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乾隆甲戌本缩微胶卷，我写过三篇小文，即《由缩微胶卷看甲戌本附条》和《甲戌本缩微胶卷校读记》，以及《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藏甲戌本缩微胶卷跋》。

《甲戌本缩微胶卷校读记》

写前两篇的时候，我在泰国曼谷，无法亲睹胶卷原物，所核查的是安娜同学提供的电脑复制件。尽管该复制件分外忠实，但对我而言，未见胶卷原物究属憾事，恐有讹漏。因而2018年晚秋借得国会胶卷之后，我便尝试通过佐治亚州立大学（GSU）图书馆调阅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甲戌本缩微胶卷。此程序极简单，十分顺利，2019年1月24日调阅成功，可以从容谛读。

现作些补充考索，主要围绕美国汉学家克莱特先生（Mr. Claytor）展开。

先交代若干琐碎事项：

①哥图胶卷包装盒是Royal Pioneer（皇家先锋）牌，这跟国会胶卷的Fibredex（纤维德希）牌截然不同，前者白色，后者棕色；

②哥图胶卷（下同）包装盒顶面中部蓝笔手写四行汉字“殘本：第一册第1—4回”等，原误顶面为“背面”，应予更正，所用硬笔为圆珠笔；

③盒底面无字无图，却有刮擦痕迹及蓝色污痕；

④盒背面印刷PRINTED IN U.S.A.（美国洗印）小型红字，表明它是缩微胶卷专用包装盒；

⑤盒左侧封口处舌面印刷35 MM 100’—MICROFILM小型红字，齿面为皇家先锋牌商标；

⑥哥图胶卷的卷轴中央凸起Tayloreel Corporation Rochester N.Y.字样，国会胶卷则为Research Publications，inc.字样，显然非出同一家公司，前者豆绿色，后者浅灰色；

⑦哥图胶卷起始处外围裹以硬壳纸，胶片不易磨损，国会胶卷无，前者保管较佳；

哥图胶卷上的杜邦公司标识

⑧哥图胶卷下部边缘标DUPONT SAFETY △ 13957字样，不时显现，国会胶卷同，表明两者所用胶片出自同一家公司，即著名的杜邦公司；

⑨哥图胶卷与国会胶卷的外观与内容全同，清晰度亦无明显差异。

鉴于哥图和国会这两套胶卷本身（包括杜邦公司标识）完全一致，自然容易判断，它们是由同一底片洗印出来的。

然而，两者的包装盒与卷轴毕竟大相径庭，难免启人疑窦。它们是否同时产生？即是否同属最原始的甲戌本缩微胶卷？事实上，已有学者私下质询。

关于国会胶卷那篇拙作在《光明日报》登出后，澳大利亚一位研究胡适的朋友致函追问详情，称国会胶卷可能是后来加洗的，原始的胶卷正片只有三套，分别归王际真、林语堂及哥大图书馆，胡适讲的应是实情。窃以为，此属误解。其他读者也可能不明就里，只好再谈一谈。

国会胶卷上的杜邦公司标识

胡适写道：“民国四十年哥伦比亚大学为此本做了三套显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图书馆，一套我送给翻译《红楼梦》的王际真先生，一套我自己留着，后来送给正在研究《红楼梦》的林语堂先生了。”[1]

胡适没提国会图书馆，而事实是，该馆的确藏有一套甲戌本缩微胶卷正片，我已目验过实物。

关键在于，胶卷首帧影像即缩微订单正是这样记载的。中部Microfilms项Negative exposures一栏填写1 neg（一套底片），Positives一栏填写4 pos（四套正片），亦即共计五套，而非胡适所讲的三套。他不交代底片的下落或归属，已够蹊跷。

订单底端特别说明：One neg & 1 positive for LC Collections，意为一套底片和一套正片归为国会图书馆藏品；3 pos rolls to LC Coffin，意为三套正片送国会图书馆储藏室，应即转给胡适。

此皆证明，一套底片和四套正片是同时产生的，时间为1950年仲春或稍晚。四套正片并非横空出世，全无依傍，它们需要一套底片，该底片正藏于国会图书馆。

换言之，国会胶卷也是最原始的甲戌本缩微胶卷。很难想象，胡适拿到胶卷后竟不浏览一番。他当然读到过这份缩微订单，知晓胶卷为国会图书馆所摄制所洗印，知晓底片归该馆，知晓一套正片也归该馆。他只谈那三套胶卷，绝口不提国会图书馆，是故意的。

