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吴国君主孙权，是一个不仅后世人羡慕，当时连曹操都羡慕的人才。

尽管自己有曹植这样才华横溢的儿子，还是要感叹一句“生子当如孙仲谋”，可见孙权的才能的确超乎寻常。

不过，孙权死后，距离吴国灭亡，中间又隔了好几代君主，为什么有人认为，孙权还需要为吴国的灭亡负责呢

——【·帝王之志·】——

孙权作为吴国君主，在称帝之前更多表现出偏安江东一隅的保守心态，这容易让世人误以为孙权缺少统一天下之志。

史载鲁肃初见孙权便为之献计“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孙权却回答“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

事实上，孙权如此回答乃因当时孙吴实力不足以争衡天下。

公元229年，孙权举行称帝大礼时，对公卿们说“昔鲁子敬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

此时鲁肃已经去世12年。

孙权对劝进自己的大臣感念至深，也正反映了他其实早有称帝之心。

在古代，有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君”之说，自秦以降，几乎所有皇帝皆有一统华夏的志愿。

孙权称帝之后尊位已极，帝王之心膨胀，其统一之心愈加显现。

曹魏占据中原，自号正统所在，当然是孙权首要之敌。

于是他转而对曹魏采取进攻态势，以求动摇曹魏统治。

首先，“二帝并尊”，预分天下。

魏国势大，必须吴蜀联合才能与之抗衡。

229年孙权称帝，与蜀国相约“二帝并尊”，并预先瓜分魏国土地，“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这一举措并非是“纸上谈兵”，孙权对此颇为重视。

吴大臣步骘本受封冀州牧，却“顷之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职”。

同样，朱然原本是兖州牧，“顷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职”，而遥领州牧本身也表达了孙权统一天下的志愿。

其次，频发徭役，积极备战。

孙权称吴王以后，江南地区的徭役就颇为沉重，严重影响百姓生计，引起士族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屡屡上疏孙权请求“施德缓刑，宽赋息调”。

对此，孙权颇不以为然，“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

孙权征调士兵的原因并不在保守江东，其意就是要征讨天下。

后来孙权下诏书也承认：“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

再者，抚慰武将，不忘北伐。

观孙权君臣之事，有一个特点，即他对武将待遇优厚，以致纵容武将恣意违法而不纠。

比如武将潘璋横行不法，“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数不奉法”，韩当子韩综“淫乱不轨”，朱桓滥杀无辜，孙权都置而不问。

晋人孙盛认为这是无视君臣大礼，孙权“得一夫而失一国”，显然孙盛并没有看透事情本质。

究其原因，当是孙权意图利用武将成就北伐大业。

一次朱桓领兵出征，孙权对其言及真心：“今寇虏尚存，王涂未一，孤当与君共定天下。”

诸葛恪曾经对陆逊讲道“君子不求备于一人”，当今“时务纵横，而善单人少”，所以不能对人才求全责备。

诸葛恪是孙权的至爱之臣，他的话当是孙权治国任能的真实想法。

——【·帝王虚荣·】——

汤、周乃古之圣贤，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孙权称帝以后处处以汤周为鉴，招纳四方人心，意在实现“汤武革命”，统一中国。

孙权与群臣的郊祀礼仪之争尤能体现其思慕汤周的宏图伟志。

皇帝登基之后当行郊祀之礼，以受恩皇天后土，这是惯例，但孙权对此始终拒绝。

孙权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

“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

在孙权看来，长安洛阳才是郊祀之所，而它们都控制在曹魏手里，当然不能行郊祀之礼。

此后孙权虚荣心越发膨胀。

232年，魏国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向孙权称臣，孙权大喜过望，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然而公孙渊出尔反尔，将张弥、许晏杀害，一万余名士兵最后只剩下几十人逃回吴国。

孙权大怒，欲亲征辽东，被群臣劝止。

“报聘辽东”一事引起了吴国大臣一片反对，孙权也因此事一直为后人诟病。

裴松之认为此时的孙权已经老糊涂了，“非惟暗塞，实为无道”。

然而究及孙权一错再错的原因，并非如裴公所言，实因孙权的帝王虚荣心所致。

实际上，孙权给公孙渊的诏书并非托词，实乃孙权本意，很好地解释了孙权的作为。

孙权称帝之后“思平世难，救济黎庶”，十分期盼天下归心于他，远在辽东的公孙渊此来归顺，正好满足了孙权“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的欲望。

