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号，我从湖北红安出发，快速经过武汉一路向南，我准备绕道江西修水、铜鼓进入广东，因为这一带是当年秋收暴动中心地域，毛委员就是从组织秋收起义开始领导中国革命暴动的。
应该感谢武汉的合理规划，经过武汉的时候走的是快速干线，相当于从高速公路上穿过市区。我的三轮小汽车按道理说是不让上高速的，也有交警在路口执勤，我这车时速能达到100迈左右，轻轻松松80迈，所以我就偷偷摸摸地从武汉穿城而过。
3月27号早上车子出了一点问题，正好坏在咸宁市崇阳县白霓镇，我在一家修理店检修了半天，当时给我修车的老板是一家夫妻档，老板姓熊，个头不高，看上去人挺实诚。
我说：“熊总，我这个车子接近轿车，但不是轿车，像三轮摩托车又不是三轮摩托车，属于那种四不像，叫三轮小汽车。”老板说：“别这么称呼，就是怕配件不好搞，修车倒没问题。这个车子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换挡线断了！”
这辆三轮小汽车买了三年，跑了近五万公里，基本上没出什么大毛病。不过以后可就不敢保证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历史使命和生命周期。包括人也是一样，不也只是三万多天吗?
当时熊总把车子升到台架上，把换挡线拆下来，确实是换挡线断了。但是他店里没有这一类换挡线，于是他拿着旧的换挡线去县城到处去找，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找了一个差不多的换上，还有点不合适，就又把车上一个配件的固定位置移了一下重新焊接。
到11点多钟的时候车子终于修好了，熊总收了260块钱。我一个劲道谢，他说配件花了120，人工收140，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实在。湖北人从骨子里来说有一种豪放和坦诚，但是人与人之间要学会互相尊重，互相理解。
做生意不仅仅指看作是一种金钱交易，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精神，如果没有诚信作基础，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这个社会将非常可怕。我称呼他熊总并不只是出于恭维，而是对别人价值的认可，对别人人格的尊重，一个知道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
在早上的一个空当，我抽空到附近广场走了走，广场上有很多老人人在练习耍大刀，虎虎生威，也有练剑的，一招一式，行云流水，这说明了荆楚大地自古民风彪悍，自古以来就有尚武精神。这种精神，也为当年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带发动群众举行暴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那个腐朽当局，能够起来反抗，争取一条活路，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进步。
下午由崇阳县白霓镇向修水进发，走的是湖北246省道，一路路况较好，湘鄂赣交界之地，皆是崇山峻岭，山路崎岖蜿蜒，山花灿烂，油菜花一片金黄，我一路寻花问柳，到处留情，心随意动，信马由缰。
一进入江西修水211省道就麻烦了，路又窄又破，而且正在修路，到处坑坑洼洼，开车在上面像是跳舞，以后不要叫修水，干脆叫修路算了。
直到到了修水县城附近路况才好起来，无人机放了一下，随后不顾舟车劳顿，马不停蹄又向铜鼓前进，目标是深圳。
当年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向铜鼓前进的，就是武汉卫戍区警卫团，这是秋收起义当中唯一的一支正规军部队，其他两只都是装备简陋、缺乏实战经验的农军，据说当时在山口镇决定成立中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成立大会是在铜鼓举行的，当毛委员冒着巨大危险从安源千里迢迢赶来的时候，组织领导了这次秋收总暴动。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其实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就如火如荼，群众热情高涨，分田地打土豪，拥护党的领导。
湘鄂赣三省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国革命运动工农暴动的中心区域。中国近现代很多著名暴动都是从这里发源的。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等，无数工农革命群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两湖地区自古民风开放，革命热情高涨，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发源地，很多著名的革命前辈都是这一带的人。像毛委员、彭德怀、贺龙、董必武、李先念等等著名革命家。
湖北省西部有贺龙开创的湘鄂边区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红二方面军，著名的洪湖赤卫队就发生在这里；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在鄂东北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四方面军；彭德怀领导了平江起义，毛委员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湘鄂赣边区。
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的人们对土地革命的热情十分高涨，纷纷跟党起义闹革命，悍不畏死，前仆后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世奇功。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革命的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乌云遮不住太阳，邪恶压不倒正义，真理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大革命时期，湖北红安牺牲了14万工农革命烈士，湖南平江牺牲了23万工农革命烈士，江西修水牺牲了10万工农革命先烈，铜鼓牺牲了8万革命先烈……
无数工农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畏生死，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
历史为什么会选择这三个省呢？中国南方为什么会成为革命风暴中心呢？
从历史上分析，这里在古代属于楚文化地域，以开放包容，自由独立，尚武精神闻名于世。现在武汉人的口头禅“不服周”，就是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不肯臣服周天子，自立为王，问鼎天下。本来周王分封楚国为子爵，楚庄王自己把它废除了，自立为庄王，和周天子平起平坐，用实力和能力说话。
这种风气其实一直刻在楚人的骨子里面，不服就干，绝不姑息委曲求全。这种历史传统，再加上中央正确领导发动群众，以及这种山岳地貌，是三省成为革命风暴中心的理论基础。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南方山地，山高林密，道路狭窄，茅草旺盛，尤其是在雨季下过大雨之后，云雾缭绕，几步之内，人就不见踪影，尤其是在路边树林茅草丛里一躲，根本连个人影也看不见，是个打游击战的天选之地，这正好对处于弱小之势的革命军队有一个成长壮大的机会。
然而有利就有弊，中国南方虽然气候湿热，雨水充沛，山岳纵横，平地罕见，土地成了一个稀缺资源。我曾经在湖南平江一带的山区问过当地老百姓，他们平均每个人只有几分地，连吃饭都困难。当然现在改革开放，人们可以通过出去打工做生意谋生，在以前那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农村就是以种地为主。农民仅有的一点土地也被地主豪绅霸占了，实在是找不到活下去的出路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有一线生机。
如果不革命，就会穷死饿死，当然革命也会巨大风险，也会有流血牺牲，权衡之下，只能向死而生，通过跟党革命争取一线生机。
