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 208 年） 末的赤壁之战，开创了三国南北对抗数十年的政治形势。

要知道，曹操虽然兵败但基业还在，那么赤壁之战后，曹操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不选择再次进攻？

曹操失利后率众北归，此后虽有“四越巢湖”东征孙权和西赴汉中击刘备的重大军事行动，却都是在遇到僵持局面的情况下便撤军，与早年官渡之战中连月拒守、莫肯先退的情景大相迥异，可以看出他放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作战策略，准备和孙、刘两家作长期抗衡。

学界认为这与曹操实施的战略防御方针有密切联系，如王仲荦说： “赤壁战败之后，曹操清楚地看到一时不能歼灭孙权、刘备的事实，只有努力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加速恢复，使自己的力量远胜孙、刘，具备战胜孙、刘的经济条件，然后军事上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曹操这一政策也就决定了他此后对吴、蜀军事方面所采取的防御方针。”

这种巩固后方、着力于防守而避免决战的韬略，虽未见曹操亲口陈述，但从魏国大臣的言论中可以得知，如孙资对魏明帝曰： “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

纵观三国的历史发展脉络，赤壁战后南方孙、刘集团势力开始扩张，周瑜和刘备联手夺取了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大部分地区，孙权在扬州进攻合肥，占领了江北的历阳、濡须、皖城等重要据点，这一扩张趋势最终以刘备入蜀后攻取汉中、上庸等地而达到高潮，至建安二十四年（ 219 年） 末戛然而止，当时曹操调兵击退了围攻襄樊的关羽，孙权与刘备反目而袭取其荆州。

随后曹操病逝，曹、刘、孙三家相继称帝，其疆域基本稳定下来。

魏国在长达数千里的边界上构筑了坚固防线，“东自广陵、寿春、合肥、沔口、西阳、襄阳，重兵以备吴； 西自陇西、南安、祁山、汉阳、陈仓，重兵以备蜀。”使敌人的多次入侵无功而返。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防御体系是曹操在赤壁战后经过 10 余年的艰苦努力才建立起来的，并为后人所继承，但对于其中的详细内容与具体过程，目前学界尚未进行专门研究，鉴于此，笔者勾稽史料予以探讨，望能获得方家指正。

曹操初据许昌时仅有两州之地，自称“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

后来他擒吕布，平定徐州和扬州北境； 剿灭袁氏后领有幽、冀、青、并四州，又迫降刘琮，兼并荆州； 赤壁战前西至峡口、东到广陵绵延数千里的长江北岸，除了刘备、刘琦盘踞的夏口（ 今武汉市汉阳区） 地带，几乎全部在曹操的统治范围以内。

赤壁战败后曹操率领军队主力北还，处于东、南、西部三面受敌的被动状况。

如王夫之所云： “曹氏之战亟矣，处中原而挟其主，其敌多，其安危之势迫。”

东边扬州的淮南是孙吴军队的主攻方向，“（ 孙） 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

南边荆州则有周瑜、刘备的军队，他们在此合攻曹仁驻守的江陵。

值得注意的是，赤壁战前孙权的军队约有 10 万，他对诸葛亮说：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

周瑜向其索要 5 万兵力破曹，孙权借故推托，答应给他 3 万。

“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

最后由于刘备率兵助战瑏瑠，孙权只派出两万余人赶赴前线。“（ 周） 瑜、（ 程） 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 刘） 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因此，陆机称周瑜所率部队为“偏师”瑏瑢，而吴军的主力始终为孙权直接掌控，他得知周瑜获胜后马上渡江进攻淮南，史载： “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

此处“十万众”应有一些虚夸，但也反映了他麾下兵马众多、攻势如潮的情况。

孙权以东线淮南为主攻方向的原因有两条： 其一，这里距离他的根据地太湖平原较近，兵员粮饷补给方便； “泛舟举帆，朝发夕到”。

其二，由此地区进攻中原，有便利的交通条件。

吴国作战倚重水军和船只运输，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

淮南地区以洪泽湖及迤南的张八岭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各有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水道，东部是中渎水（ 后代的大运河） ，由于年久失修多有淤塞而不便通行。

西部是溯濡须水（ 自巢湖东南流至今安徽无为县东南入江） 到巢湖，再溯施水（ 今南淝河） 至合肥鸡鸣山，经“巢肥运河”或称“江淮运河”进入肥水（ 今东淝河） ，顺流过寿春汇入淮河。

另外，船只自肥口（ 今安徽寿县八公山西南） 入淮后，可以从 5 条河道北进中原，具有很好的通达性。

如陈敏所言： “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凡五： 曰颍，曰蔡，曰涡，曰汴，曰泗。”

由于上述原因，濡须水经巢湖转至施水、肥水的河道成为孙吴北伐的首选途径，所经过的合肥与淮南西部则成为孙曹两家交锋的重要战场。

如王象之所云： “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河，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繇肥而趣巢湖，与吴人相持于东关。吴人挠魏亦必繇此。”

相比之下，南线荆州的孙刘联军若要北伐，条件则较为不利。

首先，当地富庶的江北区域受战乱破坏严重，难以为大军提供充足的物资。

如庞统对刘备说： “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

其次，荆州北通中原主要是采用江陵到襄阳的陆路“荆襄道”，然后沿白河进入南阳盆地，越方城（ 今河南叶县北） 后到达华北平原南端。

《荆州记》曰： “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 城） 关，是周、郑、晋、卫之道。”

若用水道北行，船只可从沔口（ 在今武汉市汉阳区） 溯沔水（ 今汉江） 而上至襄阳，或从江陵经春秋楚国开凿的“荆汉运河”，通过扬水进入沔水而至襄阳。

但是沔水河道在襄阳折而向西，只有从南阳盆地注入汉江的白河通往北方，这条河流在大多数时节滩多水浅，不便通航。

例如，“宋太平兴国三年，漕臣程能议开白河为襄、汉漕渠，直抵京师，以通湘潭之漕，渠成而水不行。端拱元年治荆南漕河至汉江，行旅颇便，而白河终不可开。”

综上所述，孙吴军队若是自江陵或沔口（ 即夏口） 北伐中原，其依靠的汉江水运路线到襄阳便中断，且荆州距离江东根据地又太远，所以不是最理想的主攻方向。

周瑜死后，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就是准备集中力量在扬州东线用兵，放弃了原来周瑜提出的“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瑏瑡的作战方案。

曹操当时统治区域的西部以晋陕交境的黄河与潼关为界，受到董卓之乱后割据关中、陇西的凉州诸将之威胁。

官渡之战前夕，“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

但是这些军阀在名义上归顺朝廷，彼此又有矛盾，未能联合起来侵入中原，因此荀彧建议对他们采取安抚之策： “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

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

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

曹操采纳了荀彧的建议，故暂时与他们相安无事。

曹操的上述战略部署与多年建成的边防体系使疆界安全得以保障，奠定了此后战胜吴、蜀的经济基础，也引起了两国有识之士的焦虑。

如诸葛亮对刘禅解释北伐的理由时说，“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只能是坐以待毙，所以必须主动进攻，寻找转弱为强的机会。

“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

诸葛恪亦云： “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薮……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

这个预测相当准确，到曹魏末年经济恢复后，其强大的兵力已使对手望尘莫及。

如司马昭所言： “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

他派遣钟会灭蜀时进军势如破竹，“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西晋伐吴之役，出动 5 路大军共 20 余万，东西并进。

“吴之将亡，贤愚所知。”曹操数十年前的谋划运作，至此获得了完全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