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在电影叙事中的功能往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空间作为人物性格塑造的依据，这时的电影空间并不只是人物的背景板，末日空间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空间作为电影情节发展的动因，这时的电影空间直接推动了剧情发展，影响着情节的走向；

第三，空间作为组织叙述结构的原则，这时的电影空间已经融入叙事的逻辑框架中，不仅是行为发生的地点，也是叙事的内容与对象。

在古今中外的叙事作品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些文本，它们通过创设特定的空间来塑造人物形象，取得出色的效果，并因此流传而成为经典。

可见，对人物性格与空间关系的把控是衡量作者创造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之中的个体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同时也隐含了一种群聚的空间关系。

人的性格并不完全是因个人主观形成的，难免会受到生活空间的影响。

在相似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他们的性格往往也会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因此不能不考虑空间对人物产生的重要作用。

在电影叙事中也应遵循这一自然规律，即电影中的人物性格不应是主观臆造的，而应考虑到空间因素。

不仅人物的性格应带有相应的地域特征，而且人物的言谈举止也应符合相应的空间场合，以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角色塑造更为可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物受空间制约就必须千篇一律。

空间之下，人物有其共性，亦有其个性；共性与个性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从而塑造出更为具体、生动的角色形象。

在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中，有的人物行为可能会违背本能，偏离常轨，与所在空间环境产生错位甚至出现强烈的反差，这样的冲突常常能凸显电影叙事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在不同空间条件的作用下，末日电影的人物表现出复杂的消极性、积极性与矛盾性，形成了多元立体的性格特征。

一、消极性：末日环境的压抑不管是由于自然还是人为导致的灾难，世界末日的降临往往让人感到压抑而绝望。

正如刘慈欣在其书中谈到的，“科幻小说家们对于阴暗的未来有着天生的感悟力，几乎所有科幻小说的顶峰之作都是在对这种未来的描写中产生的。

在对未来的黑暗和灾难的描写中，他们创造了最让人难忘的幻想世界，挖掘了最深刻的主题，这些黑暗和灾难，直看得人心灰意冷，直看得人汗毛倒立”。

在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中，对人性阴暗面的刻画正是如此犀利。

处于极端的恶劣环境中，许多末世电影中的人物都表现出诸多的消极性，并激发一些反常行为。

如电影《末日危途》（TheRoad，2009）中欺凌弱小、强取豪夺、杀人食肉的黑帮行径，在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中，并不鲜见。

这种反常代表着原有的社会规则在末日环境中分崩离析，反映出残酷的适者生存丛林法则在社会运行中占据上风。

电影《迷雾》可谓是更进一步地剖析了人性的变化无常。

当末日般的白色迷雾包裹了小镇的超市，被迫困在超市中的人们的关系便如同被加入了某种催化剂一般，变得微妙起来。

迷雾之中的吃人怪物时不时发动突然袭击，危机之中，人性的脆弱暴露无遗。

没有任何一个人肯冒险进入迷雾协助需要照看孩子的女人回家，大部分人也不愿意离开超市替烧伤患者前往附近的药店寻取药品，原本温和的律师变得粗暴无礼，原本虔诚的教徒开始妖言惑众。

超市这一局限空间，既是叙事场所，也是重要线索，它如同一个试炼场，成为放大电影人物性格的关键。

人性中潜藏的消极一面，在局限的末日空间中展露无疑。

同样是描写局限空间，末日题材科幻电影《湮灭》（Annihilation，2018）将人物的性格与际遇紧密联系起来，局限的末世空间与人物压抑的精神世界彼此呼应。

丈夫失踪后出轨他人的生物学家，女儿离世并家庭破碎的地貌学家，没有亲友且罹患癌症的心理学家，隐藏着身体伤疤的物理学家，曾经酗酒成瘾的医护人员，五名精神世界支离破碎的女性组成“敢死队”，进入生态突变的“闪光”区域探险。

在这一局限空间中，所有生物的DNA都被“闪光”折射，发生异变。

鹿角长满鲜艳花朵、人与树相融成为“植物人”、熊吃人后发出人的声音……面对前所未见的末日景象，有人死亡，有人疯狂，而神秘的“闪光”空间，正是导致人物心理崩溃的缘由。

