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远的中国古代文学长河中，诗歌始终是庙堂之上的高雅文学的楷模。诗歌可以言志抒情，也可用来凭吊古人、感怀历史，其中表现出中国文人以史为鉴的人文关怀和以史明志的人生追求。

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用哭这一细节来抒发自己的情怀的写法，始终影响着后世文人，同时也被后世文人巧妙地将其运用到诗歌之中。

项羽作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历代歌咏者众多，尤其是对项羽垓下之哭的细节进行创作的怀古咏史诗众多。至唐代，针对项羽垓下之泣进行歌咏的诗作，主要有传体咏史诗、论体咏史诗。

传体咏史诗是一种借助诗歌题材重现历史的诗歌创作方法，这类诗歌突出的特点是写作过程中对歌咏的事件不做过多的议论或评述。如宋代徐积《项羽别虞姬》一诗曾曰：“垓下将军夜枕戈，半夜忽然闻楚歌。……此时上马复何言，虞兮虞兮奈何汝。”

诗人精心地选择了众人夜听楚歌、项羽虞姬帐中舞、士兵流涕、项羽流涕的诸多剪影，重现了垓下之围的场景，同时反复吟诵项羽对虞姬所唱的悲伤之歌，但并未在诗句中表露自己的主观情感或态度，这与史家客观著史的风格相似。

除此之外，宋朝林景熙《项羽里》中有“计疏白璧孤臣去，泪落乌江后骑追”；清朝温权甫《和唁项羽四首》中有“汉臣压众军容整，楚调惊心泪泣流”；宋徐钧《项羽》有“一曲虞歌数行泪，悬知无面见江东”等诗句也都是项羽垓下之哭历史的重现。

借项羽之哭这一历史细节，尽情抒发诗人激愤、惆怅等矛盾的情感，也是历代诗人借史实抒怀的一种方式，这类诗被称为论体咏史诗。

如宋代刘潜的《六州歌头·项羽朝》：其中“泪盈盈”“时不利”“骓不逝”等几个细节把项羽从起兵至失败的曲折历程描绘出来，又用“恨”“愁”“困”等语词描绘了项羽在逐渐走向失败的过程中内心的种种情感，将项羽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慷慨雄伟，极富历史的形象性和艺术的感染力。

借助项羽垓下之哭，表达了处于北宋末年的诗人希望看到横空出世的真正的勇士，来保护家国，并弘扬北宋国威。词人作《六州歌头》一诗，凸显出其想借项羽之事来抒发其内心的激愤之情。

宋代李纲的《垓下》也是论体咏史诗的典范。他在诗中曰：“数行泪下竟别去，仓皇不得同驰驱。”诗人借项羽的别离之哭，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之情。

南宋宰相李纲是抗金志士，内心始终怀有强烈的家国忧患意识，但无法改变宋朝被侵略的现实局面。读到垓下之围时，他受项羽和虞姬别离愁绪的影响，并与内忧外患的南宋王朝相联系，使得诗歌中增添了诸多无法抵抗外患的惆怅之情。因而，在诗歌中，诗人借项羽垓下之围的泪水感叹凄苦的人生，悲叹宋朝悲凉的国运。

要之，历代在以项羽垓下之泣为题材进行创作的诗作中，都凸显了尊重历史的特征，并以项羽的垓下之哭为基点，在感怀历史的同时，也抒发诗人各自的情感。但无论是激愤之情还是矛盾、惆怅之感，都彰显出项羽垓下之哭对后世文学悠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的楚国在遭遇危机之时，并在楚昭王逃走的情况下，为解除楚国危机，楚大夫申包胥在秦国朝廷上连哭七日，最终感动了秦哀公。后世便将哭秦廷作为了爱国的代名词，申包胥悲泣救国的事迹也多被历代诗人所赞颂。

唐代诗人李白尤其爱用哭秦廷之典，来表达自己壮志难酬之情。如《奔亡道中五首》一诗就曰：“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

