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巴勒斯坦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中，20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
而法塔赫执政下巴勒斯坦在此次冲突中，既不能保护西岸的平民过上和平生活，也不敢对以色列大规模进攻加沙，进攻同胞的活动进行反制，给外界透露出一丝软弱之感。
而同为阿拉伯国家的埃及，约旦等国也不愿意接受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入境，只是在嘴上发声谴责。
这与他们以往强调的“阿拉伯大家庭”的主张实在是大相径庭，让人唏嘘。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阿拉法特还活着，法塔赫绝不可能会像今天这般软弱。
但同样不得不承认的是，阿拉法特早年的一系列错误，让巴勒斯坦在周边国家的名声受到了影响，而这些错误，中国在数十年前就对其进行了劝告，却没有被阿拉法特所重视，最终给如今的巴勒斯坦带来了不小的地缘灾难。
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真名是“穆罕默德.胡塞尼”，亚西尔是他游击作战时的化名，阿拉法特则是他祖父的名字。
他于1929年8月出生在埃及开罗的一个巴勒斯坦人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位来自加沙的商人，在他无法同时养育七个子女的情况下，阿拉法特被父亲送回了位于耶路撒冷摩洛哥区的老家。
后来，这里的住宅在1967年因为以色列强行扩大犹太人居住区而被拆除。
青年时代的阿拉法特生活在英国“保护”和“委任统治”下的埃及和巴勒斯坦。他在耶路撒冷和加沙长大，在埃及读了大学，并在那里成为了一名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当时，在英国发布《贝福德宣言》，鼓励大量犹太人从世界各地迁入巴勒斯坦后，人数激增的犹太人和世居于此阿拉伯人频频发生暴力冲突，阿拉法特非常憎恨犹太复国主义，他和当时的很多阿拉伯人一样，希望阿拉伯国家能一起赶走犹太人，且并不认同后来的以色列建国活动。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发生后，阿拉法特随埃及军队一起在加沙作战，但这次战争最终以阿拉伯人的失败而告终。
随后，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为了获得联合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支持，埃及驱逐了许多像阿拉法特一样的外国战士，逼得阿拉法特一度流落到科威特当起了临时教师。
也正是在科威特旅居的这段时间，阿拉法特对周边阿拉伯国家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觉得这些国家要么是把巴勒斯坦当成他们的卫星国，要么是拿巴以问题作自己的政治武器。
为此，他广泛与流落海外的巴勒斯坦人交流，吸收海湾地区的巴勒斯坦石油工人和建筑富豪的捐款，于1959年建立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这就是后来的法塔赫组织。
法塔赫建立之初，阿拉法特强调要尽量用巴勒斯坦自己的力量打击以色列，将秩序恢复到1948年犹太人建国以前。
他一度为此谢绝了来自埃及，海湾国家和其它外部力量的捐款。
但在当时以色列军队几乎控制整个巴勒斯坦的情况下，阿拉法特不可能完全拒绝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求援。
于是，当叙利亚在1962年邀请法塔赫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阿拉法特选择了移居。
他在这段时间里多次单独带队，对以色列占领者进行游击战，逐渐在民间声名鹊起。
尤其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随着以色列获得全面胜利，击败约旦，埃及，叙利亚联军，巴勒斯坦境内的其它解放组织基本上分崩离析，只剩下法塔赫还有一定的力量时，他很快成为了被公认的巴勒斯坦领导人。
随后，阿拉法特在1968年的卡拉梅营地之战中配合约旦军队，击毙击伤了194名以色列士兵和20多辆坦克，并换回了141名被关押的战友。
这次胜利大大提高了他的名望，让他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也让阿拉伯世界为之沸腾。
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阿拉法特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
阿拉法特的第一大错误，是他不顾人道主义精神，将报复目标对准了平民，给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人留下了恐怖主义的帽子。
比如，法塔赫在1970年9月劫持了4架客机，并当着媒体的面炸掉了其中3架。
又比如，1972年，法塔赫劫持一架客机迫降以色列，造成27位平民死亡。
同一年，法塔赫又在慕尼黑制造了一起杀死11名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
