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这这，没放卤虾油啊！”
“呦，这位爷，您这嘴可真叼，实在对不住您，卤虾油用完了。”
“那这东西还能吃吗？我告诉你吃完我可不给钱啊，炸豆腐看着简单，佐料麻烦着呢，卤虾油、酱豆腐汁、韭菜花、芝麻酱、辣椒油，缺一样都不行，缺了以后就是豆腐渣味儿，吃起来像嚼生豆子！”
“我要不挑你理儿啊，还当我没吃过东西呢！”
……
英国人张铁林虽然在演技上被人诟病只会吹胡子瞪眼，但是有一说一，在《五月槐花香》当中饰演的前清贵胄范五爷，还是非常出彩的，拿腔作调的做派与京城落魄旗人穷讲究的精神头，真可谓契合得严丝合缝。
嘴上说“吃起来像嚼生豆子”，却不耽误端起碗猛炫。在忙三火四的急着去追洋人之前，还不忘喝一口汤。
总算是凭本事白 嫖了一碗炸豆腐，并且贡献了短视频界的一大名场面。
这也使得范五能够与克五、白连旗、额爷，并列为京城落魄旗人的四大名嘴……
01
伴随着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什 长熊秉坤的一声枪响——也有说程正瀛的，但不管是谁，反正是腐朽满清王朝自此被扫入历史垃圾堆，进入共和时代。
民国了，剪辫子了，黄龙旗变成五色旗了。
但逊帝溥仪在紫禁城还能每年领四百万银元优待款，照旧锦衣玉食，只有京城几十万旗大爷被闪坏了老腰。
铁杆庄稼，没啦……
自此开始，再不能躺家里一动不动也有白银、老米可领。
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知努尔哈赤积了甚么德，带挈旗人享受了二百多年的福分，早已超过了五世。
旗人终日提笼架鸟，无所事事，除了研究怎么玩，就是琢磨怎么吃。
论起吃和玩，旗人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独一档。是否绝后不敢说，但空前那绝对是肯定的。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没了铁杆庄稼的旗人，却是倒驴不倒架。以前有钱属于真讲究，现而今没钱，那就只好穷讲究了。
有旗大爷去饭庄子讨折箩，也是有讲究的：自带分格的食盒，把剩菜分装，鱼是鱼，肉是肉，炒豆芽是炒豆芽，不会串味儿。
不得不说，也是人才。
街（gai）溜子范五吃炸豆腐，一口下去就发现没放卤虾油。
拉洋车的克五，用鼻子随便一闻就知道出锅汤加的是芫荽，白瞎了，应该加韭菜末儿。
额爷涮锅子吃的第一口，就感觉到小料不对。
白连旗去古玩行卖字画，端起茶杯就断定是明前龙井。
该说不说的，这些人真挺厉害，不愧是吃过见过，有穷讲究的资本……
根据马普东先生回忆：“民国之后，凡我所了解的、家里接触的一般旗人，普遍的穷……没收入了，全靠卖东西维持生活。”
其实在七七事变之前的京城，只要活动活动就能吃饱。肯下力气的，不但能吃饱，还能吃好，大饼卷猪头肉、羊肉馅包子、卤煮火烧，想吃就能吃。
也确实有一些旗人放下身段挣钱养家，或卖力气，或学手艺，主动融入广大劳动人民群体——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不丢人！
反倒是那些放不下身段的才丢人，甚至有宁愿饿死在家也不出去找活儿干的。
根据当时京城警政部门做的统计调查，在内城赤贫人口数量排在前三的警区当中，有两个属于旗人聚居区，尤以内城右翼三区为甚。
但赤贫归赤贫，哪怕要饭了也要讲究起来。比如前门外有个要饭的妇女，人都叫她“景四奶奶”。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个旗人。实际不但是旗人，前清时还是有身份的旗人，丈夫有爵位。
但民国之后，夫妻两个只顾着吃，家当能卖的全卖了。某一次，景四奶奶在老亲那里跪了半夜，终于要到一块银元，却不买米面，直奔大栅栏买三斤油炸黄花鱼吃。
在当时《北京益世报》报道：东四牌楼逸北有个中年叫花子，见人就打千儿问安，专叫大辈，一口一个叔叔大爷的。乞讨凑够八个铜元之后，即前往便宜坊剁五个铜元的烧鸭子，再去小酒馆打三个铜元的烧酒。
