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走进外交部
职业生涯从翻译队起步
1963年春，我去外交部人事司报到，我记得是李强同志为我办的入部手续。
那时候，外交部办公厅属下有一个司局级单位叫翻译室。那里集中了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语五种外语的高水平人才，职责是担任中央和部领导的口头翻译和正式外交文件的翻译。
由于我们这些亚非语言的年轻翻译一时还达不到那么高的外语水平，部领导便决定新成立一个单位叫翻译队，划归外交部教育司管理。当时的外交部机关在东单外交部街（即老部），房子有限，容纳不下我们几十人。所以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语学院为翻译队腾出一层楼，两人一个房间，既作为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又兼作宿舍。
翻译队成员基本上都是北大“高级翻译班”毕业的大学生。起初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组。东北亚组的组长是后来担任过外交部副外长的徐敦信，东南亚组的组长是后来担任过全国政协外事局局长的夏厚宏。
那时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尚未完全打开，平常翻译任务不多，大家主要的事情就是自订学习计划，通过自学的方式，继续提高外语水平。教育司也不时派人到翻译队，了解大家的学习情况。
一次，一位翻译队的人向教育司同志汇报了他记忆外语单词的方法，叫作“五连动”。意思是说，只要遵循五个步骤，即一听、二看、三读、四写、五记，便可记住一个单词。教育司下来的同志认为这是先进经验，便向翻译队全体人员推荐。大家嘴上不说什么，心中却觉得好笑，认为这是最浅显的道理，不管任何人学习外语单词，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还用得着总结、上升到什么“五连动”吗？
与此同时，翻译队的政治学习也抓得很紧。除每周例行的政治学习外，还不时集中几天，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所有人都学得非常认真，讨论更是十分热闹。
经过一段时间，大家普遍感到缺少外语书报、工具书和实践机会，外语水平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于是，翻译队又把我们送到国际广播电台去实习。
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一系列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中方先后发表了九篇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简称“九评”，引起越南广大干部、群众的广泛关注。越南听众纷纷给国际广播电台写信，索要外文局翻译出版的越文“九评”文章。
国际广播电台越语组便让我们翻译队学越南语的几个人，逐一造表登记这些越南听众的姓名、地址、索要文章的题目，然后用打字机打成名单，油印出来，贴在信封上，并和临时工老大妈一起将这些文章的越语单行本装进信封，再汇总装入麻袋。有时还要干体力活，帮助把麻袋抬上汽车。而平时电台对越广播稿件的翻译，则不让我们参加。
我们几个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实习外语的机会，几乎成了国际广播电台的临时工。部里教育司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便设法为我们联系有翻译任务的机会，主要是借到有关单位，为来访的越南代表团当翻译。
1964年，是我借给外单位当翻译颇为繁忙的一年。春天借给水电部，为越南水利部长何继晋访华做翻译，前后一个多月，还荣幸地为周总理当了翻译。夏天借给中国科学院和对外文委，为这两个单位联合在西郊友谊宾馆举办的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做翻译，任务是接待越南科学家代表团。这期间有幸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各国代表团招待会，见到了刘少奇主席。7月借给对外友协，为越南代表团前来出席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0周年纪念活动当翻译。
1964年春，越南水利部长何继晋率团访华。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越南客人，这是我第一次为周总理做翻译。
9月底、10月初，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让我参加越南总理范文同访华的接待工作，平生第一次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见到了毛主席。我记得宴会厅有一个很长的贵宾席，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重要外宾都在贵宾席面对大家的一侧就座，翻译们就坐在他们的对面，背对着大家。我坐在越南副总理黎清毅和贺龙元帅的对面。记得贺龙元帅还问我是在什么地方学的越南语。
国庆节当天，我还作为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的翻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国庆期间还有幸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大型歌舞《东方红》。11月又借给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张鼎丞检察长访问越南当翻译，第一次见到了胡志明主席。另外，这一年还曾为谭震林、陆定一、乌兰夫三位副总理和作家巴金、何其芳以及漫画家华君武做过翻译。
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与中国检察院代表团合影。左3为张鼎丞检察长，左2为驻越大使朱其文。
记得何其芳同志会见越南文联主席邓泰梅时，双方发生了争论。当时中国刚刚批判过巴人的“人性论”，强调要用阶级观点看待一切事物，凡是资产阶级喜欢的东西，对无产阶级都格格不入。
邓泰梅则认为不应该把阶级观点极端化，说“有些东西，比如餐桌上的红烧肉，资产阶级喜欢，无产阶级也可以喜欢”。何其芳同志则寸步不让，强调需站稳阶级立场，搞得宴会气氛颇为紧张。客观上倒为我提供了练习外语的机会。
通过实践，我的翻译能力得到了锻炼，胆量也大了许多。
记得谭震林副总理会见越南水利部长何继晋时，我心情极为紧张，刚刚登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便觉得两手发凉，手心直冒冷汗。但几个月过后，我可以为越南代表团团长在西安师范学院向几千人发表讲演做现场翻译，也不感到害怕。
而且因为工作关系，这一年我还有机会去了天津、重庆、成都、武汉、昆明、上海、广州、西安、延安等地，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外交部的业务工作也有了一点点接触。
记得10月初，越南总理范文同在上海向陪同前往的罗贵波副部长谈了一些两国关系方面的问题，当时是我做的翻译。由于我尚未在地区司工作过，以为罗副部长已经知道了范文同所谈的内容，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不懂得还要写简报，而且也没见过简报是什么样子。随团的领导同志让我把范文同所谈的内容写下来。待报回北京后，部领导认为我写得不符合要求。
