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由于长期的封闭状态，在漫长的历史中，从实际生活的目的出发，也在民间自然形成一种天然的文化生态，人情味很足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近于原始状态的文明 ，有“返璞归真”的意向。林语堂曾这样写道：“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因而中国人所谓文明，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即一种文明，乃爱好原始状态之文明，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

汪曾祺的文化小说即是近于展示这一类的风土文化生态，不仅在其名作《受戒》、《大淖记事》中，即如《桥边小说三篇》（尤其《詹大胖子》）中，亦展示的是同一文化生态和文化心态。汪曾祺的这类小说，几乎都是“过去式”的，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题材故事，是“童年回忆”的钩沉。

二、

汪曾祺在《受戒》、《大淖记事》中，表现的是一种恬然自得的自然文化生态，其返璞归真的文化意味，近乎“法自然”的道家但却带有非待定的、学派分野意味的天然文化形态。

也许是地域文化熏染的结果，汪曾祺同他师承老师沈从文比较，沈从文的湘西楚文化区域带有奇峭峻拔风骨，汪曾祺的吴越文化区域则带有俊秀恬淡风味。两人共同处，可以借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术语，就是对中国文化生态的“现象学直观”。

汪曾祺是学沈从文的，他们作品中的“文化”，同有志寻根的乡土小说中的“文化”不同，是“不其然而然的”。因而，是更自然的。他们的“直观”，完全排除了“先入为主”，淘尽了先验的概念，而是直面乡土，从活的生态中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乡土文化小说，似乎可以说是更加“纯艺术”的。

三、

《受戒》、《大淖记事》提供的是在大一统的儒文化规范以外的乡土自然文化生态的范型，这个范型似乎为被儒家文化扭曲的病态社会提供一面人性自然的镜子：这里人们之间的互相支持，是人类之间的友爱；这里的男欢女爱，不需要“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

这其中的恬然自得，有一种内在的机制，这机制的特点，是不受干扰，外力不能强加给它什么。面对外力，它有两种维护自在文化生态的方法：一是涵而盖之，涵而化之。《受戒》里的宗教不能动摇它，反被它“同化”了，那“荸荠庵”里的宗教世界已同世俗世界融为一体。庵里的和尚同俗人一样充满七情六欲，也充满生活的生气，吃烟聚赌、杀生饮酒、娶妻谈情。三师兄仁渡最富自我表现欲，在宗教集会上大出风头，“相好的不止一个”；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两小无猜，小儿小女的朦胧爱情，像是宗教与世俗联姻。“受戒”其实应叫“化戒”，宗教已被当地充分世俗化的民情化解了，化为正常自然的人性，正如作者所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另一种是对异质的侵犯行为，用非暴力方式驱逐之。这个世界中的居民，有一种根源于人类本性的是非观与正义感。《大淖记事》写的也是健康的人性，潇洒的人生。在高邮这个地区，人们并无“排外”的偏狭心理。东头住着本地挑夫，西头住着外来户兴化帮锡匠，彼此和睦相处。天生丽质的挑夫之女巧云，同年轻英俊的锡匠十一子自然地彼此爱慕，不料巧云被当地驻军“刘号长”破了身，这事反唤起巧云对十一子真爱的觉醒。刘号长卑劣嫉恨，带兵把十一子打成重伤，此事激怒大淖地区居民，锡匠自发“顶香请愿”。根据“古老的风俗：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犯法”，县衙门不得不接受锡匠条件，刘号长被逐出县境。大淖地区终于维护了恬然自得的文化生态的尊严和淳朴。这种淳朴文化生态，很像普希金长诗《茨冈》中，茨冈人驱逐心胸狭窄、由醋意而凶杀真妃儿和茨冈的阿乐哥。

四、

汪曾祺在《受戒》和《大淖记事》这两篇小说中所再现的旧时代一个地区的自然文化生态，当然已是过去的记忆。在“现代社会”，这种“用水洗过了一般清新质朴”的生态，早已变成“天方夜谭”。不过，作为一面文明异化的镜子，它是可以让当代社会汗颜的。但是，小说中这种朴素的文化生态，虽恬然自得，却也带着过于古老的气息，在温馨中透出历史的凝滞沉重。

反顾民族悠远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这就是历史上常间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这的确又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