孙权以为“自古圣帝明王，建化垂统，以爵褒德，以禄报功，……故周公有夹辅之劳，太师有鹰扬之功”，故而一定要隆重嘉赏公孙渊来显示自己的天子威仪。

而公孙渊的背叛严重挫伤了孙权的君威，“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

故而孙权一定要去亲自征伐，至少要做做样子，不然天子威严受损，何以君临天下？

由此可见，孙权称帝之后在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孙权称帝之后，帝王虚荣心膨胀，事事以统一大业为重。

从这一视角审视吴国政令繁苛、徭役沉重而豪强纵横不法的情况就很容易理解了。

——【·专制君王·】——

孙权自幼熟谙君王之术。

称帝以前孙权尚需察纳雅言，称帝之后，维护君王权势与尊严成为头等大事，孙权再不必有所顾虑，其所作所为展现了一个奸狡诡谲的君王形象。

（一）严格约束臣下权力孙权一向十分注重皇权专制，绝不使其大权旁落。

陆逊曾向孙权上疏，认为魏国新主曹睿即位，选用贤良，宽刑薄赋，民心向往，对吴国威胁超过以往。

孙权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曹操统驭群臣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之不如操也。”

曹睿幼弱，群臣争权，君臣之礼愈乱，这是乱亡之道。

孙、陆二人的争议其实在于着眼点不同，作为儒家士族，陆逊关注的是国计民生，而孙权看的却是皇权专制，他绝不允许曹魏君权旁落、大臣专政之事在东吴出现。

于是孙权在政治上着力于分解大臣权力。

当时陆逊驻守荆州，权力声望最高。

孙权以诸葛瑾为大将军与陆逊同驻荆州，并派步骘、吕岱分化陆逊兵权。

孙权还发动“南鲁党争”，彻底破坏大臣党派分流。

是时“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在这次事件中，以陆逊和步骘为首的两派大臣都遭到了孙权严厉打击，君权得到极大巩固。

（二）罪归臣下以维护君王威严古代专制皇帝的权威绝不允许被侵犯，皇帝如果犯错，大多会找个借口归罪臣下，孙权也不例外。

230年，将军卫温、诸葛直渡海征讨夷洲和亶洲无功而返。

孙权大怒，将二人“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

再如宠臣吕壹因罪被诛，孙权下诏罪己，却直言“夫惟圣人能无过行……，人之举措，何能悉中”，然后追讨群臣责任，“忽不自觉，故诸君有谦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

如果大臣主动替皇帝揽责，必会得皇帝欢心。

孙权派兵攻打朱崖洲和夷洲之前，曾争求全琮的建议，全琮反对这次征讨，孙权不听，结果吴军损失惨重。

孙权颇感后悔，全琮却说：“当是时，群臣有不谏者，臣以为不忠。”

从而将出征失败的责任推到了大臣身上，孙权深感满意。

史书记载全琮“为人恭顺，善于承颜纳规，言辞未尝切忤”，其实就是说全琮善于摸准孙权的脾气而已。

（三）震慑臣下的帝王心计孙权深知驭臣之道当刚柔并济，不可一味用强权压制，如东汉的“党锢之祸”。

孙权时常向臣下展示自己的英明神武，以警醒群臣。

221年刘备亲率大军伐吴，形势紧张，有大臣怀疑诸葛瑾私通刘备，孙权不以为意：“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称帝之后的孙权仍然敢于信任大臣。

吴臣潘濬的姨兄蒋琬在蜀国做大将军，位高权重，有人向孙权进谗言说潘濬与蒋琬有秘密勾结，孙权完全不相信：“承明不为此也。”

还把表章给潘濬看，并罢免了告密人卫旌的官职。

孙权还能不见人面而断其忠奸。

孙权曾经设宴款待来访的蜀使费祎，对其言道：“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

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

而后杨、魏二人在诸葛亮去世后果然互相残杀。

孙权深通君王之术，一面严刑峻法，一面笑里藏刀，东吴的皇权专制在孙权运作之下愈加成熟。

——【·英雄没落·】——

以往论晚年孙权者，多注重孙权专断嗜杀的政治作为，很少注意到孙权临终前的种种表现。

《论语·泰伯》有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孙权在其余生的最后两年，与之前残酷杀戮的作风大相迥异，表现出善言善行的忏悔之心和强烈的求生本能，散发出了一点人性光辉。

