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春秋时期的开始，应当是从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开始，然而，《春秋》的史料却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这也就导致春秋的开局有50年的时间没有在《春秋》史料中记载，形成了“真空”时代。

《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开篇提到了“郑伯克段于鄢”等重要的五件史实。但《左传》对《春秋》所记载的“鲁隐公元年”发生的“五件大事”，浓墨重彩、绘声绘色的讲述了“郑伯克段于鄢”这个千古流传的典故，也正是因为这样，“郑伯克段于鄢”成为《左传》第一典故。

那么，《春秋》开篇的“鲁隐公元年”，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第一件是“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22年）的周历三月，鲁国的鲁隐公与邾国（又称邹国）的邾仪父在鲁国的姑蔑进行会盟。至于究竟会盟是为了什么？以及做了什么，不得而知。

第二件就是“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详述。第三件是“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fèng）”，什么意思呢？就是鲁隐公元年的周历七月，周平王派遣一个名叫咺（xuān）的家臣前去鲁国参加鲁惠公的葬礼，这原本是符合礼仪的，但是咺这个家臣却闹了一个大乌龙，而且这件事后来还被《左传》狠狠地批判了一番。

第四件是“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什么意思呢？就是鲁隐公元年周历的九月，鲁国和宋国在宿国结为同盟，于是鲁、宋两国开始交好。第五件是“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什么意思呢？就是鲁隐公元年的周历十二月，鲁孝公的儿子姬益师去世，祭国的祭伯来到鲁国。

细看《春秋》第一篇，不难看出，鲁隐公元年发生的这五件大事，对春秋时期产生重大改变和影响的，唯有“郑伯克段于鄢”这个典故以及这个故事发生后的蝴蝶效应，拉开了春秋三百年诸侯混战的序幕。因为姬段与郑庄公在鄢邑决战失败之后，逃到了与卫国毗邻的共国，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复仇风暴”。

姬段的“好基友”州吁，他弑君篡位后，打着为姬段复仇的旗号，准备对郑国发起复仇之战，但单凭卫国力量是不够的，于是联系了宋国、陈国、蔡国以及鲁国，不过鲁隐公并没有参与，于是最终就组成卫、宋、陈、蔡四国联军，浩浩荡荡发起对郑国的复仇之战，结果仅仅围困了郑国东门五天之后，就被郑庄公用计逼退。

而姬段的这个好基友州吁成了春秋第一个“弑君”的人，为春秋礼坏乐崩打响了第一枪，自此之后，“弑君”这个概念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这也是为什么《左传》里开篇第一章大处落笔、大写特写“郑伯克段于鄢”这个典故的原因，而且，《左传》还提出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的评价。

对于“郑伯克段于鄢”，《春秋》三传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左传》认为，《春秋》之所以用“克”这个字，主要是诸侯国两个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谷梁传》认为，《春秋》之所以用“克”这个字，主要是表达郑庄公的“能力”，什么能力呢？“能杀”姬段的能力；《公羊传》认为，《春秋》之所以用“克”这个字，主要是“杀”的意思。

按照《春秋》三传对于郑庄公和共叔段二人的命运记载，是各不相同的，《左传》认为，姬段是在鄢邑被打败之后，灰溜溜的逃到了共国，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是认为姬段在鄢邑被郑庄公杀死。《谷梁传》公开批判郑庄公为“处心积虑”，《公羊传》公开批判郑庄公为“郑伯之恶”，所以，郑庄公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长河中，被文史学家批判的“体无完肤”，都是从“郑伯克段于鄢”这里开始的。

其实，回顾春秋早期的史实，真正意义上打响礼坏乐崩的反而是卫国的州吁，“弑君”和“篡位”这两个事情，难道还不是“十恶不赦”的吗？但是为什么，后世的文史学家要把“屎盆子”扣到郑庄公头上呢？因为“蝴蝶效应”的源头是从郑庄公开始的，一只千里之外的蝴蝶扇动一次翅膀，有可能会引起千里之外的某个地方发生一阵龙卷风，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却是整件事情的源头。

假如郑庄公没有与共叔段在鄢邑进行决战，共叔段也不会逃到共国；共叔段不逃到共国，可能就不会与州吁有“复仇联盟”的想法；如果没有这个想法，州吁可能就不会弑君篡位；州吁如果不是因为得位不正，需要转移国人注意力，也就不会发动对郑国的征战；如果州吁没有发动对郑国的征战，郑国就不会成为春秋早期的霸主；郑国如果没有“雄霸”的苗头，后面也可能就没有“春秋五霸”了；如果没有“春秋五霸”，可能后面就没有“战国七雄”了……

由此可见，为什么《春秋》要把“郑伯克段于鄢”放在开篇第一章了，因为“郑伯克段于鄢”这只蝴蝶扇动的翅膀，引起了春秋三百年诸侯混战的龙卷风，而且这个风口一经拉开，却不是短期内能够闭合上的，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江山”之后，这场长达五百年的龙卷风才得以停止。所以，“郑伯克段于鄢”作为《春秋》史书的开局，是有独特意义的，只是，这其中的真相，很多人并不清楚罢了。

【本图文由“尚书台”新媒体原创出品，作者金兰，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复制、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