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成双 赵陆 摘要:美国社会在向西部拓殖的过程中，发展起了独特的土地开发利用模式，也形成了家庭农场梦想，并为这一梦想赋予了诸多的期望。然而，随着农业技术革新和现代化大农业的兴起，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农业阶梯”假说破产，而一直受到贬斥的租佃农业的比例越来越高，家庭农场梦想变得越来越遥远，工业化农业综合体代替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发展的新趋势。美国农业现代化所引导的三高农业不仅与家庭农场梦想相背离，也培育了美国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功利主义态度。家庭农场梦想虽然破产，但人类对于土地的依赖和依恋并没有结束。 农业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无须赘言。然而，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兴起，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其重要性似乎也随着降低了。相比于学术界对近代以前农业相关问题的浓厚研究兴趣，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重心转向民族国家的建构、工业化、国际体系的变迁等时代主题，农业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弗里德里克·J.特纳（Frederick J.Turner）的边疆学派成为美国西部农业变迁史的主要解释范式。根据特纳的边疆假说，一片自由土地的存在及边疆的不断后退，是美国社会走向强大的根本之所在。(1)推动边疆后退的是不断壮大的拓荒农场主阶层，而推动农场主不断深入西部的根本动力则是独立家庭农场梦想。这一梦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耕者有其田”梦想的美国版本。然而，美国社会从边疆拓荒农业走向工业化的变迁既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社会变化的缩影，也是上述家庭农场梦想一步步走向破灭的见证。不仅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在美国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边缘化，即便在农业产业内部，家庭农场也经历了从自给自足的小农场到现代化巨型工业化农业综合体（agribusiness）的变化。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美国农业的转型问题已有很多研究，如著名农业史专家保罗·盖茨（Paul Gates）的研究打破了美国社会长期流行的从农业工人到独立农场主转化的所谓“农业阶梯”假说。(2)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刘祚昌教授曾经撰写文章对杰斐逊的农业梦想进行过细致的探讨；(3)欧阳惠博士也曾经对农业神话假说进行研究，并由此探讨了农业神话的破灭与农场主反抗运动之间的关系。(4)虽然有上述研究成果，但目前学者们主要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美国家庭农场的演化及实现的路径问题，对于工业化农业兴起后所引起的社会与环境问题重视不够。本文即试图从环境社会史的角度对美国农业转型所引起的农场主分化问题进行研究，以此丰富学术界对于家庭农场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美国社会的家庭农场之梦长期以来，农业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中最基本、最高尚的行业，家庭农场则被认为是美国文化和社会价值得以保存和传承的载体，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神话”和梦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农场曾被许多饱受中世纪封建压迫的欧洲移民当作毕生追求的目标。杰里米·阿塔克（Jeremy Atack）和弗雷德·巴特曼（Fred Bateman）认为：“对于一个深受个人主义影响，而且总是习惯于往前看的乐观民族来讲，家庭农场曾经是一个自然的吸引力，现在依然是。直到今天，根植于许多美国人内心的仍然是对家庭农场的向往和对它所带有的独立、自由和自足的渴望。”(1) 早在18世纪后期美国独立前后，根据天赋人权和重农主义理论，美国朝野就逐渐形成了具有农本主义色彩的理论主张：农业是真正财富的唯一来源；每个人对土地都有天生的权利；耕者有其田；土地所有权使农民独立自主，从而获得社会地位和尊严，而在劳动中不断与大自然接触使他品格高尚，生活幸福。(2)深受洛克思想影响的美国思想家乔治·洛根（George Logan）在《致美国自耕农的五封来信》中大声疾呼道：“美国的农夫们只是向往他们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一项自由不受限制地出卖自己农产品的权利，要求人类的神圣权利不被一些人、一些肆意的法令的侵犯，因为后者会阻止他们获得从农场生产中所应得的各种收益。”(3)美国早期著名的领袖戴维·汉弗莱（David Humphreys）根据政府契约理论歌颂其家乡康涅狄格及其农业的价值：“向你致敬！……你乡村的美德是如此少的被知晓和夸耀；从蒙昧之中，社会生活开始了，契约构建出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你，农业！快乐之源，乡村的美满和福祉之所依！”(4)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也坚信农业是财富的真正来源：“一个国家可以有三种获得财富的方式。第一是战争……这是抢劫。第二是商业，这通常是欺骗。第三是农业，这是唯一诚实的方式。农民埋进土里的种子……奇迹般的不断增多，这是对他纯真生活和高尚劳动的回报。”(5)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可以说是上述农本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曾经盛赞农业和农民，认为“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胸怀成为特别贮藏他那丰富纯真的道德的地方”。(6)19世纪30年代，康涅狄格人詹姆斯·B.兰曼（James B.Lanman）也曾不无感慨地借助杰斐逊的口吻赞扬农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说过，如果城市是政治机体的痈疖，国家的一切坏事都集中在这里，那么，农村则向人们提供了有利身心健康的习俗……几乎不可否认，农业作为几乎是人类所有形式的事业的基础，应责无旁贷地充当国家安全的保卫者，国家道德水准的促进者和成为永久幸福和独立的稳固基础。”(7)1851年，另有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众议员乔治·华盛顿·朱利安（George Washington Julian）称：“农民的生活对于净化心灵来说是最适宜的，他们人人品德高尚，社会风气淳厚，大家都感到幸福愉快，他们生活方式简单，他们本性纯朴无华。”(8) 可以说，到19世纪上半期，家庭农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美国进步人士在西部土地分配问题上的共识。