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四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孙甘露、李洱、东西、乔叶受聘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兼江苏文学院创意写作行业导师。

11月21日，受聘仪式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报告厅举行。聘任仪式之后，孙甘露、李洱、东西、乔叶和毕飞宇五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就“新时代与我的写作”这一主题，围绕着“创意写作”的教学经验、写作的个人经验、作品与时代之关系等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和交流。

针对以前“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说法，毕飞宇坚持认为写作可学、可教，正如世界上各行各业的师徒相承。以自身为例，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在于，年轻时没能得到系统深入的写作教育。在此次文学对话中，毕飞宇分享了自己的创意写作教育经验。他认为，创意写作的学生来求学绝不能把目光限制在学位上，而是应当时刻坚信自己的作家身份。针对学生们出现的完美主义问题，毕飞宇指出，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绝不能只追求写“好小说”，而是要尝试去写“坏小说”，在这个过程中磨炼自己的写作技艺，“好小说”即使到八十岁写，也不算晚。

关于个人写作的诸多体悟，孙甘露认为，写作者可以竭力追求完美的作品，但唯有放下我执，才能最终抵达文学的至高之境。好与不好，通常是相反相成的，在追求完美的创作过程中，要接受不完美的存在。他指出，作家的人生亦如此。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其实并未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但恰恰在这些不幸、尴尬和糟糕之间，隐现着通往文学殿堂的幽微通道。

对于时代与文学的重大话题，李洱从整个中国新文学史的大视野来考察文学的模态，指出新文学与新文化属于“成长的”文学文化，作家应当自觉地把写作当作成长小说的一部分。乔叶认为，写作不能盲目追热点，追求“时代性”并不意味着要把新闻性的东西理解为文学性。在“时代”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词汇：“时代感”，也许这个词更能表达一个写作者与社会的对话、对世道人心的观察。

东西以一部意大利电影《邮差》为例：邮差被智利诗人聂鲁达启蒙走上了文学之路。而等到多年以后，聂鲁达重回故地，邮差早已死去，因为在他成为诗人的那一刻起，他便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卷入了时代的浪潮中。东西以此表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恰恰在于文学所激荡的心灵深处。

继去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9所高校联合成立“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之后，今年年初，“中文创意写作”正式入列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