在范文同专机从上海飞往南宁的途中，韩念龙副部长亲自打电话到专机上对我说，范文同总理所谈的内容很重要，要我把详细内容写下来，关键的内容要写原话。还说不要紧张，文字方面只要写出普通的句子、条理清楚就行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简报的要求，而且是部领导亲自对我说的。几十年来，我始终记着韩副部长所说的话。
可以说，1964年是我在翻译队收获不小的一年。
1965年春，组织上派我到驻越使馆工作。临行前，翻译队开了一个座谈会，为我送行。当时美国侵越战争正逐步升级，妄图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与会同志都为我有机会到驻外使馆工作感到高兴，同时也认为到一个战争环境去工作，确实任务很艰巨，希望我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提高自己。我记得江培柱同志用“任重道远”这个词来鼓励我。
当时我十分激动，一方面感谢翻译队领导和同志们两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过去一年中给了我那么多实习和锻炼的机会；同时也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期望，到使馆后努力工作，在战争环境中接受考验。
1970年我结束驻越使馆的5年任期回国时，翻译队已经解散。回顾近40年的外交生涯，在翻译队的两年是一段重要经历，为我开始熟悉翻译工作和外交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
几十年来，当年翻译队的同志在外交部各地区、业务司和驻外使、领馆勤奋工作，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不少同志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有的还当了部领导。现在我虽已退休，但见到当年翻译队的同志还是感到格外亲热。在翻译队的短暂岁月永远值得怀念。
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片段回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结束40年了。中央对“文革”早已做出结论，指出这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文革”的激烈斗争中，外交部首当其冲。所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仿佛就在昨天。
“九九”指示
大约在1966年8月底，有一个名为“奥地利红旗派”的组织给我国马列主义编译局写信，反映中国驻维也纳商务代表身穿“精致的白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出入乘坐奔驰牌轿车。
来信指责说：“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与你们驻维也纳商务代表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生活方式极不相称”，还说，“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不了好的作用。”这封信转到外交部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批送毛主席审阅。
毛主席看后，于9月9日批示：“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这就是有名的“九九指示”。
外交部领导接到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召开全部大会，落实具体措施。但部领导并不清楚毛主席所说的“革命化”指的是什么，所以提不出全面的改革方案。既然问题是从外交官的着装提起的，只好先从服装的改革着手。但究竟如何改革，心中也没底。
我记得有一位副部长在大会上用探讨的语气说，女同志不穿旗袍后，是否可以改穿裤子和短上衣，或者也可以不穿裤子，而穿裙子。第二天便有人贴出批判大字报，断章取义地说这位副部长让女同志“不穿裤子”，是对“九九指示”的庸俗化。不管怎样，从此以后的20多年里，驻外使领馆的夫人们再无任何人敢穿旗袍，也不敢再穿高跟鞋。
与此同时，男同志则一律不再穿西装，而改穿中山装。许多老大使的西装都压在箱子底，不敢拿出来。当时，北京王府井八面槽有一家雷蒙服装店，里面的上海师傅可以用巧妙拼接的办法把西装改为中山装，许多大使、参赞都把西装拿到“雷蒙”去修改。
在此基础上，上级对驻越南使馆又增加了一条规定：由于越南正处于抗美斗争第一线，为了体现与越南人民同甘共苦，驻越南的外交人员不得再穿毛料中山装，而必须穿咔叽布中山装。
越南地处热带，那时外交场合又没有空调设备，穿上咔叽布中山装，后背很快就会被汗水浸透，浮现出一片白色的汗渍，很不雅观。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在穿上衣前，先在背上披一块毛巾，以起到吸汗的作用。但毛巾吸汗以后分量加重，经常会滑落到地上，只得在众目睽睽下弯腰把毛巾捡起来，十分尴尬。
那时还有一项“革命化”措施，就是所有驻外人员只保留国内工资，在国外不分级别和职务，从大使、参赞到司机、厨师，每月一律领取生活补贴40元人民币，平均每天一元三角，以求真正做到“人人平等”。我听到一位贵州籍的司机师傅私下发牢骚说：“干不干，一块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到底怎样才算“革命化”，谁也没搞清楚。
“文化大革命”初起
1966年7、8月“文革”开始后，许多地方和单位先后揪出“黑帮”。红卫兵到处破“四旧”，闹得“天下大乱”。而林彪则说这是“乱了敌人”，要乱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对此很不理解，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现象提出了批评。
他说：“在革命队伍中几十年，看到问题就要讲话，不讲憋不住。”“如果看到问题不讲话，我这个共产党员一个铜板也不值。”
又说：“如果我在这里只讲好话，就不会有人贴我的大字报。可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光讲文化大革命好得很！伟大！你好，我好，大家好，恭喜发财！我素来不是这个性格。在一场大的运动中，如果大家只讲好话，不敢讲存在的问题，只有一片赞扬声，而不容许讲不同意见，那是很危险的呀！”
这时部里一位副司长贴大字报揭发说，陈毅在机场接外宾时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揪出北大校长陆平，明天揪出南大校长匡亚明，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大字报还说，当时李先念副总理也在场，可以作证。为此，外交部专门有人去找李副总理核实，李副总理回答说：“没听见。”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陈毅同志来到外交部，在东交民巷（当时改名为反帝路）30号（即现在的华凤宾馆）小礼堂向大家谈了他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等过“左”现象的看法。我当时正从驻越使馆回国休假，也听了陈毅同志的讲话。
