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火丁：京剧的真谛在传统还在样板戏？

有一天，我在茶馆里听到一对老年夫妇的对话。

老太太兴致勃勃地说：“最近又重看了一遍《红灯记》，还是觉得样板戏经典啊。”老爷爷摇着头，“可我觉得，传统京剧才是国粹，那才是真正的经典。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

这场景让我突然想到京剧艺术家张火丁的观点，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人的争论，更是许多戏迷心中的疑问：京剧的真谛到底是在传统戏里，还是在样板戏中？

说到样板戏，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那个特殊时期的经典作品。

所谓“八亿人民八个戏”，尽管只是对那个年代作品稀缺的一种喻示，但也说明了样板戏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影响力。

三十多年过去，这些作品为何还能常演不衰？

答案或许在于它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样板戏有着严格的三突出原则：突出英雄人物、主要人物和正面人物。

这意味着许多反面角色的形象被大幅削减，比如《智取威虎山》里的蝴蝶迷和定河老道等角色的戏份被删除，导致剧情更突出正面人物。

这种英雄人物的塑造不仅仅是对个体英雄的歌颂，更是在于传递某种意识形态。

虽然有很多观众喜欢这种简单明确的角色对立，但也有人觉得这种处理让戏剧少了点人情味，人物显得单一。

传统京剧与样板戏的矛盾，其实是深层次上对艺术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一种争论。

拿传统剧目《秦香莲》来说，这部剧通过宣扬忠孝仁义，将人物塑造成极端的二元对立。

从某种角度看，这样的处理有助于传达道德教化，但同时也让历史的复杂性被简单化，观众更容易被舞蹈、唱腔这些艺术形式吸引，而忽略了剧目的深层含义。

京剧的根本特征不仅仅在于其程式化的表演，更在于对真善美的价值判断和艺术处理。

而这些传统京剧的特质在样板戏中，似乎更多变成了工具性的表现。

例如，《红灯记》在修改后，李玉和这个核心人物的形象被无限放大，同时删除了原作中更富有生活气息的情节，比如他与女儿开玩笑、临死前对母亲表达家人情感的细节被删去，这让后来观众看到的更多是一个理想化的英雄，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在观摩京剧《红灯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突出原则如何深刻影响了作品。

例如，削弱反面人物的形象，使杨子荣与座山雕的斗争更为明显，而电影版更进一步，将反面人物塑造成黑影群像，加深了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

同时，对英雄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高、大、全”处理，排除了儿女情长和人性化的细节。

这种处理虽增强了意识形态的传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戏剧性。

当文艺左派以“纯而又纯”的革命内容为目标，戏剧性则成了次要追求。

在《红灯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具有戏剧性的情节被简化，而更多侧重于抒情的场景。

这种处理方式让观众在欣赏过程中，无法充分体验到戏剧本身所带来的情感和审美享受。

虽然样板戏在创作原则和思想表达上存在一些争议，但不可否认，它们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精心设计的亮点。

比如音乐和效果音响的结合就是其中之一。

作曲家们在创作过程中，不仅专注于谱曲的精细，还特别重视舞台上的实际表现。

著名演员李丽芳、杨春霞等的表演，通过与乐队的严密配合，展示了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

这种音乐与效果音响的相互作用，在很多经典片段中都得到了生动体现。

比如，《龙江颂》中江水英唱腔里的“涛声”和布谷鸟鸣叫，《奇袭白虎团》中的炮火轰鸣声等，这些都丰富了观众的听觉体验，增强了戏剧的现实感和氛围。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唱腔与马鞭声的结合，以及《杜鹃山》中柯湘唱段前的枪声。

这种精心设计加强了剧情的紧凑感和紧迫感，让观众在视听的双重感受中，体验到了戏剧的紧张和振奋。

通过分析样板戏和传统京剧的各种特点和争议，很多人可能依然会保留自己的看法，但不论站在哪个立场，我们都无法忽视它们各自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影响。

正如艺术大师梅兰芳所说：“一个古老的剧种，能够松柏长青，是因为它随时进步。”

当我们讨论京剧的真谛时，其实讨论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命题。

传统京剧和样板戏，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前者是文化的底蕴与根基，后者是对传统的挑战与创新。

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它们共同构成了京剧这一民族艺术的丰富图景。

所以，京剧的真谛到底在传统还是样板戏？

或许答案是在不断的传承与变革中，京剧才能永葆活力，成为真正的国粹。

无论喜爱哪一种，重要的是我们以平和的心态去欣赏和探讨，去感受那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无限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