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红旗下》大约写于1961年底至1962年，凡十一章，从情节发展和结构布局的趋势上推测，这似乎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开端。彼时老舍曾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向外界透露他正在写作这部小说的信息，甚至已经允诺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连载；然而他却猝然掷笔，不仅计划中的鸿篇巨制不能善终，便是写完部分的发表也随之告吹。虽然，在事过多年后的1979年，《人民文学》杂志终于在第三至五期将其连载刊出，然则老舍先生却“谢绝尘寰苦”久矣哉。
《小人物自述》则写于1937年，因抗战爆发而被迫停笔，所写曾于翌年刊于天津的《方舟》杂志第三十九期。从内容上分析，似乎是《正红旗下》的蓝本，但由于流播未广，也已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碧海遗珠”而久不为当今人所知了。1980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正红旗下》以单行本印行，1987年5月复将此两部自传体小说合成一书出版，读者终得藉此一窥作者的生平和创作思路之端倪。
留下彼时尚存的京城风俗资料
我的这册《正红旗下 小人物自述》乃是多人签名本，十几年前于某旧书网巧遇，因偶感兴趣而竞价拍得。其环衬上墨痕累累，均出名家，虽风格各异，却也颇堪寻味。其间舒乙的题签端庄俊秀，让我感到很是贴切：
“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最后一部著作，也是最好的一部，小人物自述也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可惜，两部都没有写完，是个悲剧，像他本人一样。舒乙 一九八八.一.二十四 于幽州书屋”
以下依次是苏叔阳、孙竹、梁衡的签名，页面下方偏右是一枚刻有“幽州书屋”的阴文印章。
舒乙是老舍先生之子，其对父亲生活和创作情况的了解，较之旁人理当真切。我之所以如此认为，实非附和。我早就读过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牛天赐传》等小说，但觉得《正红旗下》的艺术水平，实不在以往所读诸作之下，也完全可以与现当代其他作家的同类作品颉之颃之。我甚至觉得，自己从《正红旗下》所了解到的有关老北京的知识，甚至比素昔所读的一些专门写“老北京”的书还要多些。比如彼时的“京味儿”语言——旗人称呼自己的母亲为“奶奶”，“把”就是“爷”的意思，“拉骆驼”即刮鼻子，天牛俗称“花布手巾”，而小贩“赛梨耶，辣来换”“卖半空多给”的吆喝，如今的北京人知道其意者大抵也不多了。有一段描写“洗三典礼”的过程，吃的、喝的、家用物什及场景、人物等等，虽以白描出之，其情景、形象却宛在眼前；尤其是白姥姥“洗三”的祝词：“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仅凭这声口，读者大约不难想见人物性格和形象的一面，岂止文字功力了得，且也留下了彼时尚存的京城风俗资料。
“印魔”孙竹与“幽州书屋”
其他签名的三位中，苏叔阳、梁衡乃当代文坛名宿，似不必作更多交代；对于多数书友来说，只有孙竹或感陌生。据我查得，孙竹祖籍河北玉田，生于1918年，2004年在唐山去世。他十岁随父入京就学，一生痴迷书画创作，尝与齐白石、陈半丁、于非闇、李苦禅等交游，尤以篆刻用力最勤且成绩不俗，一生手刻印痕三万余方，得雅号“印魔”，有《印魔集》行世。推测其彼时与舒乙和苏叔阳、梁衡有所过从，因受邀来为读者签名，似也在情理之中。由此似亦可推测，“幽州书屋”的印章或出自孙竹之手，然而我仔细查阅了《印魔集》，未见此方入选，是耶非耶，殊未敢必。
话已至此，则“幽州书屋”也该有个交代。据我了解，这个书屋以主营文学、文化类图书并兼售“京味图书”为其特色，地址在如今的东城区北新桥十字路口西北角，是个大约40平方米的门脸房，于1985年8月25日正式开业。彼时北京的特色书店还不多，“幽州书屋”甫一开张即受到广泛关注。1986年，主办者之一舒乙创办“幽州书院”，地址在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万寿寺内西侧，并将“幽州书屋”更名为“幽州书院院办幽州书屋”。