他说，红卫兵娃娃十分幼稚，今天上午去找我辩论，质问为什么日本前来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和“公子哥儿”，为什么没有日本贫下中农的子弟。我说，中日青年大联欢是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反对毛主席的决定吗？这些娃娃只好哑口无言，实在幼稚得可笑。我还说，我戴的手表是西藏的达赖喇嘛送给我的，也要拿去破“四旧”吗？
接着陈毅同志叫着那位贴大字报的副司长的名字说，你是一个老党员，说话要凭党性，要有天地良心。这时后台的电话铃响了，陈毅同志接完电话后说，现在毛主席找我去开会，以后再谈。从此，陈毅同志再也没有机会以副总理和部长的身份与外交部的同志当面交谈，直到去世。
“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
1967年春，外交部的运动方兴未艾。按照上面的统一部署，驻外人员都要分期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每个使馆都回来一部分人参加运动，绝大多数的大使也都要回国。根据中央决定，只有驻阿联（埃及）大使黄华没有回国。
1967年春节后，我回国参加了近半年的运动。在北京，每个使馆的人都成立一个战斗队，每个战斗队都有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核心组。一般说来二秘以上的外交官都不能参加核心组，揭发批判的直接对象就是本使馆的大使。有的大使，如驻古巴大使王幼平，本人是老红军，历史上无任何问题，又一贯平易近人，群众关系很好，在战斗队内“批”不起来。其他馆便贴出大字报，说驻古巴使馆风平浪静，是“世外桃源”。
在外交部，甚至整个外事口，斗争的焦点是如何评价解放17年来的外交工作。对此，外交部分成两派：造反派认为17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一条“三降一灭”的路线。
所谓“三降”，即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一灭”就是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坚决打倒外交部部长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实际是把矛头指向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总理。
另一派则认为17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陈毅的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主张对陈毅“一批二保”，反对打倒陈毅。
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苦撑局面，多方斡旋。他同意对陈毅进行批判帮助，但坚决不同意“打倒”。总理表示：“陈毅是外长，代表国家，是国际影响问题。对他的批判只能在外交部内，不能在部外搞。”又说，“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那么简单。”
1967年8月7日，外交部造反派在东交民巷30号小礼堂召开“批陈小会”，持不同观点者不得参加，只能在院子里观望。
大约午后一时许，周总理身着银灰色咔叽布中山装来到30号院内，准备走进会场。这时卫士长成元功报告说，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
总理听后非常气愤，质问造反派头头：“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了协议嘛，你们怎么还这个样子！”说着总理便停下脚步，冒着酷暑坚持站在院子里，不肯走进会场。僵持了近一个小时，会议主持人才同意把大标语拿掉。
散会后，等在院子里的人自动排成两行鼓掌，总理从中间走过，不时向大家挥手致意。就在这时，造反派头头又乘势把陈毅同志扣留在地下室。总理闻讯后，责令一名支持造反派的司局级干部，要他立即把陈毅同志护送回家。
这期间，总理先后陪同陈毅同志参加过8次大小批判会。在一次批判大会上，造反派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还说要冲会场。
当时身体已十分虚弱的周总理愤怒地说：“你们准备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激动，总理心脏病发作，保健医生赶紧给他吸氧，导致总理整整30个小时无法工作。
夺权闹剧
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中的骨干分子王力在钓鱼台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极力煽动极“左”思潮。
他说：“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红卫兵为什么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不动班子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权才威风。”
他还说：“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
在“王八七讲话”的鼓动下，造反派头头和外交部一些受蒙蔽的人于8月16日一举砸烂了外交部政治部，悍然宣布夺了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并给所有驻外使领馆发电报，通报夺权的消息，而把不赞成夺权的人统统打成“保皇派”。接着，造反派召开夺权庆功大会。我听见会场内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喊：“打、打、打，打倒保皇派！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由于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失控，短短几天接连发生了砸缅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性涉外事件。外交部造反派还前往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揪斗英国代办霍普森。
8月23日，周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中央，目无国务院。
8月25日，周总理找杨成武同志谈话，委托杨成武把“王八七讲话”呈送给在上海的毛主席。毛主席听取了杨成武的汇报，看了“王八七讲话”后，在上面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大字，并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还说，“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杨成武）只向总理一个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王力于8月30日被抓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
我于1967年9月底返回了驻越使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