哥图胶卷订单中间局部

至于哥图和国会这两套胶卷的包装盒与卷轴不一致，此为事实，缘由尚难悬猜。唯须留意，盒与轴都是附属品，俱可更换，只有胶卷本身才是无可替代的。但为何更换？其实相当费解。

关于盒、轴、胶卷三者的初始搭配，另有两项可能。一是初始选择随机，并无特别深意；二是初始选择原即存在差异，目的为区分归属。国会胶卷包装盒比较高档。倘能觅得王际真或林语堂所藏胶卷，对于相关鉴裁必定大有裨益。这需要学界同仁继续努力。

订单透露，Material available in Orientalia Div / See Mr. Claytor，即在申请缩微、等待接受、实施拍摄、冲洗印制、交付胶卷并归还原书这一系列操作过程中，甲戌本原书存放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克莱特先生（Mr. Claytor）处。

B•A•克莱特先生像

这位先生是何许人？前此拙文未作深究。他是我心头的一个谜，也是甲戌本递藏传阅史上的一个谜。2019年初获睹哥图胶卷原件后，趁地利之便，我决心揭开此一谜底。

通过多方咨询、调查、搜求与核对，大体上有了些许眉目。保险起见，我曾致信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承蒙杰弗瑞（Jeffrey CL Wang）博士拨冗赐复，给予确认，谨鸣谢忱。现将查考结果汇报一下。

克莱特（Berry Armstrong Claytor，1893年7月19日—1967年5月23日）一译B·A·克莱德，非洲裔美国汉学家，出生于北卡罗莱纳州维克县洛黎镇，毕业于汉普敦大学与哈佛大学法学院，1916年至1957年供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晚岁晋升至该部主任。

他通晓汉语和日语，主要研究中国古籍文献，著有《国会图书馆藏独立中文书目索引》（Title Index to Independent Chinese Wor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与《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各级官修地方志》（Official Gazetteers of the Provinces，Prefectures，and Districts of China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两书分别出版于1932年与1934年。妻伊迪丝（Edith Lavana），子威廉（William Richard），女贝蕊儿（Beryl Robbins）。

克莱特先生享年74岁，埋骨阿灵顿（Arlington）国家公墓。此为北美最著名的国家公墓，位于五角大楼左近，跟林肯纪念堂隔河相望，主要瘗葬历次战争中的阵亡将士。若非军人，只有杰出的联邦公职人员方能长眠于此。这是安息者的一项哀荣。

克莱特先生被日本学界赞誉为饱谙远东文化的第一位美国黑人学者。由于学识渊博、贡献卓越却欠显贵，美国某些学者遂归罪于种族歧视。中国学界对他了解甚少。

克莱特先生马里兰州故居外景

冀朝鼎（1903—1963）字筱泉，山西汾阳人，毕业于清华预备学校、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金融界谍战英雄。1935年博士论文在伦敦出版，同年2月自序中感谢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提供方便，“特别是东方部主任A．W.赫梅尔（Hummel）博士以及他的助手B．A．克莱特（Claytor）先生”[2]。

赫梅尔即恒慕义，详后。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濬，一名知行，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陶行知年谱1937年10月9日星期六（农历丁丑九月初六日）记载：“陶行知会晤胡敦元和国会图书馆的杨玄伯及B．A．Claytor（克莱德），商谈搜集美国废铁运往日本的资料问题。”[3]

《陶行知全集》

胡敦元（1902—1975）是安徽绩溪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华经济研究社研究员、北京外贸学院教授，早年与胡适交往密切；杨玄伯（生卒不详）一名玄泊，生平里籍俟考。

陶行知年谱编者未注明B．A．Claytor简历，所据为《行知备忘》英文手迹，凿实可信。陶行知此番访美的惟一目的，是寻求美方对中国抗日作战的道义支持，力促美方即刻停止对日出口废钢铁。

据此可见，克莱特先生对华是友好的，当时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尽管他也精通日语。