1832年，来自弗吉尼亚的查尔斯·福克纳（Charles Faulkner）在抨击奴隶制的同时，盛赞杰斐逊式的小农所有制：“先生，我们当地众多独立的自耕农是我们的骄傲、实力和力量；战争中他们是防御力量，和平时期他们是增添光彩的人；我敢冒昧断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人比蓝岭以西的弗吉尼亚农民以更崇高地热爱自由而著称———他们的美德、善行、节俭和自主能力也是杰出地超过其他任何人的。”(1)19世纪末北美兴起的民粹主义运动更是不遗余力地歌颂纯真的农业和农村，批评城市和工业。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黄金十字架演说”尤为著名：“烧毁你们的城市而留下我们的农场，你们的城市会魔术般地重新成长起来；而如果毁了我们的农场，那荒草会在本国各个城市的大街上生长起来。”(2)甚至当二战后，已经完全实现工业化农业发展模式后，美国政府仍然鼓吹家庭农场的精神价值。美国1977年通过的《食品和农业法》（Food and Agriculture Act）还声称：“国会在此特别重申美国关于鼓励和支持农业中家庭农场制度的历史性政策。国会坚信家庭农场的存在对于本国的社会福利暨充足的食物和纤维的竞争性生产是必要的。国会还认为非家庭拥有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组织的明显扩张对于本国的福利是有害的。”(3) 美国社会在盛赞农业和家庭农场价值的同时，包括杰斐逊民主主义者、自由土壤党、改革派、边疆领袖等各方面力量逐渐形成一致意见，认为美国西部土地是实现家庭农场梦想、完成“耕者有其田”目标的保障。美国联邦政府的西部土地政策也逐渐从以增加政府收入为目的向着支持移民定居的方向转变，出售土地的单位面积越来越小，地价越来越低，其最终的成就就是自由宅地的赠予。自1826年托马斯·本顿（Thomas Benton）呼吁自由授地以来，授予自由宅地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加卢沙·A.格罗（Galusha A.Grow）是当时自由宅地的最坚决呼吁者，他在议会的发言中指出：“如果一个人拥有在地球上存在的权利，那他就同样具有取得足够的土地供应生活的权利。如果他有生存的权利，那就具有自由使用自然所赋予的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物质的权利———如呼吸空气，饮用水和耕种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土地。因为这些都是实现快乐和他所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必不可少的手段。”(4)最终在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Homestead Act）。曾经大力疾呼“年轻人，到西部去！”的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赞誉这一法令，称它是“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最具善意和最重要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初衷是有效地消除贫民和游荡者，并从此在土地上增加勤劳、独立和自耕农的比例”。(5) 虽然《宅地法》实际执行的效果并不佳，但19世纪后半期美国政府对它所进行的不断修补表明：自由宅地、“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在美国是根深蒂固的。历史学家特纳在其著名的边疆假说中提出的西部安全阀理论也是上述梦想的产物。特纳声称：“当东部社会条件恶化，当资本将要压迫劳工或政治束缚阻碍了大众自由的时候，通过这道门可以逃到边疆的自由环境中去。……荒原从来都是向那些在东部社会地位固定不变的穷人、愤懑不平者和被压迫者敞开避难的大门，阿勒根尼山那边就是自由。”(6)安全阀理论虽然缺乏依据，但它不啻是对那个时代主流观念的一个精炼概括。 二、农业技术革新与现代化大农业的兴起在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他们对农场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价值评判，即家庭农场是好的，农业综合企业是邪恶的；与家庭农业相比，农业综合企业又是高效率的。那么，何谓家庭农场？又何谓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 一般而言，家庭农场从理论上讲应该具有如下特点：1.农场经营者的目标应该是最终拥有农场的财产，尤其是土地；2.经营决策权应该掌握在经营者手中，资金主要由家庭内部筹集，虽然会举债，但其最终目的是偿清所有债务；3.农场规模适度，规模不能太大，规模越大，雇工越多，非家庭农场的成分就越浓；4.为了确保农场人力、物力利用的最大化，减少依赖单一市场的危险，农场的经营应该是多样化的；5.所有农场在市场上都应该是机会均等，不被歧视的；6.以家庭为中心，依赖家庭劳力和经营技巧；7.家庭农场采用先进科技的目的是增加劳动效率，而不是以其来排挤劳动者本人；8.农场根据自然节奏进行生产；9.资源保护倾向，为了遗传给子孙，农场中的各种资源必须予以保护；10.最重要的，农业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业务。(1)根据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纳多基·尼克莱奇（Radoje Nikolitch）的说法，“家庭农场是这样一种基本的农业经济活动，即农场主是承担风险的管理者，他与其家庭成员一道完成大部分的农场活计，并承担主要的管理工作”。(2) 而农业综合企业则正好相反：1.采用工业化组织管理模式；2.借债投资被当成一种正常现象，其最终目的不是偿清债务，而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长；3.相对规模较大，生产较为集中；4.专业化程度较高，生产程序专业化、标准化；5.与家庭农场的劳动密集型经营相反，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生产，更常用资本、机械和科技的投入代替劳动的投入；6.企业化经营和管理；7.市场行为一体化，订单农业（contract farming），具有市场优势；8.农业是一种商业性行为，而非生存方式。(3) 关于家庭农场和农业综合企业的上述分类仅仅是理论上的两个极端模型，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衡量某一个具体的农场有多大的家庭农场成分，多少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因素。不过大致来说，“不管什么农场，其耕作面积越大，对雇佣劳动的依赖程度越高，那它就越不是家庭农场经营”。(4) 尽管美国朝野把家庭农场当作美国文化和价值的载体，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西部扩张和东部工业化，美国农业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大农业的转变。它不仅逐渐以高能耗、大动力的机械代替人力和畜力，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还以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农业科学技术代替传统的经验，实现了生产技术的科学化。美国传统的以家庭农场为基本单位的具有自给自足特征的生存农业逐渐向着商业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最终让位于依靠工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农业综合企业。