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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唐诗是诗歌的巅峰。

　　谈及“为什么唐诗是中国诗歌的巅峰?”这个话题，我们往往会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地缘、民族融合等多个维度展开分析，寻找解开这个问题的答案。

　　1000多年来，我们按照这些角度，甚至比这些更丰富的角度，乐此不彼，进行了深度挖掘。

　　作为一名唐诗爱好者，我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按着前人的注解，搜集了各类型资料，实地走访了李杜王白等走过的人生路径，获取的信息越多，但却对这个问题越来越糊涂。

　　这几年，我又增长了更多的阅历，试着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想给出我的思考，就是简简单单的8个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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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唐代有一个现象，就是大部分皇帝会有一个身份——诗人。

　　李世民写过“疾风知劲草”的豪放诗句，武则天有过“憔悴支离为忆君”这等情感真挚的诗句，李隆基的“莫负好时光”流传甚广，李忱为白居易写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自皇帝以下，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些王爷、宰相、权臣、公主、贵妃、节度使，大都也是诗人。

　　杨贵妃写过“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魏征有“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的献诗，长孙无忌写过“谁家麟角上，画此一猕猴”这种生活化的小诗。

　　另外，唐朝其他领域的艺术家，比如舞蹈艺术家、画家、书法家、剑术大师等等，很多也都有写诗的习惯。

　　甚至像我们熟悉的郭子仪、安禄山、高骈等打仗的人，也会写诗。

　　总之，唐朝从上到下，会写诗的写诗，不会写诗的读诗、传诗。

　　诗歌，对于唐朝人来说，就像柴火和茶水一样，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有这样的土壤和环境，焉能不出一大批第一流诗人?焉能不出一大批第一流诗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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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代，皇家贵族普通喜欢写诗、读诗，社会风气也普遍崇拜诗人，崇尚各种形式的诗风。

　　唐代的诗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也远高于后世诗人。受到的礼遇，也绝非后世诗人可以比拟。

　　杜甫作为一个刚出茅庐的诗人，就可以“早充观国宾”，出入崔九和岐王的府邸，当时有李邕和王翰等大佬，甚至远来下交。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能想象十几岁的韩寒和郭敬明写作文得高分了，然后莫言和余华会主动跑来下交吗?

　　李白受到的待遇更厚，所谓“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来喊他，还敢喝得烂醉。有人说这是野史，不足为信。我倒想说，这样的野史能够允许传播，恰恰说明了当时朝代和政策对待诗人的态度。反观清朝的几位大诗人，以陪侍乾隆身侧为荣，奴性尽显。两者之间的待遇与地位可谓是天壤之别。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很多大臣投降了安禄山，被安禄山伪政府授予了官职。后来唐军收复长安，要对当时投降的大臣进行清算“诸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很多大臣被处死了，但是大诗人王维非但没有被处死，还被他任命为“太子中允”一职。

　　当白居易离世时，皇帝深感悲痛，他亲自撰写了《吊白居易》一文，以此表达对白居易诗作和其影响力的崇高敬意。这再次证明了唐代诗人所受的特殊礼遇和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可替代地位。

　　《长安三万里》都看过吧，唐朝的几位王爷、权臣，可以和诗人平等相交，大家一起肆无忌惮吃喝玩乐。而这种场景，在唐代的诗坛上，很可能就是一种日常状态。杜甫的诗句“寻常见”恰恰描述了这种与权贵们亲密无间的日常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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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有什么样的土壤，就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