恒慕义撰写于1944年春的专题论文《中国活字印刷术之检讨》有刘修业（1910—1993）译本，其中披露，克莱特先生依据卷四十八内一枚倒置的“八”字，将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一部明正德十三年（1518）戊寅刊《史记》鉴定为木活字摆印本，实属重要发现[4]。此前误断为雕版木刻本。克莱特钻研东方文史，倾力之深，倾心之细，于兹可窥一斑。

现如今，他的两座故居，一在首都华盛顿（工作时所住），一在马里兰州（退休后所住），均已被当地政府机构登记入册，加以适当保护。坐落在他的家乡北卡州夏洛特市的约翰逊·史密斯大学（JCSU）设立了用他的姓名命名的奖学金（Berry A. Claytor Scholarship），专门资助非洲裔美国学生赴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中国语言与文化。

约翰逊·史密斯大学

克莱特先生的遗照甚稀见，我只在牙买加裔美国学者罗杰斯的社会学著作《性别与种族》第三卷里觅得一帧，还有点模糊。

像下标注Berry Armstrong Claytor，expert in 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5]，即称像主是国会图书馆中国文学专家。此应系美国学界的通常认识。他的马里兰州故居外景照片附在该州档案馆文物材料中，业已公布于网络。他的爱女贝蕊儿及外甥女海伦（Helen Manning）都是文化教育界名流，已逝，信息较繁富，但无涉汉学，从略。

总体上看，克莱特先生的身后名相当寂寞，美国各类人名词典及维基百科上均无关于他的独立条目，以致资料搜集困难重重，今所得仍有限。

坐落于弗吉尼亚州的汉普敦师范与农业学院（The Hamputon Normal and Agricultural Institute）是汉普敦大学的前身，克莱特先生是由这所学校开始选修汉语和日语的。出版于1921年初的《南方工作者》一书收录有该校毕业生名录，称B. Armstrong Claytor，Who is assistant in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Department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B·阿姆斯特朗·克莱特是国会图书馆日文与中文部助理）。书中征引了他求学期间写下的两句话：

汉普敦大学

I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written I have gained a knowledge of several hundred characters. The process is slow，but constant application in learning a few characters each day，accompanied by endless reviews，helps wonderfully.[6]

通过书写中文和日文，我认识了数百个汉字。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每天都坚持学会几个汉字，复习也无休无止，于是逐步得心应手，如有神助。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克莱特还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1915年本科毕业，他又去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为时仅一载。现无材料证明他获得过硕士、博士学位，但他具备真才实学则是显而易见的。

奥地利裔美国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rancis Rock，1884—1962）精通汉语、纳西语及东巴文，曾经跋涉在中国西南边陲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先后逗留中国达二十七年之久。

他是克莱特的好朋友，二人曾一起出差旅行并合作著述。洛克1946年9月28日在旧金山写给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1889—1975）的一封信中表示，克莱特的汉学功底值得信赖，并说Mr. Claytor is also going to make the Chinese index(克莱特先生也将编写中文索引)，以及I think Mr. Claytor will do a very good piece of work（我认为克莱特先生会干得很漂亮）[7]。

洛克旧居陈列馆

洛克信里所讲的Mr. Claytor与甲戌本缩微胶卷订单上所显示的Mr. Claytor是同一个人，因洛克在信尾还写出了全名Mr. B. Armstrong Claytor以及他所供职的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同行的评议，友侪的证词，足资参考。

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Claytor都不是个常见姓氏，故不易重名，时至今日也没有另一位Mr. Claytor在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工作过。

这类材料还有一些，率大同小异，散见各处，兹不克具引，下面仅摘抄迻译美国女学者歌琳（Constance McLaughlin Green，1897—1975）所著《秘密城市：首都种族关系史》中的一段话，权充代表。

美国国会图书馆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rmstrong Claytor made a unique place for himself，for as the Orientalia Division began to acquire rare volum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written in ideograph which scarcely fifty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read，Claytor，who unpacked the shipments，taught himself enough Chinese to identify and catalog the books.[8]

那时候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开始拥有中国哲学与文学方面的珍稀版本，卷帙渐增，遂至浩繁。这些书籍都是用象形文字写成的，能够读懂的美国绅士不超过五十位。阿姆斯特朗•克莱特是给这些书籍开箱拆包的人。他尽量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准，以便辨识登记，分类编目。由此，他在国会图书馆占得了十分独特的一席之地。