因此，美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家庭农场梦想一步步破产的过程。 美国的农业现代化首先是机械化。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中叶，美国农业的机械化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半机械化阶段，这是以人力和畜力驱动、按机械原理设计制造的改良农机具取代传统农具的过程，是农业机械化的初始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田间作业机械化阶段，由机械动力驱动的大型现代农机具代替非机械动力农机具，是机械化的完善阶段。 收割机的出现可以说是美国农业真正迈向机械化的转折点。美国收割小麦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大镰刀，既费力又效率低下。麦考密克（Mc Cormick）收割机的出现解决了这一瓶颈。有人认为，“赛勒斯·P.麦考密克收割机的发明对于小麦产业的意义就如同惠特尼的轧棉机对于棉花一样”。(5)麦考密克收割机通过不断的技术改进和成功的销售策略，销售量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飞速发展。1850—1858年共卖出7万台。到1862年，美国全国有25万台收割机在使用。由于麦考密克收割机最初无法完成从收割到打捆和脱粒等一系列工作，其他农业机械应运而生。各种省时省力的农业机械在19世纪先后被设计和制造出来，农业史专家施莱贝克尔（Shilaibeikeer）认为：“技术和科学似乎主宰了1861年至1914年的美国农业。”(6)田间作业机械化最主要的标志则是“内燃机在农业机械上的普遍应用”。(7)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革新就是拖拉机和其他农用动力机械的发明和应用。1910年，美国农场中的拖拉机只有1000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部拖拉机开始代替马力。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拖拉机广泛应用，已经成为农业机械化的标志。1930年，美国农场有1900万头骡马，92万台拖拉机。(8)1959年以后，更大功率的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械占据主导地位，马匹已经不作为统计对象了。从1910年到1945年，美国农场的拖拉机总数从1000台猛增到235.4万台，载重卡车从不到2000辆增加到149万辆，谷物联合收割机从1000台增加到37.5万台。(1) 除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机械化以外，美国农业现代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农业主要采取粗放型的经营形式，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机械化来增加总产量。即便到了19世纪后半期，“商业性的农场经营仍然是一种‘广种薄收的形式’（extensive farm operation）”。(2)随着19世纪后期边疆的关闭、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农产品价格的回升，美国农场开始从粗犷模式逐渐向着精细生产模式转变。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农场主有三种选择：一是采用机械化，用机器代替较昂贵的人力资源投入；二是通过技术改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三是增加资本投入。 美国农场主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技术改良的重要性。早在殖民地建立之初，欧洲殖民者就纷纷把欧洲的动植物种类引入美洲。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农场主们逐渐接受了科学种田的一些知识。除了作物轮作制的推广和农业耕作方式的改进外，农田施肥也逐渐发展起来。除了使用进口的鸟粪和天然磷肥以外，化肥的使用量也在逐渐增加。仅仅中北部各州从1880年到1900年的化肥用量花费就由200万美元上升到727.4万美元。(3)而到1949年，全国在这方面的总开支达到了8.95亿美元，消费化肥1854.2万吨、石灰2790.2万吨，美国农业越来越向着无机化肥农业的方向前进。(4) 美国农业现代化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就是向着以生物农业和化学农业为代表的高科技方向转化。美国联邦政府除了制定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和专利保护政策外，也积极推动农业科学知识的推广普及，它所做出的最重大举措当属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土地法》（Morrill Act）和农业部的建立。根据《莫里尔土地法》，政府以拨地的形式资助和支持各地（州）农业学院的建立和发展，鼓励它们开展对农业问题的教育和研究工作。联邦政府又在1887年通过了资助建立农业试验站的《海契法案》（Hatch Act of 1887）。其目的是：“帮助美国人民获取和传播与农业相关的各种有用信息，推动开展与农业科学原理与应用相关的科学调查和实验。”(5)为了鼓励农民接受各种最新的农业科技知识，美国朝野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科学推广体系。各地除了设立奖金、鼓励农业展览会（County Fair）的发展外，还组织各种各样的农业协会。据统计，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共有各级农业协会1330多个。(6)1914年，以向农民传授农业科学知识为目的的《史密斯—利弗法》（SmithLever Cooperative Extension Act）获得国会的批准。它将农业部的推广工作和农学院、农业实验站的研究任务联系起来。到1917年，美国各地有农业推广员的县发展到1434个，有推广员4100多名。(7) 农业机械化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农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习惯上，人们用土地面积和年销售额来定义农场的规模。在粗放经营的19世纪，衡量农场面积，尤其是种植业农场的面积对于考察农业发展水平尚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农业科学化和集约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很难用这个概念来衡量一个农场的真正规模了。导致农场规模扩大的原因既有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和农场主们为了增加收入的牟利动机，也与美国政府的支持政策有关。研究美国农业问题的专家罗得菲尔德（Rodefeld）指出：“虽然农场工作的困难和劳动力不足有助于说明农场主采用机械设备的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农场主使用这些技术扩大经营规模。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因素起了主要作用。”