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地的工人。图据受访者

红星新闻记者｜蔡晓仪 潘俊文

编辑｜潘莉

2022年3月，《工人日报》一篇关于“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的调查文章引发关注。身处郑州的62岁农民工林章没看过这篇报道，只是隐约在天桥底下听到了工友们讨论“出路在哪里”，这是绝大多数老年建筑工人要面临的一道难题。

日前，我国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苏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荆州等地已发布了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的通知，60岁和55岁，成为摆在建筑工人面前的一道关卡。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卢海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企业的角度看，对于愿意留在建筑业的超龄农民工，施工方应为其安排一些辅助性的岗位，如保安、保洁等。同时，政府也需要推出相应政策来支持。

卢海阳建议，数字化技术已高速发展，政府或社会组织可建立公益性的跨区域超龄农民工社会就业帮扶网络平台，实现信息资源整合，让城市之间的不同部门、不同组织，以及农民工个人信息共享，降低再就业的成本。

62岁抹灰工：

“工资低点咱也得干”

2022年春节后，62岁的林章背着他用了十几年的双肩包，离开老家洛阳到郑州建筑工地找活做。

3月25日上午，林章在附近建筑工地转了一圈，“还是没找到活做”，他准备吃完午饭，下午再继续找找，“碰碰运气”。

像林章一样，超过60岁的工人已经不太受用工市场的待见。即使有着40多年的工龄和熟稔的粉刷技艺，但大部分老板一看到他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就摆摆手让他离开。

随着年纪逐年增长，林章的白头发也愈发明显。一年前，他刚从一个建筑单位被清退，没有社保，每个月领着不到200元的新农合养老保险退休金。仗着还有一身气力，为了不给家里儿子添负担，便随打工的人潮来到省城郑州。

↑建筑工地的工人。图据受访者

林章是典型的初代农民工，缴纳养老金意识并不强烈。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卢海阳的调查中，近8成农民工的参保方式仍是农村养老保险，如新农保、新农合等，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比例不到10%。这也造成许多初代农民工在返乡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离家时带的两三百块钱都已经花完，舍不得花钱租房，林章就将就着在天桥底下过夜。春天的夜晚，天气变得暖和，林章发现，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五六位工友和他一起住着，“年龄有50多的，也有60多的，都在找活干。每天晚上回来，我们就相互分享哪里的活好找一些。”

在建筑工地跑了40多年，林章明显感觉到，如今的建筑工地已不像以前。“以前干一天大工，就有300元，现在只有200元了。小工更少，一天可能就150元。”

个中原因工友们都知道，“工地老板看你找不来活，就压低工资，200元一天，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走人，后面多的是有人排队想干。”

林章没有办法，“以前都是老板找工人，现在是工人找老板。身上没钱了，工资低点咱也得干，还能挣个饭钱，你说是不是？“

每天中午饭点，林章总能轻车熟路地找到专门给农民工供餐的路边摊，“量大便宜，还管饱”。

林章盘算着这趟出行的收获，从3月初离家至今，二十来天，只有5天找到了活干。“干一天有200，5天挣了1000，刚好够这十几天的吃饭钱，还能自给自足，挺好。”

↑建筑工地的工人。图据受访者

52岁泥瓦匠：

“过几年就回家种地拍拍农村视频”

3月19日，离郑州1000多公里远的西南小县城，比林章小10岁的泥瓦匠何川在清退令报道出来后，也陆续收到了很多粉丝的后台私信：“各地发文要求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50多岁的农民工接下来怎么安排生活？”

“全网粉丝破百万的短视频博主”，这是农民工何川近几年多出来的另一重身份。3年前，由于老家母亲生病，加上小孩上学无人照应，何川就和妻子一起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福州工地，回到老家。

目前，他和妻子在老家县城最大的一个文化馆建筑工地做活，工作之余，也拍摄一些工地日常和网友分享。

虽然离开了福州，但何川对福州的喜爱却溢于言表。十几年来，他和妻子一起见证了福州这座沿海城市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她提砂浆，我做粉刷，沿海一带以前很多地方像海峡会展中心，就只是一片荒山野岭，靠着我们工友的一砖一瓦，一点点砌起来。”

夏天，何川和妻子在户外的铁架上一干就是一下午。太阳灼热，偶尔会有内陆地区没有的海风吹过，何川觉得，这是这座海边城市特有的慰藉。

18岁卖水果，19岁当学徒，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海南农场打小工，上世纪九十年代和妻子到福州，一开始每天只挣40元钱，干十几个小时，从最累最脏的活干起。到如今，何川已经成为技术熟练的泥瓦匠，每天可以挣300元。他不止一次在自己的视频里提到，自己“已经和工地脱离不了关系了”。

清退令报道发布之前，何川就已经隐约感受到了工地对工人年龄的限制。他认识好几位超60岁被工地清退的工友，“有一个62岁，春节后只做了4天活，工地就清退他了。”

“还有一位快70岁的工友，不在建筑工地干了以后，没有社保，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因为不想给家里孩子添麻烦，就每天早上出门捡垃圾，一个月能有七八百，人倒是挺有精神的。”