同样记载另见歌琳的《华盛顿》（Washington：A History of the Capital）一书，措辞略异。

歌琳是一位知名的史学家，著述颇丰，1963年因美国首都史研究荣获Pulitzer Prize（普利策奖）。她只比克莱特小四岁，同龄人叙事，所言可信。

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国会图书馆是白人男性的天下，对黑人和女性均有所排斥，所谓glass ceiling effect（玻璃天花板效应）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歌琳对克莱特显有同病相怜之感，尽管她自己是个白人。

《Washington：A History of the Capital》

克莱特先生最终能够做到该馆东方部主任，殊非易事。如果不是具备一技之长，又兢兢业业，成绩突出，何以至此耶？他得付出比白人汉学家多得多的辛勤汗水。

现需谈谈克莱特先生的一位同僚，也是美国汉学家，至今大名鼎鼎。

休姆（Arthur William Hummel Sr.，1884—1975）中文名恒慕义，德裔公理会传教士，出生于密苏里州沃伦登县，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获硕士及博士学位。1913年至1927年来华，先后访问过江苏、山西、北平，曾执教燕京大学，与郭秉文、蒋梦麟、胡适、顾颉刚、袁同礼等过从频密。美国亚洲研究会首届会长，1928年起出任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领衔主编《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引证丰赡，辩议精审，广获好评，影响巨大。

恒慕义

其子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 Jr.，1920—2001）生于中国，长于中国，曾加入胶东抗日游击队，1981年至1985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恒慕义1954年退休，同时卸去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之职，他的继任人正是克莱特。后者1957年退休，主任只干了短短三载，所以才引人同情。《清代名人传略》付梓于1943年及次年，由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作序。胡序高度评价此书，同时提到了恒慕义及房兆楹、杜联喆夫妇[9]。

恒慕义在编者弁言中特意提及克莱特，说For help in reading proof, and for assistance to the printer in placing the characters，acknowledgments are due to Mr. B. Armstrong Claytor[10]，意即诚谢克莱特先生对于编校本书的鼎力襄助。

缘此可知，恒慕义、胡适、克莱特三人是连结在一起的。上个世纪20年代，恒慕义在中国买书，克莱特在美国编目，双方配合默契。那时候，胡适正创立“新红学”并购藏甲戌本。

查《清代名人传略》原版，内有Ts'ao Chan（曹霑）、Ts'ao Yin（曹寅）、Yung-chung（永忠）及Chang Wen-tao（张问陶）传，均与《红楼梦》相关。

《曹霑传略》由华裔史学家Fang Chao-ying（房兆楹）执笔，大体上全盘采纳胡适的红学观点，如卒年为Feb. 12，1763，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说，如号雪芹、芹圃、芹溪说，如祖父曹寅及生父Ts'ao Fu（曹頫）说，如写实主义自叙传说，如Kao E（高鹗）续书说。

《清代名人传略》

《曹霑传略》还提到了形成于1754年即乾隆十九年甲戌的Chih-yen Chai（脂砚斋）八十回评本，In 1928 sixteen of these chapters came into the possession of Hu Shih who after a study of them gave to the world many hitherto unknown intimations concerning the novel and its author[11]，意为关于《石头记》及其作者，胡适（Hu Shih）作过系统研究，揭示出许多闻所未闻的历史秘密，然后他在1928年收藏了一部十六回的脂评本。此sixteen of these chapters即指甲戌本。唯1928年误，应为1927年。

房兆楹撰写的这篇传记文字，可以源自《胡适文存》，也可以源自胡适本人亲口所述。胡房二氏私交甚笃，胡长十七岁，属老师辈，他俩自然会谈到曹雪芹及甲戌本。

在编纂《清代名人传略》的扫尾阶段，胡适是驻美大使，房氏夫妇是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高级雇员，亦即恒慕义的下属，克莱特的同事，他们都住在首都华盛顿。

胡适自题小像

五年后大陆鼎革，胡适落魄，寓居纽约，而房氏夫妇当时已离开国会图书馆，恰好也在纽约，住Riverdale（河谷镇），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持的Chinese History Project（中国史课题）。