(8)在19世纪末以前，土地资源相对便宜而人力资源较贵，农场主倾向于以扩大土地资源的投入来代替较为昂贵的劳动力资源，从而导致农场面积的不断扩大。1900年，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为147英亩，1930年为157英亩，1950年为216英亩，1970年达到373英亩。从具体的统计数字看：1850年，美国共有农场144.9万个，占地2.93561亿英亩；1880年有400.9万个，占地5.36082亿英亩，农业人口2197.3万人；1916年有646.3万个，占地9.25044亿英亩，农业人口3253万人，这一年，农业人口绝对值达到最高。从此以后，农业人口无论是相对比例还是绝对人数都呈下降趋势，直到1970年减少到只有971.2万人，农场总数减少到只有295.4万个。(1)也就是说，在农业用地大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农场的个数在20世纪减少了2/3，农场平均面积也从147英亩增加到1987年的541英亩。 自20世纪以来，随着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的双重提升，以及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农场主以资本和科技的投入来代替日益涨价的土地资源。因此，美国农场规模的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物理规模的扩张，农场资本和科技投入明显增加。1870—1970年，美国农业投入中土地投入所占比重变化不大（从18%增加到23%），而劳动力和资本所占比重正好发生了对调，劳动力的比重从65%下降到了19%，而资本的比重则从17%增加到58%。(2)仅农场的农机具价值就从1850年的1.52亿美元增加到了100年后的121.66亿美元；每个农场的平均价值则从1850年的2258美元上升到了14005美元。(3)农场价值的增加除了农场地产增值外，绝大部分来自农场投入的增加。1910年，每个农场所拥有工具的平均价值是199美元；而到1987年，每个农场所拥有的器具的平均价值增加到了41227美元。(4)从1957年到1968年，威斯康星一个典型的家庭牛奶场的投资额从36070美元增加到111610美元；而玉米带一个典型的肉猪、菜牛育肥场的投入则从62570美元增加到175630美元；南部大平原小麦农场的投入从78360美元增加到147120美元。(5) 随着农场面积和资本投入的增加，衡量农场规模的另一个指标，即农场的销售额也随之增加。从1870年到1970年，美国的玉米产量从11.25亿蒲式耳（bushel）增加到40.99亿蒲式耳，小麦从2.54亿蒲式耳增加到13.70亿蒲式耳，棉花从435.2万包增加到1016.6万包，牛的存栏量从2382.1万头增加到1.12303亿头，生猪从2513.5万口增加到5665.5万口。(6)自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开始统计农场销售额以来，销售额最小的50%的农场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从1930年的15%减少到1992年的2.3%，而销售额最大的10%的农场占总销售额的比重则从41%逐步上升到了70%。(7)从1960年到1978年，以1978年美元计算，销售额在2万美元以下的农场数量从310万个减少到190万个，销售额在2万～4万美元之间的农场数目从50万个减少到25.3万个；与此同时，销售额在4万美元以上的农场数目却不断增加，尤其是22万美元以上的农场的数目从2.3万个增加到6.3万个，占农场总数的百分比从0.9%上升到2.4%，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从19%增加到39%。(8) 无论从农场面积还是销售额来看，美国农场规模扩大的趋势越来越强，而且日益向着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占总数70%的年销售额在4万美元以下的小农场与1000万美元以上的超大农场的差距何止千里之遥！ 三、租佃制的流行与农业阶梯神话的破产就如同拥抱自耕农梦想一样，租佃制受到美国社会的激烈批判，后者被认为是与杰斐逊的家庭农场梦想背道而驰的。对这种观点最典型的表述来自托马斯·本顿（Thomas Benton），他在1826年抨击道：“租佃制是与自由相背离的。它奠定了社会等级分离的基础，泯灭了对国家的热爱，削弱了独立精神。农场租佃者实际上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圣坛，也没有上帝。而与此相反，独立农场主则是自由政府的天然支持者，我们共和国的政策应该是成倍增加它们的独立农场主的数量……我呼吁对于没有支付能力的免费给予土地……一个善良、独立的农场主阶层，是他们国家的真正支持者，是最好的保卫者得以产生的宝库。”(1)虽然杰斐逊式的自给自足家庭农场受到广泛的推介，政府土地政策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自19世纪中期以后，租佃制在美国农业中不仅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据估计，1860年，北部农业中租佃制的比例大概占16%。1880年，美国首次统计农业中租佃制的情况，其中东南部最高，南卡罗来纳50.3%，阿拉巴马达46.8%，密西西比43.8%。甚至在被认为家庭农场梦想得以实现的北部，租佃比例也不容忽视，伊利诺伊是31.4%，其次是印第安纳和衣阿华，分别达到了23.8%和23.7%；个别县高达40%～50%。(2)从1880年到1890年，各地租佃农场的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伊利诺伊增长到了39.3%，印第安纳和衣阿华上升到了28.6%和34.9%，而原来不足20%的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也分别增长到了36.9%和35.2%。(3) 自从美国政府正式统计租佃制的比例以来，美国社会上就一直存在着乐观派和悲观派两种对立的观点。乐观派认为：农业中存在着一个像阶梯一样的地位变化程序，最低层是农业工人，最高层是家庭农场主，租佃制是从农业工人上升到农场主的中间步骤，对于资金不足的年轻人来说，要想实现家庭农场的梦想，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先租赁一个农场，努力劳动，逐渐取得农场的全部所有权。一位衣阿华共和党人说：“除非他在购买了农场、修建了房屋、准备了最好的农具等后手中还剩3000美元，任何人都不要在来到衣阿华的第一年就购买土地。他最好是在第一年租佃一个农场。”(4)19世纪末，《华莱士农夫》（Wallace’s Farmer）也刊文认为：“农夫们所犯的最大错误是把太多的资金投入土地，而并没有留下足够的流动资金……如果他租佃土地而剩下资金用于农场经营的话，将比花大量资金购买土地，而导致农场经营资金不足要好得多。”(5)根据阿塔克（Atak）和巴特曼（Batman）的研究，租佃农场比购买农场要便宜得多，如果租佃经营一个价值1460美元的80英亩的农场，佃农所需要投入的是57美元的农具和268美元的牲畜，总共需要325美元；而如果购买经营，其所需费用则是1470美元加上325美元，总共为1715美元。租佃经营所需要的资本仅占购买所需要的资本1/7。(6)在中部和中西部诸州，在1915—1920年间成为农场主的人中有30%曾经做过佃农。一般的农业劳工在20多岁后期到30多岁初期成为佃农，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再上升为独立农场主。在伊利诺伊州，从工人到佃农再到独立农场主一般需要：6.2年的劳工期，11.1年的佃农期。(7) 对农业阶梯理论最明显的表述来自农业部的专家们，负责1900年农业调查的总监针对19世纪末租佃比例的上升，想当然地认为：“自1850年以来，由业主所经营的农场增加的速度要快于农业人口增加的速度。