近2000人，这是现在每天和何川一起在工地上班的工友数目。其中，近三成工友的年龄在60岁以上。此外，和何川一样50多岁的建筑工人也占了绝大部分。清退令报道引发关注后，何川也听到许多工友的讨论，“我有力气，也有技术，为什么不能继续干？”

和大多数工人一样，何川能理解清退令是出于对工人安全的考虑，“老了，总是没有年轻人那么灵活噻。”但许多还能干得动的老年工人，还是想能干一天是一天。

许多粉丝也曾问他，为什么不专职做视频，依旧保持着老一辈人传统思想的何川觉得，踏踏实实在工地上干活，出汗才最实在。

不出意外的话，何川会一直干到这个文化馆项目竣工，再另谋出路，“工期最少要5年，预计还有两年。两年后，还远着呢。”

过几年就快到60岁，如果不能继续在工地上干下去，何川打算和妻子回老家种种地，顺便拍些农村日常的视频和粉丝分享。

但大部分工人不像何川一样幸运。被清退的林章，老家的几亩地已经在几年前通过集体土地流转出去，退无可依的他只有继续在工地上觅活，“干不动了，再回家。”

↑建筑工地的工人。图据受访者

建企管理人员：

“有效规避了一些安全隐患”

李勇是中铁集团某分局的调度主任，他们承接的工程项目，大部分与地下隧道、地铁、高速公路等基础建设有关。

早在5年前，李勇所在单位就收到了清退超龄工人的政策要求。第一批工人被清退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走解约流程，“不会突然清退，一般会根据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提前确定，至少提前一个月通知到位。”

大部分招工年龄最高限制在60岁左右。以上海为例，上海市明确要求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以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这三类人员，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而在李勇单位，这个数字被严格控制到55岁。“一般超过55岁的男性工人，我们这些建筑行业就不会再招了。”李勇还补充道，“在大多数单位，特别是央企，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绝大部分农民工在收到清退通知后就自行离开。在李勇看来，“现在的劳务工不像以前长期的正式员工，他们一般只在一个工地待三五年，或者两三年。如果什么时候被通知清退，他们都会自行离开。”

“最紧要的还是时间和挣钱。”大多数农民工不会恋战，一个地方待不下去了，他们就迅速转战到下一个工地。

“每耽搁一天，就损失一天钱。”李勇看到，这些被清退的工人一般会流向需要用人的包工头和私企，“特别是那些有手艺也有精力的老师傅，但工资肯定就没有那么高。头脑机灵点的，也可以直接转行，做年龄限制不怎么严格的行业，不过也很少。”

但在清退令之下，作为管理人员的李勇明显感觉到工地事故的发生率在逐渐降低。“清退一部分超龄工人后，有效规避了一些安全隐患。以前工地上隔三差五就会有工人突发脑溢血、脑梗等疾病，甚至在下班时间也有类似情况发生。”

李勇回忆，“建筑工人太劳累了，特别是做基建、市政项目的，一天远不止8小时的工作量，甚至有时候要干12小时，而人一旦到了50岁，身体的各个机能也都开始下降，反应也会变迟钝。”

近5年来，李勇明显感觉到老年工人数目在逐渐减少，前阵子单位的数据统计结果出来，他发现单位工人的年龄已稳定保持在20岁至45岁之间，“45岁以上的也很少见了。”

专家建议：

可建立超龄农民工就业帮扶网络平台

不过，老年工人在减少的同时，年轻工人的补位还没有跟上。为了替补上被清退的超龄工人，李勇单位经常提前几个月就制定好招人计划，“来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土木工程专业刚毕业，来工地实习的，经常是一批一批地来，又一批一批地离开，留下的不多。干这行，要不怕脏不怕累。”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在近年来的调研中同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是为完成财富积累，放弃了进城的希望。而二代、三代农民工不单单为了赚钱，他们也要参与城市生活，进行生活的城化。所以现在大量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下工地和进厂。”

国家统计局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其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3%，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相比2015年从事建筑业农民工达到6188万人的峰值，到2020年已减少到5226万人，5年时间降幅15.5%。

超龄工人清退，建筑业面临的用工短缺问题如何解决？

在吕德文看来，泥工、瓦工这些熟练的农民工多为五六十岁，在建筑经验、技术方面都已经非常成熟，这种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要警惕建筑用工市场‘一刀切’的做法。”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卢海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企业的角度看，对于愿意留在建筑业的超龄农民工，施工方应为其安排一些辅助性的岗位，如保安、保洁等。同时，政府也需要推出相应政策来支持。

“我们研究发现，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短期内提升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并不现实，但可以通过在职培训或与高校和社会组织的联合，为需要的工人提供就业培训，帮助他们实现有效转岗。”卢海阳说。

卢海阳建议，数字化技术已高速发展，政府或社会组织可建立公益性的跨区域超龄农民工社会就业帮扶网络平台，实现信息资源整合，让城市之间的不同部门、不同组织，以及农民工个人信息共享，降低再就业的成本。

（文中林章和李勇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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