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新时代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针对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了专门部署，要求“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严肃查处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这“三集”领域，往往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连、与人民群众利益切身相关的重点行业和部门，包括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看，“三集”领域腐败大案要案多发、频发。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行贿人员1.2万人，移送检察机关1941人。其中，“三集”领域成为腐败的高发区，仅金融领域就有超过60人被查，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用生、李吉平，中国工商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张红力等。

在涉案金额上，数字之巨也令人震惊。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曹广晶在能源系统长期任职期间，非法收受财物超过2亿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如桂在担任广州市建委主任、市建设工委书记期间，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项目推进、企业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

一个池塘里，一两条鱼死了，是鱼有问题，如果一片鱼、一群鱼死了，可能就是水有了污染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分行业、单位，“三集”领域腐败窝案串案波及面广、涉案人员范围大，甚至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情况，同一部门、同一岗位前腐后继，恶性循环。

中国光大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唐双宁于去年7月被查，他是去年10月落马的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李晓鹏的前任。今年6月，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原主任刘宝琴被查，在刘宝琴落马之前，曾与她共事过的时任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胡志强于2018年6月在任期内被调查。

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这些“三集”领域岗位上的“关键少数”，为何频繁落马？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在“三集”领域，权力往往集中于少数人乃至某个人或某个特定部门手中。不少“一把手”掌握绝对权力，对其监督制约机制形同虚设。

医疗器械采购回扣是医疗卫生系统盛行的潜规则，如果监督监管不到位，医院“一把手”，财务、药学、库管等关键岗位人员以权敛财、靠医吃医等问题就极易发生。今年8月，据广东省纪委监委通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原党组书记、主任段宇飞被“双开”。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在“三集”领域内，还有些腐败分子虽未身居高位，有的只是不起眼的科级及以下职员，但因身处关键部门或关键岗位，也会成为“围猎”对象。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支付结算处主任科员陈志阳利用对非银行支付机构负有续展、分类评级和审查监管的职务便利受贿310万元；杭州市临安区审计局行政事业审计科原科长杨基成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1130余万元。这些“蝇贪蚁腐”之所以屡屡得逞，无一不是手握大大小小的权柄而外部监督失灵所致。

油水越多的地方越容易滑倒。除了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也是诱发“三集”领域腐败的温床。巨大的利益诱惑驱动一些官员和业内人员铤而走险，都想啃上“唐僧肉”。辽宁省公安厅原厅长李文喜收受的5.41亿余元贿赂中，绝大多数来自一名叫刘志廷的铁矿矿主。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原市委书记云光中受贿所得的近亿元财物中，收受一家涉煤企业的就达到3700余万元。在“三集”领域，从资源的开发、利用到相关项目的审批、建设、运营等环节，都存在着丰厚的利润空间，容易引发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三集”领域腐败危害严重，若不坚决整治，会污染政治生态、恶化发展环境、破坏公平正义、积累风险隐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这些领域腐败问题出重拳，持续惩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之后，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将金融、国有企业等领域的腐败列为整治重点；三次全会又将“三集”领域扩展，强调“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清理风险隐患”。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如何久久为功，彻底击溃“三集”领域腐败，扫除“拦路虎”？必须加强针对性，靶向施治，精准发力。

针对权力失控和滥用，应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加强对“三集”领域“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配套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抓住定政策、作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聚焦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进一步堵塞制度漏洞，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设租寻租机会。

针对政商勾连，在严厉打击受贿者的同时，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行贿人“围猎”是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污染源”，“三集”领域更是行贿人眼中的“香饽饽”。一些领导干部没能经受住“围猎”诱惑，最后沦为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提线木偶”。对此，必须提高治理行贿综合效能，切实提高行贿成本，遏制住搞腐败“一本万利”的行为动机。

针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不断完善“三集”领域反腐败的工具箱。“三集”领域专业性强、行业壁垒高，导致监管不易深入到内部每一个细节，采用一般“打法”难以保证反腐效果。有的腐败分子获取利益由现金、房产、高档礼品等传统财物逐渐扩大为股份、房屋装修、有偿服务等财产性利益；有的采取金融运作等犯罪手段掩盖权钱交易本质；有的借助“市场行为”为腐败披上“隐身衣”，以民间借贷、低买高卖等为名使之“合法化”。

鉴于这类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多变性，应当加强办案人员的专业化培训，练就洞察各种蛛丝马迹的“火眼金睛”。同时，可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丰富“三集”领域反腐败的手段，让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行为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