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风很硬，像是从北方刮来的，夹着一股干燥的土腥味。老式军绿色旅行箱的锁扣已经生锈，开合时发出咔哒的声音，像是某种仪式的开端。李国强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背挺得笔直，脸上挂着一种刻意的平静。他刚刚退伍，穿着一件泛白的旧军装，袖口处的布料已经起了毛边。旁边的我，手里拎着一个棕色的皮包，包角磨得光滑，像是被岁月反复抚摸过。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鞋底沾着泥，像是从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带来的记忆。
“你托关系进了好单位吧？”我试探着问他，声音里带着一点羡慕，也带着一点不甘。他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目光落在远处的铁轨上，像是在寻找什么，又像是在逃避什么。那一刻，我心里有些复杂。我们曾经是战友，一起在边境线上守了三年。如今，他靠着家里的关系进了市里的粮食局，而我却被分到了看守所。
火车站的广播突然响起，刺耳的声音划破了短暂的沉默。我抬头看了看他，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像是某种胜利的宣告。我心里一阵酸楚，却没有说什么。那天是1980年的一个周四，火车站的钟刚好敲了四下，像是给我们的分别定了一个时间戳。
看守所的生活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压抑。每天早晨六点钟，老式挂钟的整点报时声会准时响起，像是某种仪式的召唤。我会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制服，走过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头的窗台上摆着一盆枯萎的茉莉花，花瓣已经干瘪，像是某种失去生机的象征。
犯人们的眼神各不相同，有的带着愤怒，有的带着绝望，还有的，竟然带着一丝奇怪的平静。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犯人，他总是坐在角落里，低头摆弄一枚硬币。硬币的边缘已经磨损，像是被岁月反复侵蚀过。他告诉我，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有些难过，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有时候，我会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天空。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是被某种情绪笼罩着。我想起李国强，想起他在粮食局的生活。听说他过得很好，工作轻松，待遇优厚。但我却总觉得，他的生活里少了些什么，少了一种真实的重量。
1982年的春天，李国强来找我。他穿着一件崭新的西装，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鞋面反射着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他站在看守所的门口，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包角已经有些磨损，像是被时间反复打磨过。
“你过得怎么样？”他问我，声音里带着一丝试探，也带着一丝关切。我点了点头，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落在我的制服上，像是带着某种复杂的情绪。
我们坐在看守所外的小花园里，花园里的桂花树刚刚开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气。他告诉我，他的工作虽然轻松，但却觉得没有意义。他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像是一台机器，没有灵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也带着一丝无奈。
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有些复杂。曾经，我羡慕他的生活，羡慕他的轻松和优越。但现在，我却觉得，他的生活里少了一种真实的重量，少了一种能够触动人心的东西。
1985年的秋天，我辞去了看守所的工作，开了一家小书店。书店不大，摆满了各种旧书，书页上带着一种淡淡的霉味，像是某种记忆的残留。每天早晨，我会泡上一杯茶，坐在书店的角落里，翻看那些泛黄的书页。书页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像是被时间冲刷过。
李国强偶尔会来书店找我。他的脸上多了一些皱纹，眼神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他告诉我，他辞去了粮食局的工作，开了一家小餐馆。餐馆不大，但生意还算不错。他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找到了那种能够触动人心的东西。
那天，我们坐在书店的角落里，喝着茶，聊着天。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照在桌上的书页上，书页上的字迹显得更加模糊。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有些释然。曾经，我们的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现在，我们却找到了同样的东西，找到了那种能够触动人心的重量。
如今，李国强的餐馆已经开了十多年，而我的书店也成了街坊邻居的一个聚集地。每次见到他，他都会笑着对我说，他很羡慕我的生活，羡慕我的平静和真实。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有些感慨。曾经，我们的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现在，我们却找到了同样的东西，找到了那种能够触动人心的重量。
窗外的桂花树已经开满了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气。我站在窗边，看着远处的天空，天空依然灰蒙蒙的，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