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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国家重要人物逝世，人们总是能在各大新闻媒体上看到讣告。虽然讣告的内容大都一致，但是在用语上颇有讲究。

在一些讣告中，表达逝世者年龄会使用享年。然而在另外一些讣告中，表达逝世年龄的词语却是终年。

在一般人看来，享年和终年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表示人物逝世的年龄。但是真实情况是区别大了，用错了真的会贻笑大方。

对于享年和终年，不仅一般人难以分辨，有时候就连官媒都会出现错误。

那么，享年和终年究竟又何必区别，为什么要区分得如此细致呢？

一般来说，享年一词只会用在寿命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代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是十分少见的，他们会受到国家的优待。

“享”其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汉字，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多次用到享这个字。

在那个时候，和享字搭配的汉字有很多，而且绝大多数的情况和国家级别祭祀有关，换言之，就是和祈福有关。所以古人在说享字的时候，内心是带着一份虔诚的。

古时候，享年一词已经出现并且广泛使用。不过此时的享年还没有正式成为讣告中的用语。一开始，享年一词的意义非常广泛，有时候可以表示客观地对他人年龄的描述，有时候也可以表示对依然健在人世的老人高寿的祝愿。

总而言之，此时的享年不仅可以对已经离世的人使用，对在世的人也是可以使用的。通常来说，使用享年一词，可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尊敬和美好的祝愿。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变化之后，享年一词逐渐成为在讣告中表示逝世者年龄的专用名词。据历史记载，这种变化起源于六朝时期。

因为历史因素的影响，六朝时期的人们开始为逝世者碑刻墓志。墓志铭的内容一般会记载逝者的生卒年以及人生成就等等，特别是在记录生卒年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享年一词。

不过此时的用语没有那么规范，是否使用享年，其实主要决定于墓志铭撰写者的想法。

等到了唐朝，碑刻墓志的做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六朝时期，碑刻墓志只在士大夫及以上的阶层流行，平民并没有这样的资格。

然而到了唐朝之后，就连平民也热衷于为逝者碑刻墓志。

在这一时期，享年一词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也渐渐地有了一定的规范。特别是在唐玄宗设置了诞节之后，碑刻墓志几乎成为人人都会做的事情。

因为古人较为落后的思想意识，所以他们认为除了人间，天上和地下分别是仙界和冥界。故而很多人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死但是灵魂不死，人死后会根据在世时的行为，从而去往另一个世界。

基于这样的思想，所以古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古人认为人生有两件事情最为重要，一是婚礼，二是葬礼。

在规格方面，葬礼和婚礼要基本差不多，如此才能体现事死如事生的态度。

外加封建王朝以孝治天下，所以子女对父母的孝顺的多与少，很多时候体现在葬礼的规模以及对待葬礼的态度上。

既然葬礼这么重要，那么树立的坟墓前的墓碑就显得格外重要，墓碑上的碑文就更不能马虎了。

墓志铭可以不那么华丽，但是一定要用心，而且必须考究，否则会视为对父母的不孝顺，这在封建王朝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过。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碑刻墓志这方面，清朝可谓是做到了极致。

为了更好地治理天下，清朝统治者在墓志铭方面也作了一些规定。一般来说，表达逝者年龄的通用格式是享年＋年龄。

所以，在古代以前，其实享年一词是一个使用十分普遍的词汇。无论是墓志铭还是讣告中，享年只是通用的用来表示逝者年龄的专用词。

不过享年也有它特殊的含义，一般来说，享年一词带有尊敬和祈福的意思。

近代以来，享年一词的使用就更为规范。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有在自己的亲人、长辈或者朋友逝世的时候，才会使用享年一词。

或者说，年龄超过七十岁的老人逝世，在发布讣告的时候，会使用享年。

终年和享年一样历史悠久，不过它的发展和享年有很大的不同。早在周朝的时候，终年一词就开始使用了，它所表达的意思是全年或者长年。

和享年不一样的是，自周朝至民国，终年一词几乎都没有在讣告中使用，甚至不会用来表达逝者的年龄。

确实，从终年一词在古代中所表达的含义来看，它确实和死亡没有多大的关系。

终年一词在讣告中使用，是从近现代开始的。终年＋年龄，可以表达逝者的年龄。相比于享年，终年一词其实没有太多的约束。

一般来说，终年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场合，词语的性质偏中性。

终年的使用场景虽然广泛，但也是一定的约束条件，例如因自然灾害、交通事故而死亡的情况，通常只能用终年而不能用享年。

古代的时候，因为终年一词没有在讣告中使用，所以当发生这种情况，古人在记录的时候，都会想办法掩饰。

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去世时，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她逝世的消息。

消息的内容自然是讣告，但是在表示逝者年龄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说的是“终年九十六岁”，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和《古今汉语词典》的规定，中央电视台的用法自然是不合适的。

胡絜青去世时的年龄是九十六岁，远远超过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标准，无论是按照古代的标准还是现代的标准，这里都应该使用享年。

享年和终年的确有区别，不过它们的共同点是和古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有关。古人事死如事生，周礼规定的凶礼就是五礼之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礼仪。

