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前后，社会上出现一轮离婚潮。从1978年到1982年，4年时间，全国离婚人数从一年28.5万对增长到42.8万对。这其中的主体是那些“上山下乡”后返回城市工作的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的女知青们

趁着这个机会，有一个女知青主也动向法院提出离婚。不料，这场离婚案却震动全国，掀起一场对于婚姻史无前例的大讨论。最终，大部分矛头指向了女人，谴责她是“一个道德堕落了的女人”“一个行为不检点的女人”。她承受着所有的责骂，坚信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座坟墓。她誓死冲出坟墓，却再也难以立足。这位不寻常的女当事人名叫遇罗锦。一个一直寻找真爱婚姻的女人。

遇罗锦

1946年，遇罗锦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很了不起。父亲遇崇基早年毕业于日本有名的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回国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土木工程师。母亲王秋林曾两次留学日本。回国后，成为一名成功的实业家。

遇罗锦与母亲、哥哥

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在1957年很容易遭受劫难。遇家也没有避免。遇崇基与妻子都被打成右派。9年之后，遇家的孩子都长大。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遇罗锦的哥哥遇罗克被屡屡拒于大学之外。年轻气盛、富有文采的他愤而写下雄文《出身论》，坚称人生而平等，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理论。此文章一出，在全国影响巨大。反对者批判这篇文章为大毒草。

遇罗锦与哥哥遇罗克

1968年1月5日，25岁的遇罗克被逮捕。2年后的1970年，27岁的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

遇罗克 雕像

作为妹妹，遇罗锦早在1966年就受到哥哥遇罗克的牵连被劳动教养三年。劳动教养后，她被迫转到河北临西县一个小村庄插队落户。在那里，不论她怎样努力，豁出命地干活，但工分几乎没有超过一毛钱。她难以生存下去。无奈之下，她到黑龙江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结了婚。这样，她的户口也转移到东北。

1969年的东北知青

婚后，遇罗锦为丈夫生下一个孩子。然而，两人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情。遇罗锦受不了这样的夫妻生活。四年后，由于没有感情基础，两人最终分道扬镳。离婚后的遇罗锦再次无路可走的困境。她只能回到北京另谋出路。在北京，只要能有口饭吃，能活下去，她什么都可以干。种过地，做过临时工，当过保姆，甚至一度成为无业游民。

遇罗锦

这样的生活还是难以维持下去的。首先，母亲对她这样的生活状态极度不满。其次，回到北京后，遇罗锦无疑让原本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因此，她不得不选择嫁人，找一个依靠的肩膀。

媒人很快为她物色了一个男人。男人老实本分，持家能干，家庭条件可以。对于这个男人，遇罗锦尤其看重的是男人有间房，婚后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男人对遇罗锦比较满意的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外表像个学生。两人都有吸引对方的地方。1978年7月，遇罗锦和这位名叫蔡钟培的北京普通工人走进婚姻殿堂。

遇罗锦（中间）

此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婚姻会在两年后轰动全国。

然而，各自需求的硬性条件，并没有让两人的婚姻走多远。仅仅两年，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1980年5月16日，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状，提出离婚。遇罗锦为何单单要选在这一年。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特殊的一年。一是，新的《婚姻法》颁布，二是全国涌现出“知青”离婚潮。

1980年北京姑娘

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遇罗锦提出了离婚。而对于她本人来说，之所以离婚，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人之间没有爱情，没有共同语言，心灵难以相通。遇罗锦在诉状中写得很直白“除了吃饭睡觉，我们玩不到一块，想不到一块，说不到一块。”为此，遇罗锦还举了生活中的例子。“我们一起去香山游玩，我说这里的景色多美多静啊！他却来了一句‘昨天我路过菜市场，那儿正卖便宜的黄花鱼，两毛五一斤，我真想排队去买。’”

北京香山的静与美

在遇罗锦眼里，丈夫没有情趣，两人时刻不在同一频率上。这样的夫妻生活太折磨人，不如分道扬镳，一拍即散，各自安好。然而，丈夫蔡钟培却对遇罗锦的行为感到不解与痛心。自己明明与遇罗锦很少发生争吵，还经常陪着妻子看电影。难道这不是良好的夫妻关系吗？难道，这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吗？丈夫坚信自己与遇罗锦结婚两年来，心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两人曾合力将遇罗锦的户口从东北迁到北京。自己曾尽心尽力为遇罗锦找工作，全力以赴帮助遇罗锦为哥哥遇罗克平反。

1979年宣布遇罗克无罪

丈夫想不通为何遇罗锦就这样狠心地提出离婚。因此，蔡钟培坚决不同意离婚。而那一边，遇罗锦誓死离婚。蔡钟培没有办法，只能让全国群众来评评理。随后，全国展开了婚姻是以政治、物质条件还是以爱情为基础？离婚标准究竟应该是“理由论”还是“感情论”的大讨论。

随后，全国对于这个问题分成了“自由派”与“守旧派”。自由派支持遇罗锦，支持婚姻自由。守旧派则支持蔡钟培，认为离婚就是冲破道德禁忌。很多报纸杂志针对这一问题，也开始争锋相对。尽管争论不断，但在当时支持蔡钟培反对遇罗锦的呼声更大。

路上行人讨论

不论是群众还是媒体，他们的争论都只是舆论而已，而真正还要落实到法律上，还要法院来决定。

就在全国陷入争论之时，1980年法院中一位叫党春源的法官做出这样的判词“如果说以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我作为本案承办人，不忍用封建主义的道德和法律绳索去捆绑他们。”意思很明确，一审准予离婚，理由是“感情不和”。

后来的党春源

此宣判立刻在全国产生轩然大波。大部分人不明白结果为何会这样？此时，对这个问题必须定下一个符合大众的基调。新华社内参针对这个问题，出了一篇《一个堕落的女人》，《人民日报》刊登消息称遇罗锦是一个行为不检点的女人。有了这样的定调，案件被发回重审。这次不仅更换了法官，当初那个支持遇罗锦的法官党春源也受到严厉批评，降职在法院里打杂。

最终，在第二次审理中，经法院调解两人选择自愿离婚。但措辞上对遇罗锦作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也向全国群众明确表明遇罗锦的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

遇罗锦（右）

也就在这一年，遇罗锦在大讨论期间发表的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参加报告文学评奖。毫无疑问，她落选了。因为这里面详实记录了她的家庭、经历和婚恋，甚至大胆地写出自己的婚外情。这种纪实性文学，尤其加上离婚案的影响，不可能让遇罗锦获奖。

出人意外的是，获奖者黄宗英居然将自己的笔送给遇罗锦，并标准她才适合这个奖项，并说道：“三十年代，人们尚能够支持上官云珠，到了八十年代，为什么我们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呢？”

黄宗英

一年后，遇罗锦又写了一篇小说《春天的童话》。这篇小说被《花城》刊载。后果很严重，很快，《花城》杂志的主编与副主编被调离职位，编辑部的全体人员被要求做三个月的检查，同时必须刊登《我们的失误》进行自我批评。

遇罗锦与丈夫

离婚后不久，遇罗锦与北京钢铁学院的教师吴范军相识并结婚。可是，这段婚姻并没能维持多久。1983年，曾翻译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的一位德籍华人出版商邀请她到德国做短期访问。

后来的遇罗锦

这一走，遇罗锦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并在德国定居。期间，她曾让丈夫前往德国，但吴范军坚决不去。一个不来，一个不去。1992年，吴范军主动提出离婚。一年后，遇罗锦与德国人海曼·韦伯结婚。据说，这次她终于找到了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