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库本·聊斋新义》是金城出版社发行的一套《汪曾祺文库本》中的一本，其中收录了汪曾祺创作晚期（即1987至1997年）的29篇短篇小说，包括13篇改写自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聊斋新义》，以及16篇新笔记体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充分展现了他“衰年变法”的雄心，值得读者细细品味、研究！

《汪曾祺文库本·聊斋新义》

据了解，文库本是源自德国、日本的一种图书出版形式，一般为平装64开，以开本小、易于携带、方便阅读、定价低为主要特点。汪曾祺的作品非常适合做成文库本。不仅因为其篇幅短小、读者众多，也因为文库本的形式更契合汪曾祺文字闲适、淡雅的气质。而我之所以会对这本《聊斋新义》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聊斋志异》，所以很好奇汪曾祺会把蒲松龄笔下那些奇闻异事改写成什么样。这本《汪曾祺文库本·聊斋新义》体积虽小，但其中还有编者杨早撰写的序言。于我而言，这篇序言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这本《聊斋新义》对于汪曾祺创作晚期的重要意义。

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汪曾祺

此前，我也看过其他作家对于传统故事的改编，比如《御伽草纸》就是太宰治对民间故事的改编；芥川龙之介的名作《竹林中》也并非他原创，而是以《今昔物语》中的一个小故事为蓝本再加工的。但显然这些文豪基于原故事的再创作，为那些耳熟能详的人与事注入了新的灵魂与活力。如杨早在《汪曾祺文库本·聊斋新义》序言中提到的汪曾祺的“衰年变法”，正是汪曾祺在创作生涯晚期一次有意识的主动求变。对于这种试验性的改写原有的传说故事，汪曾祺曾表示，中国的许多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从六朝志怪到《聊斋》，都值得重新处理，从哲学的高度，从审美的视角。

《汪曾祺文库本·聊斋新义》中收录的13篇《聊斋新义》，通过汪曾祺的改编，普遍为古代奇闻异事注入了现代意识。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改编自《聊斋志异·促织》的《蛐蛐》一篇。《聊斋志异·促织》讲述的是一个由促织引出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一位叫成名的文弱读书人被硬派以里正之职，为完成横征暴敛的差使只得用微博的家产补贴，不到一年家产就已经赔光，上面却又让他进贡促织。成名迟迟交不上促织一再受到板刑。他的妻子向驼背巫婆求得一卦，成名按卦中提示终于找到一只硕大的促织。却不料，他淘气的儿子不小心把促织弄死了，甚至为了谢罪跳井，被救后尚有一丝气息。半夜，成名在门外又发现一只个头很小但却很有战斗力的促织。后来，成名因为进贡这只小促织得以中了秀才，他的儿子也复原了。

《聊斋志异·促织》通过描写成名一家的不幸遭遇，深刻揭示了为政者之贪婪、凶残、自私，批判了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横征暴敛的罪恶，表现了老百姓为生计奔波的劳苦、辛酸和艰难，寄托了作者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而汪曾祺把这个原本拥有圆满结局的故事，改编得更加凄惨、可悲了！其中最明显的改动就是针对成名儿子的，汪曾祺把这个孩子写死了，让这个九岁的孩子为封建官僚制度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而做实了“苛政猛于虎”。

汪曾祺改编后的《蛐蛐》为成名的儿子取名为黑子，还为这个九岁的孩子安排了性子倔、爱打架、打起架来拼命的人设。最重要的是对故事结局的改编，汪曾祺以托梦的形式让原本一直半死不活的黑子向成名夫妻亲口说出了：后来那只成名进贡的黑蛐蛐是黑子变的。黑子想变回人，却变不回去了，且大限已至。而随着黑子的死，进贡到宫里的那只黑蛐蛐也死了。

据汪曾祺在《石清虚》一篇之后的后记中所述，“《促织》本来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揭露性的悲剧，原著却使变成蛐蛐的孩子又复活了，他的父亲也有了功名，发了财，这是一大败笔。这和前面一家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绪是矛盾的，孩子的变形也就失去使人震动的力量。蒲松龄和自己打了架。迫使作者于不自觉中化愤怒为慰安，于此可见封建统治的酷烈。我这样改，相信是符合蒲老先生的初衷的。”

在我看来，汪曾祺对《聊斋志异·促织》的改编，确如他自己所说，更符合时代特色。比如《蛐蛐》中去除了迷信的算卦，而是以梦境的方式获得蛐蛐的位置信息。同时，黑子的死也更符合悲剧故事的发展逻辑。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或许是时代的不同，如今看来也不太合理。汪曾祺这篇于80年代末改编的作品中，关于进贡蛐蛐后获得封赏一事，从巡抚到县令，再到成名，也算是层层受益。按说层层问责是常事，难得巡抚和县令都如此有良心，这和最初所要表达的层层剥削略显违和。一般情况下，要么是皇上直接封赏所有相关人员，成名也在其中，赏谁什么全由皇上决定；要么就是只对相关官员进行封赏，至于对成名的嘉奖就全凭县令喜好了。

但我必须承认，汪曾祺对13篇《聊斋志异》的改编是非常有意义的，仔细想来这不是一般作者就可以轻易做到的。要想成功改编前人的名作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毕竟一旦改不好，很容易遭到读者的残酷指责。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少有作家效仿。由此可见，能像汪曾祺这样具有“衰年变法”的雄心，是十分令人钦佩的。而且对前人名作的改编，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可以为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注入一些现代主义的思想意识，让那些传统故事也能与时俱进绽放出新的光彩。

在《汪曾祺文库本·聊斋新义》中，相较于那16篇汪曾祺创作的新笔记体小说，我还是更喜欢他那13篇《聊斋新义》，或许我只是不喜欢那些类似于街头巷尾八卦艳事的内容。不过，在那16篇新笔记体小说中，有篇很有“聊斋”意味的《名士和狐仙》也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不仅极具汪曾祺的老家高邮的地方特色，而且两位主要人物的形象也刻画得十分生动，性格特征鲜明。

《名士和狐仙》的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位名叫杨渔隐的高门望族后人，丧偶后续弦迎娶了昔日照顾他夫人的女用人小莲子，并教她写字、作诗，带她游山玩水，对她更是尊重有加。杨渔隐病逝后，小莲子把他的身后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之后她也不见了。杨家厨子老王偷了小莲子的泥金折扇，有人看到折扇上小莲子的字后推断她是狐仙。透过这个故事，汪曾祺展现出了一种超脱于世俗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故事中的名士杨渔隐乐观、豁达，还拥有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不为世俗所困，或许这也正是汪曾祺的人生哲学。

总之，我觉得《汪曾祺文库本·聊斋新义》中收录的29篇短篇小说，普遍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同时兼具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汪曾祺很擅于捕捉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并运用简练而富有韵味的文字描绘人物和环境，还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巧妙融合，践行着他的“衰年变法”。他所秉持的这种文化传承且与时俱进的文学创作思想，非常值得后人学习、效仿！（作者：李淑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