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家都对1932年的宁都会议讳莫如深?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文山聊武器 2024-12-22 07:38:37

我们在学习中国革命史低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当年中央苏区遭到的五次围剿。前三次都是在毛泽东带领下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第四次的领袖却换成了周恩来,第五次反围剿更是换成了李德,导致直接失败,这才使得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

毛泽东失去红军的领导权的关键事件,就是宁都会议,但是大家对这次会议却一直讳莫如深,以至于资料都很少。

那到底宁都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毛泽东会失去领导权?会后又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一一道来:

第四次反围剿前后

1931年底,周恩来秘密从上海出发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这次行动是跟共产国际对苏区的工作和红军建设的重视有关。

其实早在周恩来抵达苏区前,党内就已弥漫着“左”的情绪了。先是李立三冒险在大城市发动暴动失败,之后在1930年6月19日,共产国际的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了这样的指示:“苏维埃政权要扩展到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城市,这样的城市应成为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基地,同时也是我们在政府中领导作用最可靠的保证。”

就这样,苏区应该向大城市发展这种冒险主义情绪高涨起来。

1931年5月7日,刚从中国返回的米夫和盖利斯在共产国际做长篇报告,两个人天真的认为“我们的前景十分良好”,“南京政府正在走向彻底崩溃,陷入全面的政治危机,其必然结果将是南京政府被推翻”,现在“就要求占领一些中心城市”!

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王明等人开始在党内宣传“进攻路线”!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他明确提出要“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并要求中央苏区尽快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将目前分散的各苏维埃根据地联成一片,夺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这种提议,和毛泽东的想法直接产生了分歧。毛泽东觉得现在红军的力量还不足以攻取大城市。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内部,红军的当务之急是开展打土围、拔白点的工作。

从上海赶来的周恩来是带着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来的,自然是支持夺取大城市的“进攻路线”,这也跟毛泽东产生了不同意见。

最终,势单力薄的毛泽东只能妥协,不过在他的争取下,中央苏区的进攻路线改为攻打赣州。

苏联解体后,曾经公布了一些当年的档案,其中有一份档案是1932年5月3日由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联名从瑞金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电报将毛泽东的主张视为“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并声明“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这条路线。”

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是有理由的,他认为赣州三面环水,城高池深,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后来的事实也正如毛泽东的预料。

但是,败仗也没有让中央局改变策略,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走的还是夺取大城市的路线!

实际上,这条路线是非常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是满盘皆输。好在,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此时的毛泽东还是红军的主要领导指挥,继续指挥前线作战。在毛泽东精妙的指挥下,部队虽然没能夺取大城市,但是也打出来乐安、宜黄大捷。

但在胜利后,毛泽东没有按中央的指示去进攻吉安,反而向东出发,去攻南城。

1932年8月26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南城近郊的大竹山附近。但此时的南城已集结了反动派17个团将近4万人马。毛泽东见此情况,把红一方面军撤至南城至南丰至宜黄两线,发动群众筹款筹粮,养精蓄锐等西来增援的陈诚、吴奇伟等敌进至合适地点,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虽然仗打的漂亮,但是毛泽东两次改变作战方向,严重偏离了中央进攻大中城市的路线。中央局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此十分恼火。

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观点”“是保守,是退却”。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但考虑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在红军中的威信,不好点名批评,但也要调回后方作工作!

后来大家都不愿意在提宁都会议,就是因为,一来这是党内部的一次风波;二来,因为毛泽东失去领导权,导致后来遭受的重大损失。

宁都会议

1932年10月8日开始,在宁都地区举行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宁都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任时、毛泽东、项英、王稼祥、顾作、朱德、邓发等人。会议的主持人是周恩来。整场会议本来是要讨论苏区接下来的进攻路线问题,但是却演变成了如何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和对毛泽东的批评。

在会上,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认为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这明显是要布署大举进攻!此时应该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备战,争取群众、扩大苏区的同时,加强部队的训练,和敌人争取北面的地区和群众!

在宜黄、南丰之间布置战场,如果敌人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就可以靠提前的布置,在这一带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事实证明,毛泽东在战略上的预见性是超人的,他的这个部署几乎遇见了两个月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全部动向,也为日后开展的第四次反“围剿”作了充分准备。

可后方中央局的项英、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人,却不顾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只是对毛泽东多次不理睬中央指示,违反进攻大中城市的路线异常恼火。同时还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斗争。并把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王明

对项英、任弼时等人的指责,毛泽东难以接受,他在会上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对于毛泽东这种坚持正确意见的态度,项英很不满意。他说:“我认为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让他继续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应回后方专负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同志负战争的总责。”

任弼时、顾作霖也都同意了项英的意见。见此情况,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心里明白,这些人背后是博古和共产国际的王明,他自己明知道毛泽东是正确的,但是也独木难支。

为了保住毛泽东在军中地位,周恩来想找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他认为有的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没有错,但是有些过分了。他提出了两种折中的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留在前方协助;另一种是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只可惜,周恩来的正确意见也被项英、顾作霖等人反对。

毛泽东已经洞察力一切,明白这些教条主义的者只会自以为是,他们既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懂军事指挥。只会说什么“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于是盖棺定论的给了个自己的意见:“大家说了很多,我也说几句,所谓天下无常是,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日所弃,后或用之,是有道理,也算一种辩证法。”

这句话说完,全场都安静了。项英和工人出身的顾作霖根本没听懂,赶紧转身去问任弼时。任弼时这才给他们解释,这是列子里的话,说天下没有永远正确的道理,也没有永恒错误的道理。以前认为好的事情,现在可能就不是好的。但是未来也可能还会变成好的。

一番解释后,两个人才听懂,顾作霖愤愤然说:“这就是拒不承认错误的表现!”项英也跟着说:“对,这就是准备要日后东山再起再做反扑。”

从这里就看出,项英二人是什么水平,即便有了任弼时的解释,也完全理解不了毛泽东的深刻用意。

毛泽东看着这一切,心中明白,不愿意在跟他们起争执,于是萌生退意,当即承认自己有错误,并表示自己留在前方指挥部队不合适。正好自己身体不好,经常咳血还有发烧,想向中央请个假休养。

周恩来看在眼里心中无奈,只得批准毛泽东的请假,但是也留下了一句话——“必要时再回前方”。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专程到毛泽东的住处告别,并且向他询问下一步的军事动向。

毛泽东简单的回答:“再向东北。”

随后毛泽东就偕贺子珍回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失去毛泽东的红军

毛泽东休养不久,第四次围剿的来临了。这一次的蒋介石信心满满,他调动了30多个师的兵力,以何应钦为“围剿”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分左、中、右三路进攻苏区。

得到毛泽东指引的周恩来,果然在毛泽东之前预设的战场——南丰宜黄一线与敌作战,也就是毛泽东预估的“再向东北”方向,声东击西,利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呢,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可是到了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动百万大军“围剿”,这一次,不禁毛泽东彻底“靠边站”,就连周恩来也被调回瑞金,前行指挥成了两个外行——“博古、李德”。

这两个外行倒是严格执行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居然主张跟敌人硬碰硬,完全抛弃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正确建议。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

即便在长征的开始阶段,错误路线和错误领导下,红军在湘江等战役下也损失严重。直到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才将红军和中国革命在危急存亡的边缘拯救回来!

参考资料:

1.宁都会议若干问题释疑 郑德荣,李洪河 党的文献2002-07-15

2.再探宁都会议的起源 周利生 探索与争鸣2009-01-15

3.宁都会议 党史天地20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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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聊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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