无论是享年还是终年，其实是凶礼中很小的一部分，享年和终年是讣告中使用的词汇，也是镌刻在墓志铭上的预言。

在古代，讣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复杂的仪式。如果能够清楚讣告对于古人重要的意义，也就能明白人们为什么要在一个看似简单的用语上大费周章。

讣告，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报丧。报丧的含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人死后，将去世的消息通知死者的亲朋好友。

报丧的传统由来已久，据历史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在周朝时期的历史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讣”字，在讣字广泛使用以前，一般用赴字代替讣字的作用。

不过无论是哪一个字，所表达的含义就是报丧。

明清以前，报丧一词使用的程度还没有很普遍，大都是使用讣报、讣问等词语。古人之所以用这样的词汇，其实和古代的科学技术有一定的关联。

在现代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消息传递的速度是很慢的，有时候有的死亡消息要过上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到达死者的亲友的耳中。

绝大部分的时候，有关死亡的消息都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的，所以才会用讣报和讣问。明清之后，人们才渐渐开始使用报丧一词。

报丧看上去其实只是传递一个人死亡的消息而已，但是在古代，报丧有时候还会成为政治斗争的谋略。

秦始皇外出巡游的时候，忽然染病而亡。秦始皇是封建王朝第一个皇帝，他统一六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所以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秦始皇死亡的消息将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李斯和赵高发现这一情况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秘不发丧，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秦始皇去世的消息。

在李斯和赵高看来，如果按照正常流程报丧，那么那些六国的遗民很有可能揭竿而起，到时候天下可能因此在此混乱。

当然，李斯和赵高也有他们的私心。当时公子扶苏虽是太子，然而他和李斯以及赵高的关系并不好，和李斯赵高关系比较好的，其实是公子胡亥。

赵高和李斯认为秦始皇的忽然去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把持朝政的好机会。

于是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秦始皇已死的情况下，赵高和李斯假借秦始皇的名义，向在外抵御匈奴的蒙恬以及监视蒙恬的公子扶苏下达诏令，命令他们立刻自尽。

秦始皇的名义是至高无上的，公子扶苏和蒙恬都不敢反抗，于是自尽而亡。没有了公子扶苏和蒙恬的干涉，赵高和李斯很快就实现了把持朝政的愿望。

等到天下人都知道秦始皇已经死去，而且公子扶苏和蒙恬的死都是赵高和李斯的阴谋的时候，一切都晚了，没有人能正面和赵高李斯对抗。

可见，在古代时候，尤其是皇帝或者重要人士的死亡，要不要报丧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处置妥当，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

在古代历史中，如果出现便秘不发丧的字眼，大多时候其实和宫廷政变有关。为什么报丧在古代可以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古人是如何对待报丧这件事的？

因为事死如事生的态度和周礼的约束，古人认为报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仅重要，而且对于时间的要求也很严格。

一般情况下，如果得知亲人的死讯，古人必须在第一时间报丧，报丧的范围是亲戚和僚友，也就是常说的亲朋好友。

报丧要迅速，而且要尽可能地做到隆重，如果藏匿亲人逝世的消息或者态度不好，则会被认为是不孝顺的表现，轻则警告，重则会被官府问罪。

绝大多数的时候，这种案件的处罚都是很重的，最低也是笞四十，最高的话，会被流二千里。流二千里，这在古代和死刑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报丧既然都被写进了法律，由此可知无论是古人本身还是封建制度，对于报丧都是十分重视的。这种重视的原因，和古人的思想有关，同时和封建王朝大都以孝道治理天下有关系。

在明朝，皇帝被称为君父，意思是全天下百姓的共有的父亲，皇后则是全天下百姓共有的母亲。从这一个称呼就可以得知，古人十分重视孝道。

在古代，察举制度举荐人才的时候，孝顺也是一个考察标准。

古时候，报丧也有一定的规定。报丧的人可以分为主人亲自去报丧，也可以是主人派人去报丧。至于报丧的方式，则可以分为口头报丧和书面报丧。

从唐朝开始，书面报丧的方式开始在士大夫阶层流行，逐渐地，书面报丧成为一种模式，人们将书面报丧称之为讣帖。

讣帖的内容，其实和现代讣告的内容在根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都要写明逝者的生卒年，然后写清楚死亡的原因等等，总之要将大致的情况描述清楚。

不过这样复杂且技术含量很高的报丧方式，一般只能在有知识文化的士大夫阶层使用。对于文化水平程度极低的平民来说，他们是不会选择，也没有能力这样的做。

关于报丧的方式，各个地区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在南方，会用打伞的方式表示报丧。报丧人将伞头朝上，伞柄朝下，然后放在门外，表示有凶信。

享年和终年，看似只是一个语法问题，但其实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是非常丰富的。

在读书少的人的眼中，这是一个根本没有价值的问题。

但在见多识广或者博览群书的人的眼中，这个问题的内涵绝不止步于此。

参考资料：

《史记》

《战国策》

《资治通鉴》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