这样的增长只有当先前的农业雇佣劳动者上升为佃农，从而导致租佃农场比例也上升时才会出现。上述佃农数目的增加是从工资雇佣者而不是农场主及其子女那里汲取供应。”(8)1920年，农业部的调查报告又重复了上述观点。卡罗尔·多腾（Carrol Doten）为该报告所写的序言中称，“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租佃通常是通向完全所有权的方便之路，事实上，它就是农业阶梯的一个组成部分。”(9)本调查报告两位作者埃德温·A.戈登韦泽（Edwin A.Goldenweisser）和里昂·E.特鲁斯戴尔（Leon E.Truesdell）也支持农业劳动者地位阶梯变化的说法，称租佃制只是“只有少量资金，或者除了自己的力气和劳动外一无所有的人开始人生历程，想要日后取得农场完全所有权的必需步骤”。(1) 应该说，大危机以前，在美国国内，持乐观态度的人一直占多数。而20世纪20年代以后，农业地位的相对下降和随后的农业大危机，大量农场破产，或者从原先的完全所有者堕落为佃农，原来乐观的上升阶梯理论受到质疑，悲观派的主张日益受到了重视。1937年，针对农业租佃问题的“总统特设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ttee）的报告指出：“在过去我们做出土地所有权统计的55年里，农场所有者的比例一直持续不断而且显著地下降，而佃农的比例则相应地上升。”(2)拉温达·考克斯（Lawanda Cox）是悲观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他认为：“通过对西部农场主经济状况的历史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倒退是主要趋势。”(3) 虽然美国农业就业比例自从独立以来就呈现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美国农业整体上呈扩张状态，不仅农业用地面积不断增加，而且农场数目、农业就业人口总数也一直在增长。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增长了4500万，大约40万个家庭，约200万人得到了宅地，同时有700万人或者通过购买得到土地，或者成为佃农，同期有3600万人移入城市。(4)美国农场的总数从1860年的204.4万个上升到1920年的645.4万个。(5)在这种状态下，虽然不排除一些农场主地位退化，沦落为佃农，也不排除部分租佃农场失败，佃农退化为劳工的情况发生，但从总体上看，农场总数的增加表明，农业阶梯理论还是成立的，即从劳工上升为佃农，从佃农上升为农场主的绝对数量要多于反向退化的数量。 但从19世纪末以来，从农业工人向农场主攀升的这个农业阶梯变得越来越困难，家庭农场的梦想也离他们越来越遥远。 首先，租佃制比例的持续升高本身就是农民经济地位恶化的一个风向标。自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农业的租佃制比例和租佃农场的数目一直不断升高，从1880年的25.5%持续上升到1930年的42.4%；租佃农场数目也从1880年的102.4万持续上升到1930年的266.9万。(6)从此以后，在联邦政府农业干预政策的影响下，租佃制比例才逐渐出现下降，1950年降到了26.7%。有人认为租佃农场下降到1880年的实际水平的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农产品价格高昂，因此使得许多租佃者能够买下自己的农场”。(7)虽然许多学者解释说租佃制升高同农业阶梯理论并不矛盾，认为租佃制升高的原因是这段时间更多的农业工人上升到了租佃农场主的行列。但是，连唐纳德·温特斯（Donald Winters）也不得不承认：“农业经营者面临地价的上涨、土地短期收益的减少、土地收益和抵押利息差距的增大、首期付款要求的增多，以及购买农场影响对农业资本的投入等因素驱使许多人租佃而不是直接购买农场，从而导致租佃比例的增加。”(8)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地价不断上涨，1850年，每英亩的平均地价是6.09美元，而到1900年就上涨到了43.31美元。地价的上涨，促使更多的人选择租佃农场，无疑也拉长了从佃农到独立农场主的期限。1885年，一位伊利诺伊分成制佃农的信中说：“农场的活计主要由昂贵的机器来完成，那些无力拥有这种机器的人们，无法同其他人进行竞争，发现充当雇佣工人比耕种自己的土地更加有利可图。”(9) 其次，自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农业的地位相对降低，农场主经济状况窘迫。虽然许多农业经营者取得了成功，爬上了农业阶梯的最顶层。但是，即便是成功的农场主仍然深受抵押借款、农产品价格下跌、运费过高、信贷不足、利息偏高、长期经济萧条、收成失败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其中对农场主威胁最大的就是抵押贷款赎取权被取消。由于农业机械化和技术进步，农场主不得不大量借款，而借款的利息率西部明显高于东部。19世纪50年代，衣阿华的利息率为10%,19世纪90年代降到了6.5%～7.5%。1890年，美国全国农业抵押贷款率是29%，债务占农场平均价值的35%。但在草原地区，债务占农场价值的比例较高，如堪萨斯60%，内布拉斯加54%。(1)而且每个农场的平均抵押款（Mortgage）数额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1890年是1224美元，1910年是1715美元，1920年上升到3356美元。(2)1890年统计的抵押贷款赎取权取消率在0.61%～1.55%之间，如果按每批贷款期限为四年的话，那每笔抵押贷款的赎取权取消率就是2.4%～6.1%。假设一位农场主有15位欠债邻居，如果赎取权取消率是2%的话，那么，2年内，他的一位邻居的农场被取消的概率是45%;3年内就会达到60%。(3)伊利诺伊铁路有4千份购地合同因为拖欠购地款而被收回。(4)因此，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ock）认为，“对抵押回赎权被取消、对潜在的失去即便是家庭所拥有的部分农场的担忧，成了对暂时性低价、收成不好和伴随而来的成本较高所导致的农场主造反的催化剂”。(5)从19世纪后期持续到20世纪初期的农场主运动是北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场主对日渐逝去的家庭农场梦想的一种留恋。 再次，随着农场的大量破产，农村人口流失严重。从192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每年有9.6万个农场破产，最高峰时期的1933年达到20万个。从1926年到1940年，美国农场的年破产率为2%，其中最高峰的1933年达到4%。也就是说，在这15年中，有大约30%的美国农场面临破产的威胁。(6)如此高的破产率伴随而来的就是农场数量和农业就业人口的大量流失。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自19世纪后期就存在，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外流人口为新出生人口和海外移民所抵消，总体上，农业就业人口和农场数目呈扩张状态。20世纪20—30年代，农村人口的流失率维持在年2%左右，1920年流失人口33.6万人，1921年56.4万人。20世纪40年代以后，直到80年代，农村人口的年平均流失率在5%左右，最高的1942年居然达到314.5万人。(7)在二战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南部有400万黑人迁入城市，“遇到葬礼时，美国南部失去的人会比死者还多”。