此诗作于安史之乱后，李白听闻李光弼率大军东镇临淮，追击安史余孽史朝义。李白不顾自己已是迟暮之年，毅然“请缨”杀敌，但因病被迫折回的史实。李白借用申包胥“哭秦廷”之典，表达自己虽身老志坚，但愿为国尽力的决心。

李白此类诗作还有《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曰：“雨色秋来寒，风严清江爽……日夕听猿怨，怀贤盈梦想。”此诗作于乾元二年秋天，李白因参与永王之乱而被流放岳阳的途中。

此时的李白已是垂暮之年，深知自己再无报国的机会，内心愤懑不堪，诗人借伍子胥忠君、申包胥忠诚之事反衬世道的黑暗，并借机为自己所受的委屈发声。最后，诗人用“泣血将安仰”一句来表现自己内心的愤懑和报国无门的愁苦。

此外，宋代郑樵与其从兄郑厚的《建炎初秋不得北狞消息作》一诗中，也借申包胥哭秦廷的典故来表达自己报国的愿望。诗文曾曰：“微臣一缕申胥泪，不落秦庭落暮云。”

此诗作于建言初年，徽、钦二帝北去为金人囚徒之时。郑樵和从兄郑厚二人立志报国，但始终得不到重用，只能寄情于诗中。在诗中，郑樵借申包胥哭秦廷的典故，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也抒发了报国无门的苦闷。

要之，历代文人多使用哭秦廷这一典故来表一己的爱国情怀，垂暮的李白和隐居的郑樵不是个例。南宋钟克俊也有《故龙南一峰先生钟府君墓碣铭》一诗，也曰：“自许有身埋汉土，终怜无泪哭秦庭”这样的表达厚重爱国情感的诗句，借申包胥哭秦廷之典故来表现自己为国而战而死的一片赤诚之心。

另外，唐朝胡曾《咏史诗·秦庭》中有“包胥不动咸阳哭，争得秦兵出武关”；明朝张煌言《上鲁国主启》中有“虽乖哭庭之义，尚图扫境之功”，等等，都是借“哭秦庭”之典，抒发不同时代的人的浓郁的爱国情怀。可见，“哭秦庭”之典故，是永恒的爱国题材。

才华横溢的贾谊，是汉文帝时期鲜有的人才，忠心为国却遭忌恨被贬长沙。回京后，因梁王坠马而死，贾谊哭泣不止，一年后亡故。贾谊的不幸引起后世文人的强烈共鸣，贾谊之哭也成为后世文人抒发情感的所在。

借贾谊之哭，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南宋诗人韩淲曾两次为官，但多郁郁寡欢。韩淲便辞官归隐，将这一切寄托于山林原野中，故而写下“世岂无升沉，人自有轻重”之句。

在其诗歌后两句“恸哭未为痛”“迁书并屈贾”中，诗人对贾谊、屈原的爱国之情给予赞扬，同时也借用贾生泪的典故，表明自己虽然隐居山林却仍心系国事的情感。

借贾生之哭表达建功立业的思想。苏轼《袁公济和刘景文登介亭诗复次韵答之》中曾曰：“昏昏堕醉梦，奈此六月溽。……莫嫌冯唐老，终胜贾谊哭。……何时神武门，相约挂冠服。”

诗中，诗人面对仕途中的“遇”与“不遇”始终保持着从容平静的心态，将抑郁而哭泣的愁苦之情转为于“湖山”“涧谷”间，并在其中寻觅着人生的乐趣，在自然山水中化解人生的苦楚，心灵有了超然世外的宁静之感。

因而“莫嫌冯唐老，终胜贾谊哭”一句中，诗人没有了贾生的凄凉感伤，却有了积极乐观的建功立业的思想。

由上文可见，对关心国家安危的文人来说，贾生之哭是他们生命中情感的抒发地。因有贾生之哭这一历史史实的存在，历代诗人才可以借其抒发忠君爱国之思想；也因贾生的不幸，才有了历代文人对君权专制的特定时代的深刻思考。

小结

可见，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对我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以高妙独创的艺术手法，对《史记》的人物进行了多方面的刻画，显示出他高超的文学水平与写人技术。

司马迁《史记》“哭”的书写在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世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艺术手法的使用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