依此推测，亲手或托人将甲戌本原书送至国会图书馆摄制缩微胶卷的人，倘非胡适本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倘若胡适托人，首选应即该夫妇。至于他们把书（甲戌本原物）直接或间接交给了恒慕义还是克莱特，还是别的什么人，现不得而知。

此《曹霑传略》非恒克两公手笔，但恒是主编，负责统稿定稿，克是助手，负责核对校对，那么他俩对曹雪芹与《红楼梦》自然不会一无所知。

1928年刊行的《清史稿》观念陈腐，体例落伍，全无曹雪芹踪迹；到了十六载之后的1944年，《清代名人传略》视角别致，思维尖颖，居然单独为曹雪芹树碑立传，又扼要颂论《红楼梦》，令世人耳目一新，精神一振。不用讲，这恰合推崇白话文与俗文学的胡适的偏好与心愿。

获得单独立传待遇的小说家还有李渔、蒲松龄、吴敬梓、李汝珍、沈复、刘鹗、吴沃尧，他们各自跟帝王将相分庭抗礼，跟权臣鸿儒比肩齐声，跟英雄豪杰平起平坐，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项创举，堪称文史奇观、汉学胜景。

王士禛、袁枚、纪昀写小说，但另有身份，未可同日而语。单讲红学，胡适、顾颉刚、俞平伯、李宗侗、恒慕义、克莱特、房兆楹与有功焉。《曹寅传略》由Tu Lien-che（杜联喆）执笔，曹锡远、曹振彦、曹玺、曹颙、曹頫、曹霑、李煦、纳尔苏、福彭、昌龄等俱列名其中，惟曹頫生父误作Ts'ao I（曹宜），应为曹荃（子猷）。《清代名人传略》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全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读者可参看。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恒慕义与胡适是老交情，几乎算一生的朋友。胡适日记和信札可以作证，毋庸置疑。令人怅憾的是，现无凭据确定胡适与克莱特是否相识。

初步揣测，从1950年3月底开始，甲戌本存放在克莱特手里，那兴许只是他的一项职务行为，暂且代管罢了。又兴许更复杂些。

彼时恒慕义是东方部主任，年已57岁的克莱特还是个助理，地位不高，资格够老。实际上，胡适谋划为甲戌本摄制缩微胶卷，直接找恒慕义即可，雅不必通过哥伦比亚大学辗转请托。国会图书馆拿到一份材料，势必要进行常规鉴定，看是否值得出资缩微并加以庋藏。

《胡适口述自传》

关于甲戌本的文献价值，胡适可当面申述、致函备述、电话简述或托人转述。纵使如此，纵使《清代名人传略》中的《曹霑传略》已提到过甲戌本，东方部也不可能彻底省却自家进行常规鉴定这一基础环节。哪怕只是粗略欣赏欣赏，也算走了这道必要程序。

那么，谁来承担鉴定或欣赏任务？恒慕义可以，克莱特可以，别的什么人自然也可以，而恒克两公的专业特长均聚集于中国古籍版本，尤以后者为甚。

准确讲，克莱特是中国文献学专家。缩微订单上没有旁人痕迹，仅留下Mr. Claytor单独一个姓氏，殊非偶然。他出身哈佛大学法学院，冠以attorney（法律代理人）名头，持有律师执照，可以顺便处理缩微版权之类法律事务。照相复制服务部的摄影师接到缩微订单，找谁去拿甲戌本原书？当然是去See Mr. Claytor了。

换言之，这位先生若摇头，胡适便无法经由国会图书馆实施甲戌本缩微备份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讲，今日所见甲戌本缩微胶卷，是克莱特当年点头认可的结果。历史实况究竟是怎样的，还须深入探讨。勿论如何，克莱特先生总是甲戌本缩微胶卷的玉成者，是出面具名的承办人。

胡适日记1950年1月22日星期天（农历己丑腊月初五日）写道：“下午去看王际真夫妇，取回我的脂砚斋批本《石头记》。”[12]

同日，他写下甲戌本题跋第三条“王际真先生指出，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已引”云云，即见缩微胶卷。这是为甲戌本缩微备份的前奏曲。如果不从王际真处取回甲戌本，便无法交给国会图书馆拍摄系列影像，从而组成缩微胶卷。