(8)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失和农场破产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农场数量的锐减。1910年，美国全国人口为9197万人，其中有3200万人、即占总人口的35%生活在640万个农场里面；而到1990年，美国的总人口已经增加到2.4871亿人，虽然美国农业用地的总面积没有大的改变，仍然维持在10亿英亩左右，但农业人口却变得微乎其微，只占1.8%的美国人口，即460万人，生活在210万个农场里面，美国的农业生产率也有了巨大的提高，1990年一名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1910年的15倍。(9) 最后，随着美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科技含量的日益增加，仅剩的200多万个农场也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占农场总数只有4.1%、销售额超过25万美元的93万个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销售量占美国农业总销售量48.8%，而占农场总数72%、销售额4万美元以下的163万个小农场的年销售额只占全国总销售额的10.4%(1987年农业部数字）。更何况在这163万个小型农场中，除了一批是由居住在城里的人们来经营外，另外一批人的经济目的出于所谓的“兴趣农业”，家庭农场作为一种经济营生手段已失去了昔日光彩。 尽管美国朝野一直把家庭农场当作美国文化和价值的载体，一个不争的事实依然是：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北美农业逐渐背离家庭农场而日益工业化。1910年，工业化产品的投入，如工具、肥料、机器和杀虫剂等，只占农场总成本的5%，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农场投入一直在增加，但上述产品的投入比例却飙升到了12%以上。在这一过程中，拥有独立的家庭农场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工业化的农业综合企业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成为北美农业的标志。沃格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家庭农场只是一个神话。”(1) 四、工业化农业所引起的社会与环境后果家庭农场神话之所以能够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不仅仅是因为西部拓殖中曾经把家庭农场作为美国发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这一神话既承载了人类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梦想，是人类对自然和土地依赖的最好写照，更是让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看到了人类这一千年梦想能够实现的可能性。然而，美国农业在19世纪日益表现出的强烈的商业化、机械化和专业化倾向，以及美国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又让家庭农场梦想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渐行渐远了。美国农业总体上从家庭农场向农业综合企业方向的转变，在成就了美国农业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与环境后果。 首先，美国农业的高度商业化、机械化在日益背离家庭农场梦想的同时，也造就了美国农业的粗犷型发展模式。美国相对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丰富与劳动力相对亏缺和昂贵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农业发展，因此，各种节省劳动力的农业机械和设施受到特别的青睐，农业机械化进步迅速。农场主为了谋求更大的利润，不得不增加农业投入，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在19世纪劳动力昂贵而资源相对便宜的情况下，必然带来以资源和资金投入来代替人力资本投入的现象。20世纪初，一项政府的调查声称：“美国农场的成功和繁荣是由于土壤的无比肥沃、农业用地价格的低廉和现代化机械的发明和使用，而不是系统的组织和高效的农场管理。”(2)如同工业一样，美国农业也开始迷恋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这一理论。随着农业商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场经营面积越来越大，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大型农场（Bonanza Farm）越来越多。这种大型农场“需要接近大片易于开拓的土地，充足的资金供应，和相对较为低廉的交通费用”。(3)虽然规模大、投资高不一定意味着不是家庭农场，但至少距离农业综合企业的方向更近。 美国农场主之所以采取这种粗放型的农业经营模式，不是出于非理性的偏好，而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商业动机。“丰富的土地鼓励粗放型而不是精耕细作型农业。”(4)1859年，一位欧洲人对美国农民的评价是：“美国的农场主在掠夺他们的土地时一点儿也不顾忌方式。当土地无法为他产出足够丰盛地谷物的时候，他就简单地抛弃土地，带上他的种子和植物，到一块新土地上去”，他们“这种肆意破坏土地的行为就是犯罪”。(5)而劳动力的缺乏和昂贵，更助长了上述粗犷经营模式。曾经对欧洲农业做过系统研究的马萨诸塞农业调查专员亨利·科尔曼（Henry Colman）说道：“马萨诸塞农业的最大的痛苦在于劳动人手难以找到，劳动力的价格非常昂贵。”(6)俄亥俄的农场主也报告说：“影响本国农场主利益最大的缺陷在于找不到正直、勤劳和能干的人手可供雇用。我将利用这一机会来告诉大家，这是所有农业部门中的主要事务，也是最让人悲哀的缺陷。”(7)因为土地丰富而便宜，而人手昂贵，所以农场主们自然会用增加土地资源的投入来代替人力资源的投入。美国农场主“并不把土地当作终生的投资，并不认为这是一桩其资源值得认真耕作的珍贵资产，也不关心当被转给自己的后代时，其土壤应当比他最初得到时更加肥沃和高产”。(8) 早在19世纪，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和一些土地资源稀缺的欧洲人就意识到精耕细作和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模式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如一位西部农场主叹息道：“我们西部农场主确实正在撇取（Skimming）‘上帝的遗产’，取走精华，留下不为所知的部分，直到有一天，人类由于浪费地球母亲的珍贵能源而欠下一笔沉重的债务为止。”(1)1854年，《密歇根州农业协会记录》（Transactions of the Michigan State Agricultural Society）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当时农业改革派的一些主流意见：“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哪种农业经营在拿走土地上的一切，而不予以回馈的情况下，可以永久保持繁荣……这里的退化已经而且正在快速地达到一种警戒状态……本区几乎所有的土地上的产量每年都在减少，有时快，有时慢……人们每年都在抛弃老州那些曾经丰饶的土地，而奔向广阔地西部那些不可枯竭的土地。”