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这么多年了，你为啥一直瞒着我？”我握着他的手，语气中带着一丝哽咽。
李建国叹了口气，裹紧了身上的外套，“你这个犟种，当年说破天也不听人劝啊。”
1972年，十八岁的我，背着母亲缝制的布袋，和李建国一起踏上了绿皮火车，奔赴军营。一路颠簸，他不停地给我塞瓜子，“想家就嗑瓜子，嘴里忙活着，心里就不慌。”那时的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新兵连的日子艰苦难熬。盛夏的训练场上，汗水浸透了衣衫。五百个深蹲下来，我的腿抖得像筛糠。负重越野三公里，还没跑一半就瘫倒在地。晚上躺在床上，浑身酸痛，李建国偷偷去找班长要了跌打油，给我揉腿。“你小子别出声，让别人听见多丢人。”他一边揉一边说，“想想你妈，她一个人把你拉扯大，这点苦算啥？”
三年后，李建国突发急性阑尾炎，我请了一个月假照顾他。那时的医院条件简陋，六人间病房，老鼠在床底窜来窜去。我打地铺睡在他床边，半夜听着他疼得直哼哼，就赶紧起来给他倒水。“你快回去吧，别耽误你提干。”他脸色蜡黄，有气无力。“提啥干不提干，”我故意逗他，“你小子要是不好好养病，我就天天给你熬白粥。”他知道我最怕吃白粥。
1978年，我们一起提了干，却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临走前，他拉着我喝酒，就着几筷子咸菜，干了半斤二锅头。“有啥话就说，别整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笑着说，心里却酸涩难言。“你这人心直，办事太较真。”他醉醺醺地拍着我的肩膀，“记住啊，有些事得看透，别钻牛角尖。”
那年冬天，我探亲回家，经母亲介绍，认识了王淑芳。她穿着朴素的蓝棉袄，站在我家院子里，羞涩得像腊月的柿子。结婚那天，村里人都说我们般配。酒席上，有人打趣说：“当兵的媳妇命苦，就跟守寡似的。”王淑芳抬起头，语气坚定地说：“嫁给当兵的，我骄傲！”
婚后不久，我就接到了调令。临走那天，她把我的行李收拾得整整齐齐，还偷偷塞给我一个亲手织的毛线手套，针脚细密，饱含深情。“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她红着眼圈，却强忍着没掉眼泪。
起初，她每月都会给我写信，信里夹着她织的毛衣，还有几包红糖。信上都是些家常琐事，地里的庄稼、村里通电的喜悦、母亲的身体状况……字迹歪歪扭扭，却写得格外认真。
后来，信越来越少。一次休假回家，她却不在。邻居说她一大早就坐班车走了。我心里很生气，觉得她不理解我，不支持我的工作。当兵的媳妇，不就应该安安分分守在家里吗？李建国知道后，欲言又止，“老班长，你这人就是太轴，有些事得好好想想。”我没有理会，心想他一个光棍汉懂什么。就这样，我和淑芳的感情越来越淡。
每次回家，她都忙里忙外，很少说话。我躺在炕上看报纸，她在灶头忙活，屋里静得只能听见柴火噼啪作响的声音。
三十五年过去了，如果不是在火车站遇见李建国，我还被蒙在鼓里。他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实话跟你说吧，当年你妈病重，是淑芳一直在照顾，她怕你分心，谁也不让说。那会儿交通不方便，她经常凌晨三点就去排队买车票，来回奔波。”照片上，淑芳搀扶着我母亲在院子里晒太阳，母亲虽然面色蜡黄，却笑得很温暖。淑芳也在笑，眼神里却透着疲惫。
“你还记得我住院那个月不？”李建国接着说，“就是那会儿，我才知道啥叫真心对人好。你说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回到家，淑芳正在院子里择菜，头发花白，围裙上沾着菜叶，却依然干净利落，就像多年前站在我家院子里那个姑娘。“回来啦，”她擦擦手，“今天炖白菜，你最爱吃的。”
我一把抱住她，“对不起，这些年都是我不好。”她愣了一下，轻轻拍着我的背，“傻瓜，都一把年纪了，还说这个。”
看着她眼角的皱纹，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情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默默坚守。这些年，她的付出，比天高比海深，却从未言语。院子里的梧桐树沙沙作响，落叶纷纷。我想起了那个穿着补丁棉袄的姑娘，那个大雪天里给我织毛衣的妻子，那个凌晨三点去买车票的儿媳……这辈子，遇到她，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