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天津秋雨萧瑟。

一处清修宅院内，一名女子正焦急不安地看着雨帘。

她在等待佛堂主人——为此，她已准备十年。

眼看天色渐晚，就在她以为所等之人不会出现时，那人终于走进佛堂，坐下诵经。

梵香袅袅的佛堂内，居士的诵经声和窗外的雨声交织在一起，一派清幽雅致之象。

突然！

只听“砰砰砰”——三声枪响，众人仓皇起身，四散奔逃，而佛堂主人应声倒地，脑髓和鲜血弥散开来。

开枪的，正是开头等人的女子。

只见她不慌不忙地起身，向佛堂众人宣布：

“大家不要害怕，我是为父报仇，绝不伤害别人。”

随后，她向佛堂众人散发传单，载诗一首：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

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杀人女子，姓施名剑翘，死者，是民国时翻云覆雨的一代军阀孙传芳。

今天要讲的，霸榜民国热搜一年之久的——施剑翘为父报仇案。

01 杀父之仇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1906年，出生于安徽桐城。

其父施从滨，发迹于袁世凯小站练兵，后转投奉系军阀张宗昌麾下，官拜陆军中将。

在他的宠爱下，施剑翘幼时即接受私塾教育，18岁时，从天津师范学校毕业。

时间来到1925年，中国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为了抢地盘，张宗昌派施从滨率军南下，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交手。

然而到达安徽后，在五省联军的猛烈进攻下，施从滨节节败退，所率四千余人惨遭大肆屠杀，见势不妙，他乘铁甲车逃跑，却因铁轨被毁而遭截击，最终被俘。

据说，孙传芳命人用铁丝绑住施从滨双手，不顾各方劝阻，也不顾“杀降不祥”的历史教训，将其押赴蚌埠车站，在车站南边的荒地上，挥刀斩下人头。

不知是发泄对施从滨顽强抵抗的愤怒，还是为了震慑其他不合作的军阀，孙传芳命人将其头颅，悬挂于蚌埠火车站前，并用白布在一旁写上“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整整暴尸三日，才被当地红十字会草草收尸。

那一年，施剑翘二十岁。

她认为，两军交战，死伤难免，可明明被俘了还要被杀，被杀了还要被悬首示众，这是对父亲的极大侮辱。此仇不报，枉自为人。

悲愤中，她作诗一首：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02复仇之路

处理完父亲后事，施剑翘立刻去找张宗昌讨说法。

她提出三个条件：

要一笔抚恤金，够一家孤儿寡母生活。

将哥哥施中诚提拔为团长。

把亲弟和堂弟送去日本留学。

内心有愧的张宗昌全盘接受。

施中诚，本是一个小小排长，施剑翘之所以要求升其为团长，就是希望家族中唯一一个有军队背景的人，能尽快为父报仇。

然而，可能是顾念前途，施中诚劝阻施剑翘，看在全家性命的份上，不要意气用事。

施剑翘失望透顶，写信与其断绝兄妹关系。

23岁时，施剑翘与安徽桐城老乡施靖公相识，不久，收到其婚约。

施剑翘对他并无感情，考虑到其军官身份有助复仇，便答应下来，并获得承诺：一旦时机成熟，就帮自己刺杀孙传芳。

婚后不久，两人大儿子降生，五年后小儿子降生。

期间，施剑翘一直催丈夫早日动手，可施靖公，每次都以“等坐到更高的位置再说”来推辞。

终于，她的耐心耗空了，施剑翘意识到，无论哥哥还是丈夫，都靠不住——她决定，自己动手。

一首诗记载了她的情感变化：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取得北伐胜利，孙传芳兵败下野，告别军政界，躲在天津租界里不问世事。