可见，把甲戌本交给国会图书馆的人，肯定不是哥大教授王际真（Chi-Chen Wang，1899—2001）。前面谈过，最大的可能是房兆楹、杜联喆夫妇。现无材料显示王际真与国会图书馆有何关联，房氏夫妇却是六年前那里的旧日雇员，直接认识恒慕义与克莱特。

《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

另据订单，提出缩微申请的日期是1950年3月29日，时间大致衔接。胡适回忆“民国四十年哥伦比亚大学为此本做了三套显微影片”，假设年份非误忆，那么他拿到甲戌本缩微胶卷的时间当为“民国四十年”即1951年。与此同时，他理应收回甲戌本原书。

换句话讲，1950年3月29日至翌年某月某日，甲戌本原书在克莱特先生处存放了大约一年之久。由兴致和学养上考虑，可以基本断定，克莱特先生势必翻阅过甲戌本原书。他连明刻本《史记》都读得那么仔细，则不至于对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毫无兴趣。莫忘记，他是expert in Chinese literature，尤其关注古籍版本。更何况，他还负有鉴定欣赏职责。

既然如此，今不妨多问一句话。读的时候，克莱特先生会不会顺手在甲戌本上添加批语或附条？天职所在，学术必须斟酌各式概率。红学驳杂，思考更得周延些。

甲戌本《红楼梦》第一回

甲戌本上的批语分朱墨两色，原书及影本上如此，缩微胶卷上也大略可以分辨，尽管它是由黑白照片组成的。墨字深浓，朱字（含印章）较浅淡。

据缩微胶卷，除了硃笔脂评、近人题跋及胡适批注，甲戌本上还有数十条墨笔眉批及侧批，其中墨笔眉批共51条计1040字，另有附条一纸28字。这些墨批，大部分出自绵阳孙桐生（1824—1904）之手，加批时间为同治五年（1866）丙寅季冬。孙氏字迹带显著隶法，用笔浓腴，易辨别。

另有少量墨批与孙字迥异，应出他人之手。例如第五回3b左半部分墨笔眉批：“何處睡卧不可入夢？而必用到秦氏房中，其意我亦知之矣。”右硃笔脂批：“文至此，不知從何處想来。”左墨笔眉批：“我亦知之，豈獨批書人。”

端详字迹，这条9字墨批明显出孙桐生手，与页眉右侧“歷叙室内陳設”云云同。孙批呼应其下正文中的行侧硃笔脂批：“此梦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出梦，竟不知立意何属，惟批書人知之。”

所以，孙批恰置这条脂批上方，措词凝练。可疑的是夹在脂批和孙批中间的那条“何處睡卧不可入夢”云云23字墨批，简称疑批甲。

哥图胶卷孙桐生署名钤印墨批影像

郑庆山对比过此处的孙批与疑批甲，明确指出：“二者虽皆墨书，而文义相重，字之大小和笔迹不同，显然后者为另一批者所作。”[13]疑批甲貌似呼应下面正文中的脂批“惟批書人知之”，其实于孙批“我亦知之”更具针对性。

况且，疑批甲偏离脂批“此梦文情固佳”一行，晚出无疑。最适当最自然的加批位置已为孙批所占据，疑批甲三行只得偏向右边。由于既有的孙批形成阻碍，疑批甲末行只好勉勉强强安插进去，显得相当局促，整体视觉效果之拥挤，一目了然。

故可判定，疑批甲绝对晚于孙批，它产生于同治六年（1867）丁卯之后。又因甲戌本缩微胶卷上已见，故可断言，疑批甲产生于1867—1950这八十三年之间。在此期间接触过甲戌本原书的人，包括1950年的域外读者王际真与克莱特，都是加批嫌疑人。

再如同回11b墨笔眉批：“此語乃是作者自負之辭，然亦不为过談。”左侧是硃笔脂批“警幻是個極會看戲人”云云。

哥图胶卷疑批甲影像

这条16字墨批与孙批字迹迥异，却跟疑批甲相同，简称疑批乙。杨光汉曾明确指出，此疑批乙“不是孙批”[14]。

由字迹（含结体及运笔）判断，疑批甲与疑批乙同出一手，均产生于1867年至1950年之间。它们是谁写的？过去无从着手稽考，有的红学家看菽成麦，看朱成碧，误指疑批甲乙为脂批或孙批，俞平伯也未能幸免于出错[15]。

