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的香港街头,18岁的李丽珍被星探给拦住了,那时候她绝对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变成全城热议的“人间水蜜桃”。那时候的她刚凭借《开心鬼》里的清纯形象成了“学生情人”,就连张国荣都夸她“眼里有星星”。
可谁能料到,这个笑起来像蜜糖的女孩,会在十年后褪去校服,用一脱成名的代价撕碎玉女标签?更让人感慨的是,她一宣布“不再拍三级片”,结果在1996年却接下了《玉蒲团之玉女心经》。
很多观众看完之后,虽然意犹未尽,但冷静下来一想,李丽珍说话不算话啊,怎么说了不拍不拍又拍了?其实这就是那么多港片“荒蛮时代”的生存问题。
从“清纯天花板”到“蜜桃成熟时”1993年的某个深夜,李丽珍对着镜子里裹着浴巾的自己,手指死死抓着洗手台的边缘。经纪人刚给她送来了三部三级片的合约,光是总片酬就能在香港半山买套公寓了。
她的指尖轻轻滑过《蜜桃成熟时》的剧本,耳边仿佛还回荡着导演的声音:“阿珍,现在全香港都在脱,要是不脱可就会被埋没了。”这可不是她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诱惑。
早在1987年拍《最后胜利》的时候,就有片商出价百万,想请她拍摄色情写真,不过那会儿她刚刚提名金像奖影后,豪气地拒绝了:“我想当像张曼玉那样的演员。”
可现实很快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同期出道的邱淑贞一转身走上性感路线,片约接连不断,而她主演的文艺片却票房惨淡,连唱片公司都委婉地说道:“你这歌声没啥特色。”
命运的转折就发生在1994年这年。28岁的李丽珍在《不扣钮的女孩》里演了个为爱疯狂的阿珍。她那身白衬衫,赤脚在片中奔跑的样子,真是既单纯又迷人。
观众们真是炸了,票房直接突破1200万港元,刷新了三级片的纪录。庆功宴上,制片人把金条摆在她面前:“下部片给你行业最高价,115万!”这数字可真是惊人,相当于当时普通白领20年的工资。李丽珍喝了半瓶红酒,在合同上签字的时候,眼泪模糊了钢笔写的字迹。
400万港币“我保证这是最后一部。”1994年年底,李丽珍在《不扣钮的女孩》发布会上泪流满面地宣告要转型。她开始每天坚持跑步两个小时,还跟着声乐老师练唱,甚至自己掏腰包录了国语专辑《纯真》。
可现实啊,远比理想要残酷得多,唱片的销量惨不忍睹,演唱会的门票也是卖不出去。媒体尖酸刻薄地说道:“脱掉的裙子,哪能那么轻松再穿回去?”正当她一头雾水的时候,王晶拿着支票本找上门来了。1996年的香港电影界正是三级片盛行的时候,叶玉卿、翁虹等女明星纷纷“下海”,一时间红得发紫。
王晶开出的价钱真是让她无法拒绝!拍《玉女心经》能拿到400万港币,那可等于普通三级片演员拍30部的收入呢!那晚,李丽珍坐在梳妆台前,一边数着存折,一边想着父亲生意搞砸了,欠了一屁股债,妹妹的留学费用也是个大问题,还没着落呢。
镜子里的倒影突然变成了两个自己。一个是穿着校服,正在唱《开心鬼》的主题曲,另一个则裹着薄纱,像在《蜜桃成熟时》里回头一望。开机那天,27岁的舒淇紧张得不断NG,足足十几次;而34岁的李丽珍却显得熟门熟路,让人心里不禁一阵疼痛。
导演喊停的时候,她裹着浴袍,蹲在墙角抽烟,面对前来安慰的舒淇,露出苦笑说:“等你有钱了,就赶紧跑吧。”被定价的身体与被低估的演技李丽珍可不是一个特例。同期的叶子楣为了养活家里,接拍了《聊斋艳谭》,可她却坚持“三点不露”,甚至还为自己的胸部投了200万的保险;邱淑贞在王晶的策划下转型,靠着“性感而不低俗”的风格闯出了一条路;而叶玉卿更是直言:“拍三级片就跟抢银行似的,赚够了就赶紧跑路。”
这些女星的选择其实反映了90年代香港那种怪异的影视生态。文艺片的导演们捧着剧本求投资都难得,反倒是三级片的剧组能提着现金直接到片场发工资。
但高片酬的代价远比想象中残酷。李丽珍拍完《玉女心经》后得了抑郁症,她在自传里写道:“每个夜晚感觉像有蚂蚁在啃我的皮肤。”更糟糕的是,公众的目光。当她凭借《千言万语》获得金马影后时,记者们却只关注“拍三级片有没有后悔”;2004年,她的好友李静婷爆料了“三人行”丑闻,立马所有人都相信“艳星的私生活都挺放荡的”。
那几年,她总是做同一个噩梦,颁奖礼上刚准备去接奖杯,猛一回头发现台下观众全都举着《蜜桃成熟时》的海报。2005年,39岁的李丽珍在《仙剑奇侠传》中扮演了“圣姑”。剧组的小姑娘好奇地问:“珍姐,你当年为什么……”她立刻笑着打断:“为了活下去啊。”这话里头,可藏着多少同辈女星的泪水啊。翁虹拍三级片被家人撇得干干净净,叶子楣隐退后男友突发意外离世,叶玉卿嫁入豪门,结果还被人叫“三级教母”。
如今58岁的李丽珍偶尔晒旅行照,评论区里总是有人刷“水蜜桃永不过期”。
女儿许倚榕进军娱乐圈时,她只一再叮嘱:“千万别走妈妈的路。”这话听着心里有点酸,却是真实的提醒。那时候的天价片酬早已烟消云散,唯有银幕上的那些香艳镜头,成了永远无法摆脱的印记。
回头看看香港三级片的辉煌岁月,李丽珍她们的选择从来都不是道德上的判断,而是一道生存的选择题。
当媒体质问“为何要脱”时,或许更该问问:是谁制定了“不脱就不能红”的规则?又是谁在她们穿上衣服后,依然固执地透过衣领寻找想象中的春光?答案在维多利亚港的晚风中荡漾,仿佛一声无奈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