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三年（1401年），明朝的建文帝朱允炆下诏册封朝鲜国主李芳远为朝鲜国王，并且派使者传达该命令。自此，朝鲜正式纳入了明朝的朝贡体系之中。然而，朝鲜半岛作为儒家文化圈中吸收我国文化最深的地区，早在新罗和高丽时期便已模仿我国的谥号和庙号制度，尤其是李氏朝鲜时代，对先王追尊庙号的做法不仅持续了下来，还逐渐演变成一种特有的自娱自乐的历史现象。
到了元代，高丽国王已无法继续使用庙号，并且还被在名字前冠以“忠”字以示效忠元朝，如忠烈景孝王、忠宣宪孝王等。然而，明朝建立后，情况又有了一些变化。朝鲜国王被封的爵位与明朝的郡王相当，去世后通常只会被赐予二字谥号，如朝鲜世宗大王去世后，明代宗给予的谥号是“庄宪王”，“庄宪”是仅能被称为“庄宪王”。尽管在官方层面保持了这一定制，但朝鲜在私下里则继续例行给国王上庙号，并在内部使用。例如世宗的称谓，显然就是朝鲜人自我赋予的。
这一僭越行为引起了明朝的注意。尤其是在万历援朝战争期间，兵部职方司主事丁应泰根据朝鲜人自己编纂的《海东纪略》弹劾朝鲜，将这一问题公开化。他列举出朝鲜三项大罪：一是与日本勾结，企图恢复高丽的旧土；二是将日本年号书写在前，明朝年号写在后；三是擅自使用庙号如“太祖”和“世祖”，极不尊重。
朝鲜君臣得知丁应泰的奏疏后，迅速展开讨论。尽管前两条罪状可以做些解释和搪塞，但第三条关于庙号的僭越，确实难以为辩。朝鲜最终选择了坦诚上报的策略，解释说从新罗、高丽以来就一直延续这一错误，表示对明朝的忠诚，并乞求明朝的原谅。据此，朝鲜派遣使臣赴明，通过内阁大臣等高层关系疏通，最终得以辩解成功，丁应泰反被处理。
但即使如此，庙号的问题并未就此解决。朝鲜依然心安理得地继续给自己的国王上庙号，这些庙号并无内涵，只是简单地抄用了《谥法》中的解释。例如，李氏朝鲜端宗庙号取自“守礼执义曰端”，成宗取自“安民立政曰成”，仁宗则是“施仁服义曰仁”。甚至，有些庙号显得特别混乱，如“以正服之”的“正”被用作“正宗”，包括“中正纯粹”的“纯”被直接用于“纯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对“仁”这个庙号有着特别的执着。例如，在李氏朝鲜成宗去世时，朝鲜原本打算将其庙号定为“仁宗”，但因为明朝已有明仁宗，最终用了“成宗”以避忌。然而，这一执着终究还是导致了朝鲜仁宗和仁祖庙号的出现，甚至没有考虑到与我国的相关忌讳。
随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朝鲜高宗李熙自行称帝，李氏朝鲜掀起了一波庙号追尊的狂潮。朝鲜太祖、庄宗、正宗、纯祖、翼宗等都被尊为皇帝并配有祖号，从最初的小心忌讳到大肆尊封，李氏朝鲜在庙号方面不仅玩得花样百出，而且从小国心态逐渐发展到冗大繁杂的形式。
追溯至朝鲜历史的庙号现象，说它是朝鲜自娱自乐的缩影并不为过。事实上，这不仅展示了一种小国对大国文化的模仿与僭越，也揭示了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朝鲜王朝通过庙号和谥号，逐步强化其内部的王统合法性和文化认同。或许，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于我们理解韩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