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是村上出了名的“老白毛”，这里说的“白毛”可不是单纯的指头发白，而是我们那给脾气倔、又不讲理的人取的“外号”。

一个人如果脾气古怪还不讲理，那周边人缘肯定不好；人缘不好的家庭，在附近想结儿女亲家，就有点困难，尤其是想娶儿媳妇的。

因为村里“放水”（说坏话）的人太多啊！

试想，无论是娶媳妇、还是嫁女儿，做父母的谁不事前“哨听、哨听”？毕竟关系到孩子们一辈子的幸福。

而我，正因为跟老公是自由恋爱，两家距离40多公里远，有点“打不到、够不着”，所以不幸踩坑了！后来才知道公公在村里不但没人缘，还非常讨人嫌。

等明白过来以后，已经晚了！真是“识过来秤～没肉卖了”啊！

我叫赵晓梅，1968年出生，来自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家中兄妹5个，有3个哥哥、1个姐姐，我是老幺妹。

本来家底子就寒，加上孩子多，哥哥姐姐们早早就辍学回家务农，只有我读到初中毕业。

儿子多的家庭父母尤其过的辛苦，就像我们家，好不容易给大哥娶妻安家后，容不得父母坐下来喘口气，就得接着忙二哥和三哥。

本以为媳妇娶回家，多了一个劳动力挣工分，那你可想多了！儿媳妇不但指望不上，还得把自己儿子“拐带”走，不跟父母一条心。

所以经常听老年人坐在一块感叹道：“娶一房儿媳，扔一个儿。”

这个说法听上去有些寒心，可事实就是如此，我大嫂嫁进门第二年，侄子刚过完满月，大嫂就闹着要分家，她的理由很直接，大嫂说：不想姑娘小叔子一大家捆绑在一块，不自在。

其实父母怎能不想着，让一大家人都在一块挣工分攒钱快呢？但大哥是个“宠妻狂”，做不了主，大嫂说啥他都无条件服从。

就这样，大哥大嫂很快拎锅另起炉灶，而且我父母还得无条件的负责照看孙子，大嫂说，孙子是你们老赵家的，爷爷奶奶不照看？谁照看？

又过了几年，姐姐出嫁了，二哥婚后走大哥当年同一条的路线，所以分到最后，家里就剩三间老房，父母带着我和三哥过。

按说都分开过了，弟兄、妯娌之间应该不会有矛盾了吧，怎么可能？大嫂、二嫂都不是省油的灯，经常为些鸡毛蒜皮的琐事闹矛盾，让父母左右为难。

我们那是82年分田到户的，当时我刚读初中，为了给三哥盖房娶媳妇，父母有点钱就往砖瓦厂送。

母亲说，“钱花子、钱花子，钱搁在手里攒不住。”

倒是父亲想的开，父亲说：“想开点，实在不行就让老三给人家做上门女婿去，哪怕孙子不跟咱姓赵，那也是我们家的孙子！”

每次这个时候，母亲就骂父亲“属野鸡的，顾头不顾尾”，要不是自己没本事，谁会让自己儿子做上门女婿？儿子再多也不想。

总之，我那时候在家心情过的好压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穷争饿吵”。

还算不错，后来三哥凭借自己会木匠手艺，加上俊朗的外表和高情商，自己在外地谈了个女朋友带回家，不但没要求盖房，还省了一笔彩礼钱。

我初中毕业就回来帮父母种地了，那时候三哥做手艺经常不在家，只有农忙的时候回来，而母亲要带几个侄子侄女，因此地里的活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做，除了不会犁田，“十八般”武艺都练就的差不多了。

像栽秧、割稻、锄地等等，对于一个农村人来说，那根本不叫活，没啥技术含量，我还无师自通学会了“扬场”。

有一次稻谷脱粒后，堆了两大堆在门口稻场上，父亲在另一块地犁田没回来。

这时候突然刮起不大不小的东南风，母亲抬头看看天，有点惋惜的说道：“这风扬场正好，可你爸急着想把那块田犁完才回来。”

母亲说完，下意识的朝旁边大哥家稻场看看，大哥兀自扬着自家的稻谷呢，哪里顾得上我们？

于是，我学着大哥拿木掀的样子，准备去扬着试试。

母亲看看我，苦笑道：“你别‘看人吃豆腐 牙齿快’，扬场不简单哦，那是有技巧的，别一掀扬出去，我跑到大路上去扫稻粒！”

我不服气的撇撇嘴，然后开始学着扬。

第一掀出去，感觉没掌握好角度，接着我来第二掀，我边看大哥站的风向位置，边看他手法，慢慢的，我摸到门路了。

就这样，两大堆稻谷，让我扬了近一半，后来实在是胳膊累的抬不起来，才作罢。为此，母亲只要一提起来，就夸我。

在我19岁那年春节，堂姐一家几口从城里回来拜年，我们家亲戚中，也就是堂姐夫是“最大的官”～某机械厂的副厂长。

于是母亲就对堂姐说，能不能把我带出去找份临时工做做，给自己挣点嫁妆钱。

其实母亲真正的意图就是，不愿我在家为难，因为我干活又快又内行，三个哥哥虽然分开了，可经常被他们喊去帮忙，不去吧，又怕得罪他们，去吧，几家赶，真把我累的筋疲力竭，有时候还闹不愉快。

好在堂姐对我打工的事很上心，不久就捎信回来，让我去上班。

我被堂姐介绍到一家纸箱厂做装订工，记得第一个月挣了19块钱，把我高兴坏了。

纸箱厂那时候效益不错，在农村招了不少临时工，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就是在那时候，我跟一个叫张建的装卸工认识了。

