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生孩子多种树到现在的开放三胎，随着国情的演变，人口政策也是一变再变。
比如1980年实施的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就改变了每个家庭的生活面貌，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更是不用多说。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提出这一政策的先驱之一——马寅初，却和计划生育背道而驰。
他娶了两个媳妇儿，孩子数量更是有8个之多。
自己这么多孩子却能提出计划生育，马寅初经历了什么？
马寅初和计划生育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口问题还顾不上关注，国家尚处于满目疮痍的战乱和外敌侵略之中。
清朝末期和民国初年的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一系列屈辱的外战，以及内战不断的局面。
贫穷、落后、混乱的局势让人们的生命和生存变得异常脆弱，人口的增长似乎并不是主要问题。
反而在许多地方，民众的死亡率奇高，人口常常处于急剧下降的状态。
直到民国建立和社会的逐步稳定，国家逐渐从混乱走向恢复，人口问题开始引起了一部分有远见的学者的注意。
土地资源的不足、粮食短缺、公共卫生与教育设施的缺乏，这些问题都因人口的快速膨胀而变得愈发尖锐。
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土地有限，人口激增，导致了许多地方的贫困和不平衡发展。大
批人流动至城市寻找生计，而城市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远远无法跟上，导致了更大的社会矛盾和动荡。
这一切，深深触动了马寅初，一个年轻的学者。
1903年，他从浙江老家考入了北洋大学的冶金系，但对理工科的课程并不感兴趣。
经过几年的沉淀，他决定学习经济学和人口学。
1907年，他又去美国深造，进入了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许多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在美国的求学期间，马寅初不仅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理论，也深入了解了人口学的发展和影响。
特别是美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人口问题。
1914年，马寅初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怀揣着对国家未来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决定回国。
在回国后的岁月里，他不仅在学术界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还开始在更广阔的学术平台上发声。
正如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观点，中国的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教育资源匮乏，医疗卫生条件较差，而人口的膨胀则使得这些基础设施更加无法跟上发展的步伐。
但那时民众仍旧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许多人认为“儿孙满堂才是福”，不生儿子即为不孝，生育多子多福的观念仍占据主流。
马寅初的“计划生育”理论面对的可想而知。
可在大环境下，他的思想如此前卫，轮到他自己，却复杂的多。
媳妇和孩子在那个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马寅初的第一段婚姻也遵循着时代的传统轨迹。
他的发妻，是由家中长辈一手撮合的典型良配。
女子出身清白、温婉贤淑，虽未受过良好教育，却恪守“三从四德”，在那个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时代，属于最能撑起一个传统家庭的“内当家”。
婚后，她全心全意操持家务、照顾家人，把马家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
夫妻两个也算举案齐眉。
婚后不久，妻子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是家中长辈盼望已久的“香火”，马寅初本人，也对即将成为父亲充满了憧憬。
只是天不遂人愿，他们的长子在幼年时期因病夭折。
失子之痛，如沉重巨石般压在夫妻俩的心头。
尤其是他的妻子，更是深陷愧疚与自责，那个年代，“无子即为不孝”，对一个传统女性而言，未能留下儿子是对整个家族的亏欠。
她将儿子的夭折视作自己的失责，后续生的又都是女儿，她的情绪日渐低迷，年岁的增长，也使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再育男丁的希望渺茫。
正是在这种内外压力交织下，她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令人意外的决定——主动劝说丈夫纳妾。
不是为了情爱，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延续马家的香火。
她一遍又一遍的劝说下，马寅初从最初的拒绝，到后来的迟疑，再到最终妥协。
这位一生谨慎自持的知识分子，违心接受了妻子的安排，小妾王仲贞出现了。
王忠贞是马寅初长女的同学，年仅13岁，这在如今或许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
婚后的王忠贞乖巧听话，和马寅初原配之间也并未如外人想象那般针锋相对，反倒相处融洽。
她先后为马家诞下四个子女，其中两男两女，再加上发妻的孩子，一共八个。
但正是这段“纳妾生子”的往事，成为他日后提倡“计划生育”时最被人诟病之处。
那些对马寅初持批评态度的人常常搬出他的一妻一妾、八个子女的家庭，质问他有什么资格对全国人民说“不许多生”。
在他们看来，一个自己“子女成群”的人，却向社会倡导节育，岂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典型？
那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计划生育”的实施195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对“计划生育”这一新兴概念反应激烈。
许多人认为，这一政策过于严苛，并且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
这种政策是对家庭自由的过度干预。
特别是马寅初本人身处的学术圈和政府高层，许多人难以理解为何一位“家有八子”的学者，竟然能够提出限制生育的政策。
甚至有批评声音认为，他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为了让自己在社会中取得话语权，而他自身的家庭选择却与此格格不入。
这些反对声浪并未使马寅初放弃自己的主张，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推动计划生育的决心。
马寅初并没有回避这一矛盾，而是正面回应了公众的质疑。
他承认自己有一妻一妾、育有多个孩子的传统家庭。
他承认自己在家庭中的某些选择有悔，但他认为，国家在面对经济与社会问题时，不能单纯以个体的行为为标准。
国家要走向富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和社会负担问题。
在那个时代，“多子多福”的观念几乎是每个家庭的信条，尤其在农村地区，“一夫多妻”和“多子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许多人认为，他的提案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甚至有人指责他忘本，不能理解普通百姓的困境。
可他依旧坚定，社会的改变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冲突与抵制，真正的变革是建立在长远眼光和科学判断之上的，而不是仅仅迎合眼前的短期情感和利益。
对于马寅初来说，推行计划生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他看来，过快的人口增长，不仅让家庭难以承受，社会资源的分配也难以跟上，贫困与不平等将成为不可避免的恶果。
人口过多将直接拖累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方面，过度膨胀的人口将造成巨大的负担。
唯有从源头上控制人口增长，才能改变这一切。
因此，马寅初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最终，他还是成功了，效果也是显著的。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无疑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过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国家能够在有限的资源和条件下，更有效地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逐步迈向现代化的道路。
他在家庭上被人诟病不假，但这份远见卓识更不是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