现今情况好转，眼前豁然开朗，竟尔暴露出一个突破口，即甲戌本附条。香港梅节老人于2011年7月拈出这个附条疑团之后，它一直就是众所瞩目的红学小热点。

疑批甲乙与附条28字“予若能遇士翁這様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义也”字迹非常接近，皆轻疏圆软，无隶意，是二王笔法。请特别注意“亦”“不”“此”“矣”“之”“負”的具体写法。那两个“負”字同为上“刀”下“貝”，给人的印象格外深刻。

倘若附条与疑批甲乙出自同一个人，则表明该批者在首回书写附条之后，到第五回已不满足，遂干脆径直于页眉添加墨笔批语了。从第二回开始，孙桐生墨批渐增，这无形中对后人是一种启迪、诱惑与激励。附条一纸醒目之至，极易分辨，以致终究被藏主胡适（或授意他人）撕扯掉了。

除胡适之外，后人笔墨不容许留存于甲戌本上。相比而言，疑批甲乙混杂在孙批里，便隐蔽得多，颇难察觉，致为胡适所忽视，故在甲戌本原书、缩微胶卷及影印本上俱存，至今安然无恙。雪泥鸿爪，由此附骥而传。

哥图胶卷附条与疑批乙影像

陆游《登台遇雨避于山亭晚霁乃归》：“壮观深知化工妙，幽寻却踏夕阳回。悠然有喜君知否？屐齿留痕遍绿苔。”（《剑南诗稿》卷十六）后人在甲戌本上添加附条与添加批语，动机相同，性质相同，倒不必大惊小怪。只是没有像孙桐生、胡适那样明明白白、大大方方署名，搞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稍觉遗憾。

甲戌本上的可疑批语还有一些，如第25回3a页眉和同回8a页眉，以及第26回2ab页眉，感兴趣的学界同道可自去辨析。坦率讲，目前指认疑批甲乙与附条同出一手，证据略嫌孤单。

欠缺在于，除了字迹异常接近，还无法透过其它途径来限定产生疑批的具体时点，仅笼统勾出1867—1950这一时段，失之于宽泛。有朝一日，或程万孚副本重现，或周祜昌副本公开，才有可能给出定谳。此寄望于来哲。

《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据周氏副本、陶洙抄件、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旧版，甲戌本附条于1948年夏季已现身，所以它的书写粘贴者既不可能是王际真，也不可能是克莱特。假设甲戌本原书曾经在美国过了恒慕义、房兆楹、杜联喆之手，也不可能就是他们。

至于疑批甲乙的真正批者，自不妨依此类推，也可暂时搁置。若比对讨论，前提是要觅得嫌疑人字迹。克莱特先生能否挥洒出如此娴熟的毛笔字，我表示严重怀疑，但将继续搜寻他的汉字笔迹。

之所以要尽量弄清甲戌本墨笔批语（含附条）的产生时间，是因为这本来就属于红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另外，还因为这具有特别切近的实用价值。现代人士炮制脂赝本，往往会把甲戌本的影印本当作模仿目标，当作临摹对象，当作造假蓝本。

譬如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手抄本，那上面就有甲戌本凡例、硃批、墨批乃至附条，其中附条、疑批甲、疑批乙均源自俞辑旧版，显然刻鹄类鹜，画虎类犬，伪迹遂为之骇然败露[16]。

摸清甲戌本文献递嬗史的方方面面，有助于辨伪鉴真。它的硃笔批语也不无可疑处，读者宜小心。

庚寅本

最后，补缀申说两件事。

一是拙作《甲戌本缩微胶卷校读记》（载《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2辑）据缩微订单上的Quoted price $13.45（报价13.45美元）字样推算，提供甲戌本原书用以摄制缩微胶卷，胡适约获两千美元酬金，并判断该项经济收益实际上相当菲薄。    此似不确，有以今例古之弊。两千美元在眼下确乎不算什么，但在1950年前后，则系巨款。可资对照的是，1949年春徐星署夫人孙氏老太太将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售与燕京大学图书馆，价格是“美金七十元（折合黄金二两）”[17]。于兹可知，当时的两千美元可折合黄金五十七两之多，着实不是个小数目。至于这笔巨款是否全进了胡适腰包，待考。