这一系列的事件不仅造成了一系列平民伤亡，还让巴勒斯坦的国际形象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让许多国家就算想援助巴勒斯坦也畏首畏尾。
阿拉法特的第二大错误，是不顾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利益。
法塔赫在60年代的总部位于约旦，约旦国王侯赛因向他提供了大量支持，约旦国内的一半的居民都是巴勒斯坦人。
但阿拉法特却无法约束法塔赫成员的纪律，不仅对他们私收税款，设立关卡甚至刑事犯罪不管不问，而且还试图将总部附近这里变成脱离约旦管理的地带。再加上一系列针对平民的袭击给约旦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双方最终矛盾激化，爆发了一场战争。
战争最终以法塔赫的失败告终，阿拉法特不得不在1971年6月率领2000多名战士转移到黎巴嫩重建根据地。
但在黎巴嫩驻扎期间，阿拉法特又错误的卷入了黎巴嫩复杂的内战中，使得巴解组织产生了分裂，并出现了巴勒斯坦人与黎巴嫩基督徒，叙利亚，以色列进行混战的局面。
最终，这场持续多年的混战导致15万人死亡，巴勒斯坦人也占了很大比例。
而黎巴嫩的主权也在此期间被叙利亚和以色列严重蹂躏，再也无法让阿拉法特得到庇护。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阿拉法特长期在突尼斯，巴格达等地漂流，居无定所。
巴勒斯坦的抗争活动一度陷入了低潮。
不仅如此，阿拉法特还因为多次给卡扎菲，阿明（乌干达总统）和萨达姆站过台，让巴勒斯坦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恶化。
以至于即便是阿拉伯国家，也和巴解组织关系不怎么好。
事实上，早在1965年阿拉法特就曾与中国交流过地区形势。
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曾劝告阿拉法特遵守“两国方案”，不要再坚持“把以色列赶下大海”的激进主张了，毕竟犹太人在该地区的大量聚居已经很难改变。
周恩来总理当时还劝告阿拉法特不要用劫持客机，绑架暗杀的方式去对抗，毕竟这种做法不仅不人道，不文明，还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结果阿拉法特当时并没有听劝。
后来，中国又在1974年乘阿拉法特访华时劝告称，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也愿意提供帮助，但希望法塔赫采取武装斗争与和平手段相结合方方式，且一定要稳固与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要孤立自己。
事实证明，阿拉法特也没有听进去。
等到阿拉法特回味过来，为此懊悔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1988年，此时，冷战已经趋于终结，以色列经过四十多年的经营，已经站稳了脚跟，阿拉伯国家再也没有联合起来出兵与以色列一战的勇气。
甚至于，埃及，约旦这两个当初打击以色列最积极的国家还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地缘形势对巴勒斯坦非常不利。
阿拉法特在这一年公开宣称法塔赫放弃一切激进活动，转而谋求以和平手段解决巴以问题。
他还破天荒的认可了两国方案，承认了以色列建国的权利。
这让许多原本支持他的激进派感到非常愤怒，包括哈马斯在内的许多激进武装正是在此之后发展壮大的。
事实上，阿拉法特的忍让的确换来了一些收获，西方国家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取消了对法塔赫的大部分禁令，埃及，约旦等国与他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
巴以两国一度在1993年达成了《奥斯陆协议》，互相承认了建国的权利。
但事与愿违，新建立的巴勒斯坦政权被承认的法定领土仅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狭小土地，就连西岸也被以色列分成A，B，C三个区域分而治之。
以色列军警直接控制了C区，半控制B区，并多次驱逐，杀害C区的巴勒斯坦平民，向这里前后迁徙了45万犹太移民。
阿拉法特的个人生活也没有保障，2000年9月以后，随着巴以冲突进一步激化，阿拉法特一度被以色列围困在拉马拉城，过着囚徒般的软禁生活。
最终，这位为了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人，在2004年重病离世，直到临死也没能看到巴以问题得到解决，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如今，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利，国家主权不仅受到以色列的侵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不再对其有两肋插刀，拔刀相助的义气，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咎于当年阿拉法特犯下的错误。
巴以冲突的悲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