（一）临终前的忏悔之心对老人来说，最惨重的打击无疑是至亲骨肉的离去。

南鲁党争中孙权失去了两个儿子，其晚景甚为凄凉。

太元元年，孙权感到大限将至，不禁生出忏悔之意。

他召见陆逊之子陆抗，涕泣言及“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

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专制时代帝王罪己何其不易，有损天子威严，但临终之际孙权考虑更多的是孙吴江山的延续。

事实上，大臣们也不负孙权所望，陆抗后来成为江东重臣，帮助吴国与强大的西晋对峙有年；吴国亡后，士族遗臣仍然对吴国怀念不已，这都与孙权最后的安抚相关。

孙权还对废太子孙和体恤温存。

循历代古制，废太子或贬或杀，处境极其悲惨。

孙和被废之初也是如此，“废太子和，处故鄣”生活凄苦。

待孙权弥留之际，思子之念油然而生，史载“权寝疾，意颇感寤，欲征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等固争之，乃止。”

虽未能复见孙和一面，仍下令改封孙和为南阳王，居长沙。

长沙是“江滨兵马之地”，孙和的生活状况无疑大为改善，这也是孙权临终前对儿子最后的一点亲情善念。

老年孙权的善念对百姓亦是如此。

赤乌十年，有司奏言武昌宫早已年久失修，应采伐新木，孙权以为“大禹以卑宫为美……，若更通伐，妨损农桑”，拒绝此议。

诸如此类惜民之举，史书中多有记载。

这与当初自比汤周的孙权反差何其之大！老年孙权转而体恤民力、查察民生疾苦，此前苛政有所改观。

（二）弥留之际的求生本能求生欲望是人的本能之一，封建帝王享受富贵荣华，其求生本能表现尤其强烈，长寿帝王孙权当然也不例外。

孙权晚期政治的重大特点之一是封建迷信符号的大量增加。

其实孙权早年也颇为迷信，但他早年重“术”，意在加强其统治手段。

孙权晚年时却不再执着于“术”，而是欲得长生不死。

太元元年，吴地罗阳县出现一擅言祸福的神人，名曰王表，孙权即“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迎接入京并提供房舍酒食，让他预言祸福、祈禳辟邪。

然而次年孙权病重，“诸将吏数诣王表请福，表亡去。”

如此荒诞之事竟见于《吴主传》正文，足见孙权晚年迷信之心甚重。

晋人孙盛对孙权此举颇为不屑，认为“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此乃吴国将亡的征兆。

孙盛所言恐有夸大之意，帝王迷信不过为求长生，这是人之本能，将吴国灭亡归咎于孙权信神，显然过于苛责孙权了。

这一心态从孙权所用的年号中也可看出端倪。

年号是帝王纪年方式，寓意皇权神圣和政治需要。

孙权所用年号有6个：黄武、黄龙、嘉禾、赤乌、太元、神凤。

它们虽皆与符瑞相关，却有一个显著趋势，即由国计民生向封建迷信转变。

按汉代以来流行的“五行相生说”，汉代为火德，尚红色；取代汉朝的当为土德，尚黄色。

孙权用“黄武”、“黄龙”无疑有代汉一统之意。

但自“赤乌”以后，其余年号皆取于神异迷信之事，不再富有政治进取意义，而且改元频率大大加快。

这与孙权晚年的心境相符，反映了孙权逐渐偏离统一大业的理想，祈求长生不死，其实大部分晚年的封建帝王心态都是如此。

享年71岁的孙权是性格心理极其复杂的君主，早期“屈伸忍辱，任才尚计”与晚年的“谗说殄行，胤嗣废毙”都统一于孙权身上。

其实孙权晚年性格极为复杂，也不乏有值得称道之处，其形成原因既有个人经历因素，更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使然。

正如裴松之在孙权本传中所注，吴国的最终灭亡不应都归罪于孙权，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大皇帝”仍不失为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