可能是张建长相帅气吧，不知不觉彼此有了好感，后来我们俩谈恋爱了。

张建是另一个县的，老家距离我们那有40多公里远，在如今有私家车的情况下不算啥，可在当年来说就是属于远嫁，所以一开始父母不愿意。

但他们经不住我软硬兼施，最终屈服了，在23岁那年，我跟张建结婚了。

张建家也是弟兄三个，他排行老二，我们结婚的时候，张建大哥还没成家。

其实在之前我就问过张建，按说他大哥也是奔30岁的人了，为啥连对象都没有？

结果张建含糊其辞的解释说，是他哥找对象挑剔，高不成、低不就，我当时还真信了！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而是公公在村上人缘不好，只要一提他的名字，大家都摇头。

再说大伯哥个子只有1米63左右的样子，其貌不扬，说了好几个女孩，最后都不了了之，虽然公婆把他三间婚房都盖好了，也没用。

直到5年后，大伯哥花5千块钱从外地买了一个媳妇，我无意间听邻居胖二婶说：“‘老白毛’家想娶儿媳妇，只能找外地女人，家门口的谁乐意跟他做亲家？”

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公公有多不受待见，严重到直接影响儿子们的婚事。

我婚后第二年儿子出生，为了节约开销，我带着儿子回婆家生活，张建还继续打工，那时候他已经从纸箱厂辞职，自己买了一辆三轮车，专门在火车站那跑营运送货。

当时大伯哥和小叔子都没结婚，所以我和儿子在公婆那集宠爱一身，每天由婆婆帮着带孩子，我时不时还能出去玩麻将。

但我只跟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年时间，我就发现很多问题，觉得像他们家劳力这么多、没有一个吃闲饭的，之所以日子没走上正轨，跟公公有直接关系。

公公只有姐弟3个，但我婚后才知道，张建唯一的叔叔就住在另一个巷子，居然老弟兄俩多年不说话，连我和张建结婚，他叔叔婶婶都没参加。

后来因为我经常跟老婶玩麻将，最后还是在我的“穿针引线”下，公婆跟老叔关系才缓和的。即便如此，公公时不时还要制造点小摩擦。

每次闹不愉快的时候，婆婆就骂公公“万人不遇”。

有一年春天村上修水渠，我看到村干部郝叔领着一大阵人往地里去，大伯哥躺在家睡懒觉，公公牵着牛就跟没看见似的，小叔子刚把锹拿到手，被公公一顿呵斥：“不去！他们去挖西边渠，我们家那没水田。”

我一听忍不住反问道：“每年电灌站出水是不是由西往东啊？疏通源头难道我们家就没义务去吗？非要留话让别人指指点点干啥？”

公公没好气的瞪了我一眼，说：“你好多情况不知道，我不去是有理由的。”

然后公公陈芝麻烂谷子的说了一大堆，我把孩子往婆婆怀里一塞，扛着大锹就去了！公公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他不敢说我。

后来村子里的人都说我明事理，说公公这么多年都是“一人班”，大家都懒得跟他计较。

但我知道，背后肯定没少戳脊梁骨。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末，就有高产的杂交水稻育秧，村里已经有好几个家庭开始改良品种了，但公公舍不得花钱买稻种，还是拿地里收上来的稻谷，“老亲做亲”。

可想而知产量有多低吧？别人家一亩地至少打1200斤，公公选的稻种最多只能收6、700斤。

为了让公公相信科学，我自掏腰包上农机站买杂交稻种，结果买来的稻种公公赌气坚决不用，耷拉着脸生气好几天不说话。

没办法，我只好让小叔子给我打下手筛土、盖薄膜，进行旱地育秧，再移栽。

结果我那年试验的3亩多地，到秋收的时候，获得大丰收，公公不得不认输。

我们那每年只有两季作物，一茬油菜（小麦），一季水稻，而家里的旱地，公公每年图省事，不是撒一把绿豆，就是栽几垄红薯，我说他“广种薄收”，他还梗着脖子反问：“我种了一辈子地，难道还不如你？”

后来我不理他那一套，坚决要把家门口最近的那块大田种棉花。

为了实现棉花高产，我准备采用温床育苗，但村里人甚至都没见过，他们都点播棉花。但听我父亲说，点播的不但产量低，公叉还多，费力费时。

为了减少运棉花苗的劳动量，我直接把一垄开的正旺的油菜砍了，就地做温床。

结果气的公公打电话让张建回来，坚决要分家，公公咆哮道：“你娶的媳妇太能耐，我们家庙小了，盛不下她！”

我和公公之间类似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很多，总之，他一直不待见我，连婆婆都说我和公公“犯冲”。

直到后来在儿子上学后，我正式脱离劳动生产，一家三口去了城里，跟土地说“拜拜”了。

几年前我们那一带拆迁了，原来种粮的土地也变成了生态园，公公这个的“老把式”也失去了战场。

可能是人老了，脾气也跟着变化吧，总之，公公无论是说话的语气，还是神态，以及待人接物的思想理念，跟以前大不相同，再也不像“刺猬”了！

虽然磕磕碰碰这么多年，在三个儿媳妇中，公公最佩服的还是我，轻易不夸人的他，只要提起来干活，他总是说：“老二媳妇‘嘴一张、手一张’。”

我闻听心想：幸亏我们两家离得远，否则就凭你的为人，我父母说啥也不会同意跟你结亲家，实在是太劳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