二是1949年之前美国各大图书馆纷纷在中国采购古籍文献，事甚透明，以燕京大学所设哈佛大学购书处最为活跃，则恒慕义与克莱特也从此业，便很容易理解了。

狄葆贤

戚序有正本《红楼梦》石印人狄葆贤（1873—1941）、郑藏本《红楼梦》原藏主郑振铎（1898—1958）、乾隆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卷采购人于冠英（1910—1989）等，均曾厕身其间。参看拙作《回望己卯本残卷》，见《曹雪芹研究》2023年第1期。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所藏胶卷，同为最原始的甲戌本缩微胶卷。缩微订单影像上留下英文姓氏（Mr. Claytor）的柏瑞·阿姆斯特朗·克莱特先生，他是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助理，是美国非洲裔汉学家第一人，是迄今所知零距离接触甲戌本原书的外国学者第一人。王际真是华裔，籍贯山东桓台，姑归例外。

克莱特先生还是甲戌本缩微胶卷的玉成者，是出面具名的承办人。他和他的所作所为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红学插曲，一则汉学佳话。甲戌本上某些墨批与附条字迹非常接近，当同出一手。

注释：

[1] 胡适：《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见《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卷首1b。

[2]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页。

[3] 胡晓风、金成林：《陶行知西旅长编》，见《陶行知全集》第12卷附录，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04页。

[4] 恒慕义：《中国活字印刷术之检讨》，刘修业译，载《图书季刊》新9卷第1—2合期，1948年6月。

[5] Joel Augustus Rogers，Sex and Race：Why White and Black Mix in Spite Opposition，Helga M. Rogers，vol.3，1944，p.239.

[6] Anonymous，The Southern Workman，The Hamputon Normal and Agricultural Institute，Hampton，Virginia，vol.50，1921，p.381.

[7] Joseph Franz Rock，Berichte，Briefe und Dokumente des Botanikers，Sinlogen und Nakhi-Forschers，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2002，p.295.

[8] Constance McLaughlin Green，Secret City：A History of Race Relations in the Nation's Capita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203.

[9] 房兆楹（1908—1985）字肇颖，山东泰安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数学系及华中大学图书科，获硕士学位；杜联喆（1902—1994）一名杜连喆，别署杜豆，河北天津人，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房氏夫妇合著甚丰，如《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与《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1930年赴美，1957年入籍，197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85年回国讲学。参看Edwin G. Beal，“Fang Chaoying”，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Vol.1985，No.77，p.70—75.

[10] Arthur W. Hummel，Editor’ Notes，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vol.1，1943，p.xi.

[11]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vol.2，1944，p.738.

[1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册，第14页。

[13] 郑庆山：《孙桐生与甲戌本及其他》，《蒲峪学刊》1994年第1期。邓遂夫见解相同，还明确指出疑批甲“其作批的时间应为最后”，又分析道：“这条小字墨批由于事先计划安排不当，写到第二行时，已然靠近‘痴道人’的批，于是在写第三行的时候，便只好十分拥塞地密挤在‘痴道人’批语前面的有限缝隙之中。这可说是小字墨批在时间顺序上作于‘痴道人’墨批之后的最雄辩的证据。”见《〈红楼梦〉主线管窥》，《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1辑。有人将疑批甲误为脂批，如李松龄《别解红楼梦真义》（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52页，何济湘《小人议红：关于〈红楼梦〉的另类诠释》（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14] 杨光汉：《甲戌本·刘铨福·孙桐生》，《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有人将疑批乙误为脂批，如杨实和《红楼梦历时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页；有人将疑批乙误为孙批，如濮实、刘长荣《四川早期红学家——孙桐生》，《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2辑。

[15] 俞平伯曾将疑批甲、疑批乙混淆为脂批，与甲戌本附条之误雷同，见《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第113页、第118页。由此可知，周氏副本、陶洙抄件均存疑批甲、疑批乙，俞误袭自陶洙。俞辑新版删。天津王超藏本沿袭俞辑旧版，以讹传讹，亦存疑批甲乙，伪迹昭彰。

[16] 王藏伪本抄录疑批甲、疑批乙，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寅本），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03—104页、第117页。甲戌本墨笔批语，俞辑旧版误收的，王本有，否则便无。王本因袭之迹甚明。

[17] 魏广洲：《追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的发现过程》，《古旧书讯》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