在大众传媒刚兴起的年代，一个人有意避开媒体关注，便很难被找到踪迹。

施剑翘连孙传芳的照片都没见过，对其身形相貌毫无概念，更不知该到哪里找人。

不过，这是她次要考虑的，复仇的第一步，是将自己童年时缠足的小脚放开。

施剑翘打听到一家医院，在手术台上，将萎缩变形的脚趾一个个拉直，等待它们重新长好，只有这样，她才能自由行动，四方奔走。

说来也巧，在医院门口，她碰到了一个算命摊子，玻璃板下面，正巧压着几张名人照片——其中恰巧有孙传芳的！

她马上买下照片，小心翼翼揣进兜里，从此拿着照片四处打探消息。

此时，两个儿子也来到该上幼儿园的年纪，为了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施剑翘动用父亲抚恤金，将他们送进位于天津租界的贵族幼儿园。

而这个决定，给她带来了复仇的第二个好消息——孙传芳的女儿孙家敏，恰好是儿子的同学。

自此之后，施剑翘便留心跟踪，逐渐摸清了孙传芳的行踪轨迹，知道了他车牌号码，家住何处，以及每周都会去影院看戏。

可惜，这些地方，不是守备森严就是人流密集，即便能近距离接触，也没有动手机会。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施从滨十周年忌日，施剑翘来到一家佛堂烧纸祭奠，想到十年来自己忍辱负重，却仍然一无所获，她不由得放声大悲。

佛堂的僧人见状，用佛家义理开解她，说：“连孙传芳这样的名人，都信佛了呢！”

一句话，峰回路转，施剑翘又得到了新的线索。

原来，孙传芳下野后，可能是反思自己一生杀孽太重，在天津城东南角买下了一处清修禅院，每逢周三周六，都去诵经念佛。

施剑翘编了个假名，以居士的名头混入该禅院，将禅院的里外构造和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

她发现，孙传芳不仅会在固定时间现身，现身后还会坐在固定位置，这无疑是暗杀的绝好机会。

计划好一切后，她决定，在1935年11月13日这天动手。

谁料，这天一早，天津秋雨潇潇，雨雾中，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孙传芳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施剑翘越来越忐忑。

就在她准备放弃之时，突然有人开始给孙传芳的固定位置擦拭灰尘，她意识到，时机已到。

施剑翘悄无声息地退出佛堂，回到家中，取来自己一早准好的勃朗宁手枪，又返回禅院。

果然，孙传芳已经坐在那里，摇头晃脑地颂念着经文。

每一个辗转难眠的深夜，施剑翘都在幻想有朝一日能亲手为父报仇，如今仇人的头颅正毫不设防地在自己面前摇晃，这让她怎能不激动！

她不动声色地借故将座位调到孙传芳身后，屏息凝神，掏出手枪，对准其后脑，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第二天，《大公报》以《血溅佛堂》为标题刊发报道，记载：“该弹由前额射出，脑髓溅流，孙当倒地。又一弹，由右太阳穴射入，左额穿出。第三枪射击腰部，前胸透出。孙立时身死。”

03 替父报仇，是否有罪？

行刺成功后，施剑翘并未逃跑，而是在原地等待警察将其带走。

本案迅速成为当时的头版头条，并霸榜长达一年之久。

一开始大家关心的是，施剑翘为何要杀孙传芳，后来大家关心的是，该如何处理施剑翘。

孙家作为树大根深的前军阀，在政界军界影响犹存，迅速组建了一个豪华律师队伍。

为首的张耀增，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司法总长，也参与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咳嗽一声，民国律师界都要抖三抖。

他的首要目标，是判处施剑翘死刑。

而施剑翘这边的力量稍显逊色，领衔的俞启常，虽然比张耀增早几届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但回国后一直没有踏足政界，而是辗转于各个高校任教，影响力仅限于学界。

不过，这也带来一个好处，就是当时司法部门很多都是他的学生，法官检察官对他都毕恭毕敬，毕竟被他抓住不合程序之处，他会当庭站起来问：“我当年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他的首要目标，便是尽最大可能地为施剑翘减刑。

而在法庭之外，舆论的交锋先一步展开。

一派认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越法杀人实乃对法律的漠视和践踏，按律当诛。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当时的精英阶层，在他们眼中，法律才是衡量一切社会行动的标准，如果被私情所裹挟，那法律的尊严被置于何处？人人都可手刃仇人，社会还有何安全可言？中国好不容易在战乱中建立起的法治秩序，岂非又要毁于一旦？