如此说来，这册《正红旗下 小人物自述》签名本的由来似乎是清楚的。即是说，此书的持有者于1988年1月24日在“幽州书屋”得书，并请恰好在场的舒乙等名家给予题签。
考证汪曾祺题签落款日期之谜
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因为在扉页上，尚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即汪曾祺的题签：“焦尾琴 汪曾祺。”
仅是这“焦尾琴”三字即已足堪品味玩索。《后汉书·蔡邕传》有言：“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我推测，汪先生于纷挐之典中偏要拈来如此一出，除却对师友作品的推重之外，似乎还隐匿着他态度上的一点矜重，以及一丝恍惚的身影。当年他能够成为《说说唱唱》的编辑，其中就有老舍的赏识、拔擢因素。之后他们渐次成为忘年交，汪乃至成为老舍家的常客，他们一起赏花识草，谈书论画。汪曾祺虽师从沈从文，然而也很难说其不曾受老舍的一丝影响。如今面对长辈、好友遗著的出版，其感觉、认知、理解、情怀、思绪，岂能与他人相同，“焦尾琴”固有“美音”，但他或许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知音。
汪曾祺的题签未留下落款日期，难道是持书者于日后在别处请汪先生补签的吗？这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谜题。
为破解这谜题耗费我时日和精力多矣哉。直到某日闲览徐强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就在“1988年 68岁”这一编年里，白纸黑字赫然入目：“1月24日出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幽州书院在北京联合举行的话剧《太平湖》公演、《老舍之死》一书新闻发布会，并做发言。”时间与舒乙等人的落款相符。然而又见“年谱”同页同条注脚有云：“有关报道见《戏剧电影报》1988年第3期（1月17日出版）”。据此，我又特意购来该期报纸，查到当日参与其盛者，尚有曹禺、于是之、吴祖光、刘绍棠等等，还特别提到“老舍生前好友汪曾祺等相继发了言”。但报道分明是“1月17日出版”，即是说发布会至晚在当日也已进行完毕，则汪曾祺缘何又会在“1月24日”出席这个发布会？看来“年谱”是将汪氏在1月24日参加的其他活动混同于发布会了。不过歪打正着，这也提醒我，汪氏在1月24日应该是参加了某项活动，而这项活动或许也与舒乙主编《老舍之死》的首发有关。循此思路，我又查《汪曾祺1000事》，然而未见载此事。
不得已我只好微信向签赠此书的作者之一、好友李建新求教。在建新随即传来的《老舍之死》的签名本书影上，清晰可见汪曾祺和前述几位均落墨于同一页上，而落款时间和钤印也完全相同。据此，我们无妨说，此乃“幽州书屋”组织的一次以签售《老舍之死》为主的活动，而汪曾祺也确实参加了这次活动。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幽州书院”更名后或已随书院迁址，舒乙和汪曾祺等人乃是在书院内的“幽州书屋”为持书者题签。于是我再次陷入迷茫阵中。
转机往往会偶然出现。某日与青年作家侯磊贤弟小聚，席间我随口向他提起此事。不料第二天他便微信给我传来一篇没有作者署名的网文，此文写于2011年5月，题为《记忆中的“幽州书屋”》。文中透露，自书屋开张后这位作者经常去购书，1988年初出国留学，此后每年回国探亲都会抽空“专门去幽州书屋看看”，云云。这至少证明，在1988年年底以前，“幽州书屋”虽已是“幽州书院院办”，却并未随书院迁址。不仅如此，侯磊又帮我向多位到访过“幽州书屋”的文化前辈请教，也证实“幽州书屋”从未迁址。这已经可以坐实，就在话剧《太平湖》公演和《老舍之死》一书首发新闻发布会之后的第7天，也就是1988年1月24日，舒乙组织汪曾祺等人在当年的雍和宫北大街183号，也即如今的北新桥十字路口西北角，“幽州书院院办幽州书屋”举办了一次以舒乙主编的《老舍之死》为主的签售活动，而于此时此地购买了《正红旗下 小人物自述》的读者因得以请他们题签留念。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群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