(2)但是，由于劳动力投入和土地资源投入的性价比的巨大差别，农场主仍然不会去投入精力进行精耕细作。即便到了19世纪后半期，“因为土地便宜而且容易获取，商业性的农场经营仍然是一种‘广种薄收的形式’（extensive farm operation）”。(3) 其次，美国农业发展中疯狂的土地投机不仅与家庭农场的理念相背离，也纵容了整个社会对土地的功利主义态度。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北美朝野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总是如何尽快开发西部的资源，获取更多的利润。雷·艾伦·比林顿（Ray Allen Billington）写道：“当贪婪和不满足刺激着人们时，他们就要搬迁，他们得不到依附的地方，但是四处漫游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天性。”(4)而土地和上面的各种资源仅仅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至于自己的行为对于自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少有人去考虑。甚至到1909年，美国土地局的官方通讯还公然声称：“土壤是一种国家拥有的破坏不了的、永远不变的财产。它是一种不能耗竭的资源，它不可能被用光。”(5)著名西部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指出：“自从定居一开始，美国人就普遍认为土地是一种资本，必须被用来变出利润。”(6)而从土地中变出利润的最快捷手段，那就是土地投机了。“很少有人把农场看作是永久的家园……而是一项投机的事业，通过改良和发展，指望迟早会被卖掉牟利。”(7)疯狂的土地投机同美国边疆的开拓齐头并进。保罗·盖茨认为：“美国农民把他们的土地看作是一种快速发财的手段，通过社区的进步和他们自己的改良，土地价格得以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通过连续种植最有收益的作物来开采土地。他们并不把土地当作一种终生的投资和其资源需要认真照顾的宝贵资产来对待……对他们来说，土地不是永久的投资，而仅仅是当时机有利，价格合适时随时准备转手的一种投机。”(8) 土地投机虽然对于美国西部的快速拓殖功不可没，但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纵容了人们对于土地的功利主义态度。大地伦理学的创始人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指出：“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隶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9)而土地投机商人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对土地的热爱和尊敬。在所有土地投机中，以占地者对土地所造成的危害最大。因为没有任何所有权和害怕土地被没收，他们时刻惦记的是如何赶在被驱逐和竞争到来前，尽可能多地从土地上获取能够得到的财富，根本不会顾及自己的行为对土地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这些占地者并不对土地进行永久性改良，他们并不关心保护森林和水土保持这些事情，而且对他们的土地进行屠宰式耕种，时刻计划着一旦俄亥俄河那边的肥沃土地可以得到的话，就放弃这边的土地（而移往那里）。”(10)因此，西部边疆丰富的土地资源为北美人疯狂的土地投机提供了便利，而疯狂的投机更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流动性，这种极强的流动性使得他们缺乏传统农耕社会的人们对土地的那种依恋情绪，客观上纵容了美国人破坏自然的行为。 再次，不断加快的机械化不仅加速了西部草皮被破坏的步伐，也使得越来越单一和脆弱的小麦种植业成了西部的主要产业。 机械化为农场规模的扩大和小麦种植业在草原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在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中西部地区，大型农场的数目也越来越多。1860年，在中北部9个州和领地中，超过1000英亩的大农场共有501个。到1870年，草原地区大型农场的数目增加到635个。1880年，中西部大型农场的数目增加到2990个。(1)仅在20世纪20年代，西南平原上就有526万英亩的草皮被开垦出来并种上了小麦。(2)在堪萨斯州西南部，麦田占全部土地的比例，1915年为9.9%,1920年为13.6%,1925年为17.8%,1931年则达到了38%。从1917年到1923年，在堪萨斯州福特县的30万英亩的土地中，有50%被用于种植小麦。麦田的扩大导致了草场的减少：1918年，该县有27.8万英亩的牧场，而到1930年，就只剩下14.5万英亩了。其他县的情况也大致类似。(3) 小麦的单一种植破坏了大平原的生物多样性，使大平原的生态变得更加脆弱。单一种植虽然有利于机械化的推广，但也更容易引发自然灾害、病虫害和水土流失。沃斯特教授批评道：“如此倚重单纯一种作物在经济上是短视的，而在生态上是不可行的。”(4)而以佃农为代表的从事机械化耕种的农民，其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售，他们不像传统的农民那样，对土地有着一种爱恋的特殊感情，他们“驾着一部没有生命的拖拉机驶过为他所不认识也不爱恋的土地，只认得化肥，对这片土地乃至他自己都予以鄙视。当那片波状铁门关闭以后，他就返回了自己的家庭，而这片土地并不是他的家园”。(5)1936年，联邦政府所任命的“大平原调查委员会”（Great Plains Drought Area Committee）在调查了这个区域的定居情况后，认为：“一种强烈的投机心理……一直是开发的驱动力。大部分居民大概都想为他们自己建立家园和农场，但是很多人的目的却是想投机获利。这一点受到了公共土地政策的激励，在一种扩张主义决策的指导下，它几乎不考虑这个区域长远的稳定。”(6)一心只想从土地上获取最大利润的商业化佃农根本不会去关心土地的情况。后来事实证明，当形势恶化时，最先离开草原地区的也是这批佃农。 针对20世纪30年代所出现的大规模沙尘暴，著名环境史学家沃斯特指出，那种个人主义的，以掠夺自然为基础，增殖个人财富的文化价值观念是这场灾难的真正元凶：“从根本上说，大肆犁开草皮是颇具进取性的企业家时代的杰作，充满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7)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6年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声称：“引起沙尘暴的唯一原因是我们错误的土地利用模式，本来应该作为牧场的土地，我们却用来生产小麦。”(8)“大平原调查委员会”在1936年向罗斯福总统提交的名为《大平原的未来》的报告中也将沙尘暴的原因归结为一系列传统的美国观念作祟的结果：“最早的居民的一个固有特征是，他们认为大自然是被使用和进行开发的某种东西；自然可以随意按人之便利去塑造。从表面上看，这是事实；砍树是为清理土地进行耕种，播种是为了生产粮食，在天然降水量低的地区利用水利是为了增加产量。然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上来看，现代科学已经说明，自然基本上是无伸缩性的，它要求遵从……现在我们知道，最根本的在于使大平原上的农业经济适应周期性的雨量不足而不是充足的雨量，是适应风刮过干涸、松弛的土壤的破坏性影响，而不是首先去适应暂时的小麦或牛肉的高价格。