而另一派则认为，杀亲之仇，不共戴天，这是孔子时代就留下的规矩。施剑翘为父报仇，其情可悯。再说，孙传芳在位之时，穷兵黩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伤害，下野之后，与数位亲日军阀过从甚密，国难当头，岂容墙头之草存活于世？施剑翘，不仅是报私仇，更是伸公理！

显然，这种说法，更契合民众的朴素正义感，在舆论场中，逐渐占据压倒性优势——

越来越多的人，视施剑翘为英雄豪侠，要求将其无罪释放。

情与法的困境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定施剑翘有罪，无疑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道德传统视若无物；而定施剑翘无罪，则明摆着是让道德架空法律，让舆论绑架国家机器。

一边是汹涌的民意，一边是威严的国法，那么当时的法院，会如何处理此事呢？

04 法院判决

1935年11月21日，案发8天后，此案在天津市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控辩双方激烈交锋。

孙家律师主张，施剑翘当众行凶已无逃脱可能，其行为无法认定自首；现场散发的传单，证明其杀人行为早有预谋——一句话，这是教科书般的杀人罪，没有任何脱罪理由。

而施家律师则搬出了儒家典籍《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意思是，父亲死于非正义，子女复仇就是正当的。其次，正因筹谋已久，方体现出其丧亲的悲痛和复仇的正义。何况，民国新刑法规定，犯罪之情状可悯恕者，得酌量减轻其刑罚。

最终，法院综合两方意见，判处施剑翘杀人罪成立，但给了最低刑期，十年。

判决下达，原被告双方均提出上诉，烫手山芋到了河北高级法院手里。

新的庭审中，孙家律师提出，构成自首的前提是罪行未被发掘，案发时众目睽睽，显然不满足。且施从滨为官之时，曾指挥白俄雇佣军烧杀抢掠，惹得民怨沸腾，并非施剑翘所称的正义军人；其被处决之时，已被军事法庭审判，实乃死于军法，而非死于孙传芳。

对此，施家律师只回应一句话：“你说这么多，证据呢？”

最终，河北高级法院采纳了“不构成自首”的意见，但神奇的是，在原审10年刑期上减3年，判处7年有期徒刑。

双方再次不服，再次提出上诉。

应该说南京最高法院水平确实可以，它回避了本案中敏感的道德焦点，否决自首减刑，驳回被告将公羊传作为脱罪依据，无视公众对施剑翘的同情，将减刑依据牢牢夯实在法律基础上，即“犯罪之情状可悯恕”，从而维持了河北高级法院的判决。

然而此事并未完结，施剑翘入狱后，请愿书如雪花般涌向南京政府，无数民众要求赦施剑翘无罪。

而部分政客，看出此事中“民心可用”，也乐于为其奔走，反复游说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等部门官员，一边为自己树立顺应民意的形象，一边借由此事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终于，事情发酵到了南京行政院不得不回应的地步，施剑翘入狱两年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下特赦令，赦免其剩余刑期。

出狱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施剑翘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后来的解放战争，她又送子参军。1979年，因直肠癌晚期猝然长逝，终年74岁。

05 周律说法

情感与理智的矛盾，道德与法律的冲突，贯穿中西方历史始终，是永恒的哲学难题。

但我想，这个问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答案。

中国老百姓对公平正义最朴实的信仰，就是八个大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而这一点，主要靠法律来实现。

纵观历史，凡举礼崩乐坏、法制不彰的时代，总是私力救济横行，血亲复仇泛滥。

究其原因，是律法得不到有效实施，丧失了“善恶有报”的基本功能。

于是，人们会转而依靠自己——“法律给不了的正义，我自己来讨”。

这也是为什么，施剑翘能够获得舆论一边倒的同情。

而我们的时代，法律前所未有的健全，强制力史无前例地强大，私力救济和血亲复仇已失去其合理性土壤，因而也就不应该被鼓励和支持。

施剑翘是值得敬佩的，但她的行为，绝不是今天的我们应该效仿的。

在法治天下的时代，最大的美德，不是以牙还牙，而是遵法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