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一封题为《忆秦娥》的信，让中南海的毛泽东脸色骤变。信中字字泣血，句句控诉，而落款人——陈掖贤，竟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儿子。这封信的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悲歌，一个在母亲光环下挣扎求生的灵魂……
196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收到一封名为《忆秦娥》的信，信中言辞犀利，怨气冲天，让他脸色都变了。写信的是陈掖贤，这个名字不寻常，他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儿子。知道这层关系后，毛泽东只是叹了口气，没有追究。这背后，是一段关于赵一曼遗孤陈掖贤艰难曲折的人生，以及他因亲情缺失和精神困惑而唱出的悲歌。
陈掖贤，1929年生于湖北宜昌，他的父母都是党的要员。他的母亲赵一曼，本名李坤泰，为了投身革命，只好把刚出生的他托给亲戚抚养。
她给娃儿取名叫“宁儿”，是为了纪念那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可惜啊，这段母子间的美好时光，最终变成了永久的诀别。
1936年，赵一曼英勇牺牲，她留下一封充满深情的信，告诉儿子将来要记得，他的母亲是为了国家献出了生命。可那时的陈掖贤才七岁，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母亲的真实名字是赵一曼，那只是个代号。
陈掖贤因为父母忙于革命，他的童年过得挺不安稳，经常要寄住在别人家，这让他变得比较内向和孤僻。而且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心里也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这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少阴影。
1942年，陈掖贤跟父亲陈达邦久别重逢，却也在同一时间听闻了母亲不幸离世的消息，这双重打击让原本不爱说话的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建国后，陈掖贤因成绩优异和烈士子女身份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可即便身在繁华的北京，他的孤独感依旧。关于妈妈的回忆像散落的珠子，藏在历史的长河里，他很想弄清楚妈妈的过去，可资料太少，连妈妈的模样都模糊不清。
在北京，陈掖贤和父亲久别重逢，但这并没有让父子俩的关系有所缓和。陈达邦已经娶了新妻，有了新孩子，一家三口过得挺和睦，这样的场景却让陈掖贤感觉特别不自在。
他好似旁观者般静静观察着这一切，心里满是苦涩却没人能懂。渐渐地，他周末去看父亲的次数越来越稀少，最后索性选择躲开，把自己关在一个只有自己的小圈子里。
1954年，国家调查后确认了赵一曼烈士的身份，把那封充满母爱的遗书交给了陈掖贤。他那时心里五味杂陈，既为母亲英勇的故事感到自豪，又为这么久才弄清楚母亲的生平而有些惋惜。
他跟小伙伴们一起看过那部赵一曼的电影，没想到啊，原来电影里的女英雄竟然就是他自己的亲娘。这种突然的发现，并没有帮他填补心头的空缺，倒是让他心里更乱了，焦虑和不安跟着来了。
毕业后，陈掖贤成了北京工业学院的政治老师，可他依旧跟周围的人合不来，说话不利索，人也比较内向，结果同事们觉得他挺怪的，就像是有点儿古怪的书呆子。
他躲在自己宿舍里，靠着烟酒消愁，屋里乱七八糟，烟蒂和纸巾到处都是。他那不修边幅的样子，跟老师这个身份简直不搭调，可他就是不管不顾，对周围的人和事都不在乎。
他在课堂上是挺认真的，教学一点也不马虎，但私下里，他其实挺不容易的，虽然看起来不像，他只是默默地在忍受心头的难受。
不得不说，陈掖贤主动放弃了烈士子女抚恤金，他觉得自个儿能养活自己，那钱应该留给更需要的。他不是想故意装得高尚，就是觉得这么做很正常。
1957年，陈掖贤迎来了人生新篇章，他和学生张友莲坠入爱河，最终喜结连理。张友莲那开朗直爽的个性，和陈掖贤的沉稳内向正好形成了强烈反差。
可是，结了婚日子并不总甜甜蜜蜜。性格不合、习惯不搭，常常让俩人闹别扭。
1959年，陈掖贤女儿出生后，家里矛盾非但没少，他更是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毕竟他从未感受过完整的家庭氛围。这让张友莲忍无可忍，最终决定离了婚。
陈掖贤离婚后一个人过得很孤单，他得把一半工资寄给女儿，自己手里剩下的钱全花在烟酒上了。那年1960年，全国大灾荒，他的生活更是变得十分艰难。
陈掖贤被饥饿和精神折磨得身体越来越差，父亲陈达邦来看他时，看到儿子瘦成这样，心里特别难受，就带他去政协食堂吃了顿红烧狮子头。
这顿饭本是一片好心，却让陈掖贤倍感愧疚，他觉得自己在国家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还吃得饱饱的，这感觉就像是背叛了母亲，对不起大家。
他渐渐觉得社会上有些不公平，觉得自己能吃上饱饭，全是靠父亲在政协上班。他去找领导说说这事儿，可领导好像不太懂他的意思。
他气得不行，最后索性写了一首讽刺诗寄给毛主席。这封信就是他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情绪大爆发，也是他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的抱怨。
毛泽东看穿了陈掖贤的特别处境，决定对他宽容以对，但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帮助陈掖贤摆脱心理上的苦闷。
他还是老样子，一直被内心的矛盾和疑惑折磨着。1961年，多亏了同事的帮忙，他终于被查出来是轻度精神问题，之后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
陈掖贤治好病后，心情好多了，跟前妻张友莲复了婚，还多了个女儿。他现在拼命工作，想做个称职的老公和爸爸，努力走出过去的阴霾。
然而，似乎命运总爱跟他过不去。那是在1969年，北京工业学院一变身为北京第六机床厂，陈掖贤也从教书先生转成了车间里的工人。
他感觉新工作环境挺难搞的，工资还大跳水，生活压力又来了。这让他心情很沉重，和家人说话也越来越少了。
在最难受的时候，他只能反复抄写妈妈的遗书，从中获得力量。他这辈子总在自问，自己是不是真的能担得起“赵一曼的儿子”这个名号。
母亲是位民族英雄，可他却一事无成，这巨大的反差让他承受不住压力。1982年8月15日，陈掖贤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他手臂上，同事们再次看到了他刻下的“赵一曼”三个字，那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痕迹，也是他对母亲最后的深情告白。
陈掖贤的一生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悲剧，同时他个人的经历也像是一首悲伤的歌。他很想感受家庭的温暖，可就是不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他想要别人的认可，却总是被“烈士之子”的身份压得喘不过气；他想要过普通人的生活，可命运却总爱和他开玩笑。
他一直想找到真正的自己，可到最后却好像陷进了一个精神的迷宫。“赵一曼”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既是心头永远的挂念，又像是套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