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本人除了中学学过的那几篇有限的文章之外，对其知之甚少。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论语》中的“主角”孔子还被列为批判的对象，这让成年过后的我对此感到困惑。直到前不久，本人在湖南图书馆参观了该馆举办的“中国文化的圣经：《论语》——湖南图书馆藏《论语》及著述版本展”，才对其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我觉得，《论语》乃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国之瑰宝，是国人可以停靠、徜徉和思考的精神家园。

为致敬经典，自2020年11月5日起，湖南图书馆举办了“馆藏《论语》及著述版本展”。展览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有关《论语》书名、作者、成书时间、传本及其二十篇的篇名和内容概要，二是古往今来对《论语》进行注、疏、集、释比较有名而又影响深远的八大家，三是对传统文化及《论语》颇有研究且在文化界很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及他们的观点等，同时展出馆藏有关《论语》不同版本的文献和著述等。展览将持续至今年3月21日结束。

《论语》全书共20篇492章，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

自两汉以后，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论语》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到唐宋时期，其地位大为提高，尤其是到了科举制度盛行的明清时期，它是儒学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经典，是士子们的必读书目，更是科考的必考内容，使它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和地位。随着近代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经学体系的崩解，《论语》逐步失去了维持其经内地位的政治与文化基础，其所体现的儒学思想逐渐受到质疑。

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儒学独尊地位及儒学经典《论语》遭到了空前的质疑和批判，孔子及《论语》被拉下圣坛，其神性地位被打破。1949年以后，思想界被唯物史观占据，《论语》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受到了冷落。后来，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迅猛发展而崛起的同时，这些国家对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视和尊崇，深深地刺激了国人对儒学的认同和回归，直至20世纪90年代，“儒学热”和“国学热”才又重回大众视野，这是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和呼唤。

该展览用文字表述的形式，列出了不同时期不同文献或专家学者关于《论语》成书时间的不同看法、关于书名《论语》的多种观点、关于是谁编定了《论语》的不同意见、《论语》的不同传本。

《论语》书名出现在战国前中期，但成书时间较晚，东汉以后，其逐步成为与《五经》并立的经典，书名才正式确定下来。关于《论语》书名，古代就有六种不同说法，一是“论”为“伦理”说，二是“论”为多义说，三是“论”为“言理”说，四是“论”为“讨论”说，五是“论”为“论难”说，六是“论”为“选择”说。

对编定《论语》的人，历来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为孔子众弟子编定说，二是为孔子特定弟子编定说，认为《论语》出自仲弓、子游、子夏等，三是为孔子再传弟子编定说，四是为汉人编定说。

总体说来，《论语》应系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纂，孔门十哲中的大多数弟子如子贡、子张、子夏、子游、曾参等应当都对《论语》有所贡献，但具体尚无法定论。《论语》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历史上出现过多种传本，有的传本甚至存在不少讹误。

自古以来对《论语》进行注、疏、集、释较为有名且又影响深远的八大家为：郑玄的《论语注》、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宋代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展览中概要介绍了这八大家的简况及相应著作的成书过程。

对传统文化及《论语》颇有研究且在文化界很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有：马一浮、熊十力、胡适、毛子水、梁漱溟、钱穆、冯友兰、徐复观、蔡尚思、牟宗三、南怀瑾、杜维明、林安梧。展览中以肖像和文字的形式，介绍了这些文化名人的概况及他们的学术观点。

展柜中除了展示馆藏的上述名人著述外，还展示了宋代张栻的《南轩先生论语解十卷》，宋代郑汝谐撰的《论语意原四卷》，宋代蔡节的《论语集说十卷》，元代胡炳文的《论语通十卷》，明代陈士元撰的《论语类考二十卷》，清代宋翔凤辑的《论语郑氏注十卷》，清代毕宪曾辑的《论语广注二卷》，晚清康有为撰的《论语注二十卷》，晚清辜天佑撰的《论语平义》，民国时期傅基贞撰的《论语裘四卷》，民国时期张兆熔、沈元起编译的《批点评解白话论语读本十卷》，还有日本人有井范平撰的《论语论文十卷》、山本章夫撰的《论语补注二卷》等。

我以为，这种展览，是与时俱进、弘扬传统文化、宣传中国文化的圣经、国之瑰宝《论语》的有效方式，可以使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这部经典焕发新机，这让我们明白，在滚滚红尘中仍有一方小小的精神家园，可以停靠，可以徜徉，可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