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分析
由于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后的消费代表着其与所在城市经济社会融合的一种信号，因此，与消费相对应的储蓄水平也可以作为反映其与所在城市融合的重要指标。
本文首先检验不同类别农民工群体的储蓄率差异，其次分析其储蓄率差异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家庭收入项目2013年的问卷调查数据，其中永久移民样本来自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农民工样本来自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家庭收入项目2013年调查。
CHIP调查收集的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并且由于其包含丰富的收入支出信息，已经成为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的重要数据库。
CHIP的问卷设计由城镇住户调查、外来务工住户调查和农村住户调查三个部分组成，分别采集城镇住户、农民工和农村住户的信息。
由于拥有按照户籍类型和户籍所在地的问卷设计收集的数据信息，CHIP数据非常适合本文的研究。
永久移民样本来自城镇住户调查，农民工样本来自外来务工住户调查。
本文采用最新一轮的CHIP2013年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农民工的短期迁移对储蓄率的影响。
如何鉴定短期迁移一直是短期迁移研究的难点，以往的研究使用主观的迁移意愿来区分短期移民和永久移民。
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比较容易区分短期迁移和永久迁移，即可以直接利用户籍身份的差异来定义迁移性质。
在城镇地区就业的个体，持有农业户籍者可被视为处于短期迁移状态，而实现农转非户籍转换的城市居民可以视为永久移民。
由农业户口转变为居民户口，虽然统一为居民户口，但是社会保障和非农户口存在一定差别，所以本文删除城镇住户调查样本中在调查时点为居民户口的样本。
本文将最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作为家庭收入变量、最近一年的生活消费支出总额作为家庭消费变量，以此构造家庭储蓄率变量。
本文采用储蓄率的一般定义，构造家庭储蓄率变量，即/收入。
除了上述核心变量，本文控制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这些影响储蓄率的因素。
在户主特征方面，本文控制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教育年限、自评健康；
在家庭特征方面，本文控制家庭规模、未成年子女比例、老年人比例、家庭成员医疗保险覆盖比例和养老保险覆盖比例这两个社会保障因素、家庭收入。
同时，本文控制省份虚拟变量，排除地区间储蓄率行为、房价等方面的差异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
删除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最后本文用于实证分析的样本为2634个，其中农民工样本659个、永久移民样本1975个。首先比较农民工与永久移民的储蓄率差异。
在低分位点，比如10分位点以下，农民工和永久移民的储蓄率曲线几乎完全融合；
另外一个就是70分位点附近，农民工与永久移民的储蓄率差距缩小，这可能是随机抽样的结果。
总体而言，农民工家庭的储蓄率高于永久移民，且从低分位点到高分位点，两者储蓄率的差距不断扩大。
比较农民工列和永久移民列，可以发现，前者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后者：农民工样本的平均储蓄率为37%，高于永久移民样本33%的平均储蓄率。
在户主特征方面，全样本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为46.92岁，农民工家庭样本户主平均年龄显著低于永久移民家庭样本户主。在户主年龄和民族上，农民工家庭和永久移民家庭没有显著区别。
全样本家庭在婚的比例都较高，平均为94%，但永久移民样本家庭的在婚率显著高出农民工样本家庭8%。
在教育年限上，永久移民家庭户主也显著高出农民工家庭户主，但是农民工家庭户主的健康状况显著高于永久移民家庭户主。
在家庭特征方面，全样本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险覆盖比例和养老保险覆盖比例都比较高。
其中，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险覆盖比例达94.5%，养老保险达74.2%。
社会保障的高覆盖和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行社会保障建设密不可分。
虽然整体而言，样本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覆盖比例较高，但是农民工家庭的社会保障覆盖比例却显著低于永久移民家庭，这在养老保险的覆盖比例上更加明显：农民工样本家庭成员养老保险覆盖比例为54%，而永久移民家庭则为81%；
医疗保险的覆盖比例也相差15个百分点。在家庭规模上，农民工家庭也比永久移民家庭显著多出1人。
在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上，农民工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比例显著高出永久移民，而老人比例则显著低于永久移民。
最后，永久移民家庭的收入显著高于农民工家庭。作为短期移民的农民工与永久移民在诸多特征上存在差异。
影响储蓄率的这些可观测特征对于两者储蓄率差异的解释占有多大比例？后文实证分析部分将运用RIF回归分解的方法进行回答。
本文运用RIF回归分解的方法对作为短期移民的农民工和实现户籍身份转换的永久移民之间储蓄率的差异进行分解。
RIF回归分解的基础是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在报告分解结果之前，
本文首先运用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分别估计农民工和永久移民在不同分位点的储蓄率决定因素。
总体而言，不同的可观测特征在不同的分位点、不同群体间对储蓄率的影响呈现异质特征。
第一，在户主特征方面，年龄仅显著影响10分位点永久移民家庭的储蓄率，性别仅显著正向影响10分位点永久移民的储蓄率，民族仅显著负向影响90分位点农民工民家庭的储蓄率。
在所有的分位点上，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永久移民，婚姻状况对储蓄率均无显著影响。教育年限仅显著地负向影响所考察分位点永久移民的储蓄率。
第二，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成员医保比例仅显著地正向影响50分位点永久移民家庭的储蓄率，家庭成员养老保险比例仅显著负向影响10分位点农民工、50分位点永久移民家庭的储蓄率。
家庭规模负向地影响10分位点农民工和永久移民家庭储蓄率，但仅负向地影响50和90分位点永久移民家庭储蓄率。
收入正向影响所有分位点农民工和永久移民家庭的储蓄率。
鉴于本文所含可观测特征对储蓄率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将这些可观测特征因素对农民工与永久移民储蓄率差异的作用进行分解。
两种分解方式都可进一步分解为要素效应和结构效应：要素效应为农民工和永久移民间在影响储蓄率的因素上的差异，结构效应为农民工和永久移民间在影响储蓄率因素的系数上的差异。
在要素效应方面，户主人力资本特征显著增加25-75分位点农民工与永久移民在储蓄率上的差异。
家庭社会保障覆盖比例显著增加10分位点农民工与永久移民的储蓄率差异，但却显著降低50分位点两者储蓄率的差距。
家庭人口结构显著降低10分位点和50分位点农民工与永久移民的储蓄率差异。
在所有的分位点上，家庭收入都显著降低要素效应对于农民工与永久移民储蓄率差异的解释。
在结构效应方面，户主人口学特征在90分位点显著降低农民工与永久移民户主人口学特征系数对于两者储蓄率差异的解释。
而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在50分位点显著提高农民工与永久移民的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系数对于两者储蓄率差异的解释。
户主人力资本的差异会显著增加农民工与永久移民的储蓄率差异，而农民工与永久移民家庭的收入差异起到降低两者储蓄率差异的作用。
教育和健康状况对储蓄率呈现相反的影响：教育年限与储蓄率负相关，而健康状况与储蓄率正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