当然，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这些土地是实实在在分给了贫苦农民的，革命获得了中下层农民工人和守夜者的大力支持，一些上层开明士绅也明里暗里支持革命。群众的支持，山川的险固，气候的多变，人心的凝聚，才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归根到底，当时反动腐败、残暴的国民党当局和土豪劣绅疯狂欺压工农群众，大家已经活不下去了，像平江起义，几万农民赤卫队拿着鸟枪，梭镖，大刀、长矛，甚至锄头和棍棒，仅有很少的枪支弹药，冒着枪林弹雨，前仆后继同反动军警、腐败分子、土豪劣绅、民团、挨户团血战到底！生死不重要，活得像个人才重要，争取平等做人的权力才重要，我们为什么要窝窝囊囊的活着呢？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南方诸省虽然发展较快，但是贫富分化极为严重，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沦为佃农和工人，被迫给地主和资本家当牛做马，而地主和资本家对民众的剥削和压榨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大量的工农群众实在活不下去了，在水深火热中苦苦煎熬，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中国南方诸省山区面积广大，平地不多，而且气候湿热，一年四季需要不停地劳作，农业异常艰苦。如果地主资本家再把土地垄断残酷剥削的话，农民只能通过武装革命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实事求是地说，南方的农业生产比北方辛苦多了，气候湿热，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在劳作，如果不劳作的话还要去山上的山林种树伐木，那种大山爬一次就要几个小时。北方以旱地作物为主，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三月份撒小秧的时候，天气还很凉，站到水里冷得发抖，在水田里劳作比在旱地里劳作要辛苦的多。尤其是插秧的时候，一天到晚干下来，感觉腰都快断了，浑身累得快散了架，那个年代没有插秧机，全靠人工，人长时间插秧的话，手指会发炎，溃烂化脓，疼痛难忍。
北方的农业至少还有冬天的农闲时节，人还有一个休息调整时间，在南方几乎全年无休。看来天气太湿热也有不利的地方。艰苦的工农业生产让工人和农民能够适应任何艰苦的环境，地主资本家的层层压迫进一步激发了群众革命的热情。这样的队伍一旦有了理想和信念，严加整顿，就会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另外再加上中国北方大部以平原为主，靠近国家统治中心，长期接受教化，思想比较传统，地形条件也不利。平原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农民勉强能填饱肚子，所以在土地革命时期热情不高，没有形成大的风暴。只在西北的延安一带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了一支地方红军勉强支撑。中国土地革命的风暴中心还是以南方为主。
当然，人性是自私的，只有通过制度的完善和道德的规范以及全方位地监督才能让一个社会走向文明有序。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的贫富分化才能刺激人们搞好市场和经济，但是如果贫富分化到极端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
我们不要过度相信一个人，我们要相信制度，相信付出就会有回报，相信法律的公平正义。
等级制度是儒家思想的内容之一，这和社会主义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价值观是相悖的。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善加区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们就是为了争取平等做人的权利而英勇牺牲的，现在有的文人没有骨头，专门为资本讲话，坑害蒙骗普通人，这样的人实在可耻、可怜、可悲！
人们活着应该有理想，应该有目标，不管采取什么制度和措施，一个国家至少应该让绝大多数人感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平等自由，人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坚决铲除一切阶层意识，让正义和真理始终占据上风，让整个社会充满温暖和阳光。
归根到底，我们现在应该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在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发展应该以人民的满意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干部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某些人是走向腐化堕落的第一步。
洛克指出，现代社会好政府的三个标准至今仍然是所有国家政治转型借鉴理论资源。理论就是人类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发明理论的人一定要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
这三个标准就是：一是政府必须由人民缔约而成，这就是社会契约理论，先有个人与社会才有政府，政府必须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政府不是神圣的，应该是服务于全体国民的，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需要的社会制度和政府。
二，政府的职责是保护民众的权利，拿大家的钱给大家办事，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政府应该保护这三项基本人权。撒切尔夫人说过，政府不挣钱，不存在公款一说，所有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政府和民众之间应该是一种服务的契约关系，应该有一种平等诚信的契约精神。也就是说主导社会前进的是民众，这跟毛委员说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如出一辙，人民才是一切伟大成功的创造者。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是政府和民众最基本的规范，那种把政府和民众置于对立的思想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良好的法制社会必须要有诚信和契约精神，让权力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三，权力要有约束和制衡，因为人性的欲望和贪婪永远不会满足，权力必须要有监督和约束，以及权力之间互相制约，防止专权滥用，一个社会应该制定防止权力做坏事的制度并严格实施。为此，洛克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互相制衡，维持着紧张的平衡，才能避免政府出现低效和滥权的风险。
思想观念的转变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大家都去做的未必合理，就像清朝时期，男人留大辫子，女人裹小脚，大家都认为很正常，太平天国起义是留长发，大家反而认为他们是“长毛贼”，是背叛朝廷的二臣贼子。
一个国家实行何种制度，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人民信仰所决定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应该足够包容，允许不同社会制度的存在。当然，在探索人类走向幸福美好的道路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一起努力，而不是那些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自己都弄不清说什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