吃喝之后，接着到街上喊叔叔大爷去。
据知情人说，这位原来就是内务府的旗人。
所以，拉洋车的旗人不丢人，反正都是劳苦大众，谁也别笑话谁。有手有脚的去乞讨才丢人……
02
有些人出门不走大街，只走地道，盖因这些人点评吃食经常说：“那叫一个地道”！
美食点评千千万：外焦里嫩，香酥软烂；鲜脆爽口，色香俱全；肥而不腻，肉郁汤鲜；鲜清醇厚，香滑柔软……这才是正常操作。
但是美食用“地道”来形容，确实是过于抽象，炒肝、水爆肚、卤煮、炸酱面、炸灌肠之类的是属于重灾区。
下水在旧时都是有钱人不屑一顾的，做出来的东西也不能说不好吃，比如卤煮，笔者虽非北京人，却也感觉挺好吃。
老北京卤煮火烧
但要说卤煮、炒肝能有多么多么好吃，媲美葱烧海参、锅塌黄鱼、油爆大虾，那肯定是扯淡。
当年这些落魄旗人吃不起鱼肉大菜，同时又要讲究起来，于是只好剑走偏锋，把这些忽悠成“地道”。这就是接受不了一夜之间失去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心理落差太大导致的畸形心理。
其实这绝非当年旗人的特有现象，换成其他人也一样。
笔者的姨丈人（老婆的姨夫）在九十年代是药材公司职工，当时药材公司地位绝不次于现在的烟、电。哪成想一夜之间改革，取缔药材专卖，效益不是一落千丈，而是基本没有了。
解体下岗。
为养家在市场整一个床子（摊位），刚出摊时他是扎着领带的……
别人当笑话看，但亲近人却只有心酸。
只能说时代洪流裹挟之下，个体完全没有能力对抗。
当然，这些旗人数百年来养成的习惯也确实是落后，多是“话大、礼多、动钱急”。
其中“话大”是爱吹牛皮，“礼多”是繁文缛节多，“动钱急”是有钱就惦记往外花，甚至寅吃卯粮。
等民国之后，“动钱急”没那个实力，只好在“话大、礼多”上往回找补，那么“穷讲究”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比如当时有旗人名叫恩寿，原是镶蓝旗骁骑营的马甲（老舍先生的父亲也是马甲，属于底层旗兵），每月有5两俸银，每年能领48斛老米（1斛=70斤）；儿子作为旗丁，也能关到钱粮。
此外，西郊外还有旗田外租，家里日子过得十分舒爽。
结果共和之后，铁杆庄稼全没了，又不想卖力气挣钱，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但即便如此，在吃饭时也有讲究：咸菜要切成细丝，分别放在不同小碟里。请客吃饭桌子上摆多个小碟，每个里面只有一点点，为的就是能够摆满一桌。
卖了家里的地砖、墙瓦，揣二十个大子儿去二荤铺，必会摆谱找茬，感觉不闹事这饭就没法吃：要么是伙计的茶水沏散了，要么是厨子的炒菜咸了淡了。
不管怎样，反正都会有一番挑剔——但钱还是会付的，其目的只是摆谱找存在感。
好在其子识文断字，后来在某银行找了一个打杂活计，每月挣8块银元，其实省一省也够家用，奈何不懂量入为出。
而且恩寿还在外面吹嘘儿子是银行管理层，每月能拿30块银元。
实际即使真拿30银元也白扯，根据当时《经济季刊》发表的社会调查，京城正常家庭每年只要有50银元即可度日，超过70银元可以攒下积蓄。原本是旗人的家庭则普遍有赤字，不管收入多少。
反而是留在东北老家、不在旗籍的满人，在民国之后普遍生活不错，因为舍得出力气，种地打粮或者是凭手艺挣钱。
03
穷到拉洋车的原内务府克家的大少爷——克五，在收到修鼎新资助的400块银元之后，第一时间换了行头，吃着冰棍坐上洋车前往福聚德下馆子。
先要一只烤鸭，再点四冷菜喝酒、四热菜下饭，还要喝一瓶进口的白兰地。
这一顿饭就要6-8块银元，400块银元估计顶多能撑两个月。
实际如果脚踏实地，400块银元能买4辆洋车，租出去每天能收6角车份钱，一个月就是15块银元，已经超过当时大部分普通人的收入了。
但他们不可能考虑那些，先把谱摆开再说，到啥时候都必须有个讲究——应该说，这些旗人也是受害者，被动成为温室花朵。结果突然间就撤去温室棚顶，招呼都不打一个，谁能遭得住？
而且包括溥仪在内的高层，在清政府倒台之后依旧大富大贵，苦的还是普通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