是渐趋高古。

咱们从部首的起源说起，时间不比楷书晚。因为部首概念的产生，并非因楷书而生，却是篆隶发展到极致阶段，人们为了规范书写而制定出来的产物。

根据史料记载，偏旁部首产生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正是汉隶鼎盛时期。摩诘君考究了《说文解字·叙》的原文：“其建首也，立一为耑（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杂而不越，据形系联。”

《说文解字》，属于文字学的书籍，并非书法著作。所谓文字学，是将部首的含义单独拆分出来，做分解说明，犹如庖丁解牛。“说文”又“解字”嘛，拆字解析。汉字是象形文字，几乎每个部首都代表有意思，将部首组合起来，又凑成一个整体的含义。

但是汉唐，乃至宋元明时期，书法界几乎没有人把《说文解字》的部首当一回事，部首是被忽略的。这段时期，统称为书法的高古时代。

因为王羲之的《笔势论》明确提出，写字不能“状如算子”。原文是这样的：“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

书家们遵循领悟笔势论的精髓，尽量避免写得“状如算子”，必定不会有人去刻意把每个部首写得一样大小。

《说文解字》使用“部首”概念，是汉字形义联系的标志。本来部首只是字的内涵融合，被康熙推行的“馆阁体”给借用了，拿去做书法结构上的规范书写。康熙时期将偏旁部首的依次书写，给予大力强调，导致书法离高古越来越远，走向状如算子的现代写法。

史料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汉字的规范书写，下旨殿试选官的时候，考生统一得写端正“馆阁体”。

康熙才不管什么“状如算子”，皇权至高无上，普天之下都听他的。写字必须按统一的标准，按规矩来，“馆阁体”就替代了传统高古的楷书写法。

关于“馆阁体”具体是什么，它有什么诟病，乃至于出现了当代“田楷”这样通俗接地气的写法，摩诘君这里就不多说了。没有人会认为“田楷”是一种能称为“高古”的楷书流派，因为田英章自己也承认田楷是欧体里的田楷，是能把字写规范的印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