不少末日题材科幻电影深谙此道，为营造孤独、残酷、悲观、恐怖等氛围的末日空间颇下一番功夫。

透过不同的末日环境，观众更能看见人物性格的丰富多样，空间有力地促进了末日情节的进一步发展。

二、积极性：求存本能的探索在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中，造成末日的原因各异，常见的有自然灾害、病毒疾病、科技异化、外星生物入侵等，灾难打破了地球的常规状态，电影的空间景观在异常的、边缘的、奇观的、与主流社会秩序对立的异质空间中游离。

比如末日背景下荒漠化、冰原化、海水泛滥、地表破裂的极端自然空间，或是疾病疯传、“异类”统治人类的极端社会空间。

电影基本是沿着世界之“恶”或世界如何变“恶”进行叙事。

末日空间的消极性能够激化人物性格的阴暗面，推动角色反常化的行动。

但与此同时，极端的末日空间也能够激发人类求生的原始本能，迫使人们积极地为自身生存或物种存续而努力找寻希望。

事实上，大多数的末日题材科幻电影在描绘末世惨绝人寰的景象时，都会为角色留下一线生存的可能。

如此，电影中的人们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推动末日故事的进程；而观众也能被更好地调动情绪，与电影共鸣。

电影中发生了火山爆发，人们便想方设法转移栖息地；发生了陨石袭击，人们便千方百计阻止陨石落地；发生了海水泛滥，人们便极力建造大型避难船只；发生了病菌入侵，人们便积极寻找抗生素治疗；当被外星生物或人工智能统治，人们也能努力脱离控制并谋求反制。

积极的求存探索，几乎是末日题材科幻电影的基本叙事逻辑。

以电影《我是传奇》（IAmLegend，2007）为例，该片并没有按照传统方式来讲述一个群体性的末日自救故事，而是用镜头集中表现一个孤独的人和一座空荡的城，电影关注个体在末日空间中的生存状态。

电影中，致命病毒扩散，只有极小一部分人具有免疫能力而能苟活于世，绝大多数的人因受病毒感染致死而从地球上消失，全球人口锐减，人类濒临灭绝。

小部分人遭病毒袭击后变成了丧尸，成为具有无意识攻击行为的生物，他们在夜晚游荡、猎取食物。

身为前军方病毒学家的男主角奈维尔，亲眼目睹了妻女的丧生，因体内具有天然抗体而不受病毒感染，成为纽约市唯一的幸存者。

荒无人烟的纽约城，植物疯长，动物横行，呈现出异样的末日生态空间。

在这样极端的生存环境中，奈维尔保持着规律的作息，白天健身、狩猎、打高尔夫，在无人的音像店与模特假人对话，试图延续旧有的文明秩序。

对于奈维尔而言，不仅要面对外界四处游荡觅食的丧尸，还要面对内心极度孤独下随时处于疯狂边缘的精神世界。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生存的渴望，首先是自身求存，独自抵御危险、排解苦闷；其次是利用自身血清进行实验，研究能够帮助变异的人类恢复正常的抗体；最后是不断发出无线电广播呼唤人类同伴，寻求团结互助。

他日复一日的坚持，终于为自己和他人迎来了生机。

三、矛盾性：人物形象的立体在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中，我们常能看到主角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当大难临头之际，每一个抉择都可能成为诀别。

有的角色为了拯救末日灾难，难舍地抛下家庭，奔赴行动前线；有的角色为了成全他人，毅然选择牺牲自已。

末日的乱世背景下，我们能看到自私自利的投机分子，或是恶贯满盈的恐怖分子；我们能看到人性中善的一面，或是人性中恶的一面。

电影中的末日灾难，反映出人物性格的积极与消极的矛盾，以及众生求存的多样性，末日灾难将一个个角色衬托得更为丰富立体。

总体上，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仍然寄予着创作者们的美好愿望；电影艺术性地为濒临灭绝的人类留下生存的希望，让阴暗残酷的末世空间，保有人性的光芒。

空间，容纳了复杂的人物，末日电影为观众呈现了生活中难以看到的景象，并在苦难中放大了人性的优点与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