能够改变的是我们的方式，而不是大自然的方式。”(9) 最后，自罗斯福环境新政以来，虽然美国社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西部开发时期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模式，通过《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泰勒放牧法》（Taylor Grazing Act）、《水土保持法》（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Act）等调节农业结构，限耕限牧，开展水土保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西部开发的环境欠账，但美国农业基本的发展模式没变，依然是建立在高度商业化、机械化的基础之上的。唯一所不同的是此前主要靠增加资源投入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此后则主要依靠增加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来追求高产量，即日益向着三高农业（高能耗、高资本投入、高科技含量）的方向发展。原本这一发展方向正是传统的农业现代化所倡导的，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主义运动的兴起，三高农业受到挑战。原本作为农业现代化方向的高度机械化因为能耗高而受到质疑，原本不被看好的以东方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农业因其高产、循环和可持续性而得到重新肯定。除此之外，原本备受推崇的高科技含量因在实际推行中所出现的负面效果也受到批判。其一，就是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化肥的使用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保障，但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和滥用不仅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水源造成严重污染，是导致许多地方水质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就是农药的滥用。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已经生动地展示了以DDT（滴滴涕）为代表的农药对自然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并警告“人类正因对其他生物种类的傲慢、轻率处置的态度而使自身生存面临威胁”。(1)其三，是转基因技术的滥用。转基因技术在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打开了一条通道的同时，也让人类社会认清了科技的两面性。 面对环境主义的挑战，美国农业再次面临着发展转型，一方面需要纠正过去三高农业的缺陷，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趋势的变化，新的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应运而生。但不管何种形式的农业，被美国社会曾经寄予厚望的家庭农场时代一去不返了。或许正是出于对家庭农场梦想的留恋，美国社会才兴起了那种根本不是真正农场的兴趣农业（hobby farm）。 家庭农场梦想是人类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诉求在新大陆的新版本。从本质上讲，后者是农业社会中处于阶级压迫下的弱势群体和对于所处社会中两极对立深恶痛绝的社会改革者所追求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反映的是人类自身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依恋。而欧洲殖民者来到北美大陆后，面对美洲大陆的“处女地”状态和丰富的土地资源，白人殖民者力图在这里践行其在欧洲难以实现的梦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社会在摆脱欧洲封建残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家庭农场梦想，并为其注入了新的内容。 学术界传统上从现代化的角度解读近代以来全世界的农业变迁，并将工业经济代替农业经济看作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工业经济还是农业经济，都无非是人类社会获取地球资源满足自身需求的一种方式，前者仅仅是效率更高而已，无所谓进步或落后。美国的工业化农业的壮大是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释放了大批的劳动力，为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国内移民。对于这些移出农村的新生城市居民来说，他们建立家庭农场的梦想破灭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乡村人口移入城市，美国农业从业人数和农场的绝对数量也持续下降，原本被看作是美国民主基础的家庭农场梦想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似乎真的已经远去了，这是整个社会都在哀叹家庭农场梦想和农业社会破产的社会基础。 工业化农业也同广为流行的工业化一样，建立了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模式，与传统的因为土地资源短缺而不得不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文明相比，工业化农业因其单一化、高能耗、高农药残留、转基因等缺陷而受到环境主义者的批判，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成为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家庭农场梦想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无法实现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但人类对大地的依存关系依然存在。当前人类社会应该大力弘扬利奥波德所倡导的大地伦理，让世人真正认识到土地和农业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注释：略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中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21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白人种族主义与美国有色族裔的文化认同研究”（项目批准号：21ASS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付成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国史、环境史。赵陆，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来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