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自十多年前中国功能机手机制造业全面撤出印度市场后，今年再次迎来中国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制造业陷入困境。据了解，就在近期，在印度运营智能手机制造的多家中资企业，遭遇到了资产变卖、巨额罚款事件。
印度中资手机制造产能遭遇“血洗”
据产业链传出的消息显示，今创集团旗下的合资公司金鸿运电子（印度）有限公司（KHY），近期与印度企业重组，出售约70%资产给印方，金鸿运将失去KHY的控制权。以上信息与KHY高层确认，回复称“不实”。
另外近两年在印度市场上获得智能手机大卖的中国品牌传音，也传出制造工厂被迫卖给印度ODM商DXION迪克森技术公司的传闻。同时DXION还将开建第六个手机制造工厂来承接更多的手机代工产能。以上信息与传音官方确认，未曾回复。
消息称DXION正在就收购中国传音控股当地手机制造部门的多数股权进行初步谈判，传音的印度业务价值约为70亿卢比。
传音总部位于中国深圳，该公司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智能手机销售商。过去一年，传音已成为竞争激烈的印度市场中的竞争者之一，而小米和步步高电子等其他中国重量级企业，已在印度市场激烈竞争了近十年。除了传音之外，传音还在印度销售Itel和Infinix品牌的智能手机——其中部分Itel手机也与iPhone非常相似。
除终端品牌的制造产能要移交给印度资本外，上游供应链的中资企业也遭遇到了麻烦。就在DXION与传音谈判进行之际，中国公司在手机生态系统中的运营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据知情人士透露，作为一项非正式授权的一部分，印度联邦政府希望印度企业和高管对目前由中国手机品牌主导的印度手机行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传出印度要求中资企业高管中必须有印度人担任要职。
据称为印度手机制造配套的显示模组大厂，联创、同兴达在印度的制造工厂，也各自收到了40亿罚单，如果执行下来，几乎是对两家企业的灭顶之灾。
产业界人士表示，印度对中资企业已经没有了耐心，除了苹果和三星外，他们急切的希望能控制住所有印度境内的手机制造业，甚至早前已经一些苹果的手机代工工厂，早前中资的一些ODM企业，都已经并入到了印度本土的ODM企业手里，现在他们也希望中资企业的产能全部掌握。
除了终端产品的组装产能外，印度也对手机制造的上游供应链中资企业眼红已久，他们认为这些对这些产能的掌握，才能避免出现类似中国本土手机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多次遭遇的“缺芯少屏”危机。
为了给这些企业压力，印度不但从各种行政检查、行政处罚上不断扰乱中资企业在印度的运营外，印度中资企业的高管也常常被殃及。如印度德里的地方法院于去年12月30日宣布批准了3名中国企业高管的保释申请。据悉，这三名中国企业高管一共花费了将近2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7万元）的保释金才得以脱身。此前他们曾经被印度政府指控犯有洗钱罪。值得一提的是三名高管虽然获得了保释，但仍然禁止离境，且期限为三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20位中资企业高管因为印度方称未说清楚企业是否存在违规而禁止离境，印度策略从“攻企”转为“攻人”。
针对印度频繁对当地中资企业下手的现象，英国著名的媒体《经济学人》的评论员在一篇专题文章指出：“印度政府正在刻意使用某些工具，使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困难或不可能。”
在这种背景下，中资企业再进入印度市场投资基础产能建设，已经没有了任何获利的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资企业参与所谓的“印度制造”，除了白送装备与技术外，完全没有了投资意义。
印度制造的“甜枣”与人口大市场的诱惑
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印度制造”的口号。随后印度开始要求国外品牌进入印度市场，就必须在在印度国内建厂，解决印度的就业问题，基本是以就业换市场，并扶持自己的民族品牌。为了获得这个人口数量与中国比肩的潜力市场，小米、OPPO、vivo等手机厂商都在印度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工厂。
当时印度为了鼓励国内约10亿规模的劳动力释放，印度政府开始重新审核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提出了“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从而限制电子领域产成品和半成品的大量输入。例如降低电子产品原材料的消费税，而对进口整机收取25%~30%的惩罚性关税。
同时印度经济特区内的生产制造企业，自企业开始经营五年内，其全部出口利润均可在税前扣除；企业在制造业务、生产业务和发电业务中使用的新机器、新设备，可按照机器或设备实际成本的20%进行加计折旧。
在吸引国内手机前来建厂的过程中，从2017年开始，印度不断提高关税，国产手机厂商不得不从整机进口，过渡到SKD半散件进口，过渡到CKD散件进口，与此同时，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业配套企业也随之建立起来，诸如充电板、低端耳机、充电头数据线等已经实现印度本地生产，莫迪“印度制造”的口号也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2019年初今创集团旗下的合资公司金鸿运电子（印度）有限公司（KHY）在印度北方邦洛伊达建成具有16条SMT生产线的工厂，成为印度第三大，也是整个印度北部地区最大的手机代工企业。
而早在2016-2017年，传音就在印度Noida搭建制造设施，它还聘请当地团队负责运营。传音在印度销售的手机约有70%产自Noida工厂，其它则由DixonTechnologies和BPL代劳。有些传音手机是专门针对印度市场设计的。
2017年传音在印度推出5款手机，但是自此之后直到2023年传音在印度都很谨慎，没有推出多少新机，也没有多少营销。到了2023年，传音突然加快在印度的扩张步伐。2023年前8个月传音一口气推出17款Tecno手机，还准备再推出13款。去年它还以Itel品牌在印度推出最廉价5G手机。传音在印度的营销预算增加一倍。传音聘请宝莱坞明星DeepikaPadukone和HrithikRoshan分别担任Tecno、Itel品牌大使，给至少一座德里地铁站冠名。传音还给零售商更高的分成。在印度北方邦，零售商每卖出一台传音手机可以获得5%利润分成，比小米的3.5%和三星的2.5%都要高。
印度最新税法修订法令规定，在2019年10月1日（含）之后注册成立，且在2023年3月31日（含）之前开始生产的，首次投资制造业的新设企业，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可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再加上10%的附加费和4%的附加税，企业实际税率为17.16%。
“制造业是印度未来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印度二十几个邦都在竞争招商引资，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根据公司的总投资额、业务模式、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会进行不同额度的投资财政返还，返还额度占总投资额的30%~100%不等。”
对于利润率较低且竞争尤为激烈的手机产业而言，关税的变动无疑是巨大的成本支出。在贴近品牌商和用户的原则下，手机上下游产业链陆续奔赴印度建厂。
甚至到了2020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还宣布对进入印度市场的企业提供总额达66亿美元的奖励，目的在于吸引世界智能手机制造商投资印度。
不过不久后的2020年7月4日，莫迪就宣布启动一项名为“AtmaNirbharBharat”的创新项目，其含义是“印度自给自足”。
贸易保护已较为显现的南亚大陆，并不新兴与稳定
从增速看，印度是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国家，这个南亚大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在全球市场增长停滞，多数行业都进入存量市场的阶段，印度的市场需求释放，对于掌握了成熟技术与丰富产能的中国手机制造业来讲，吸引力当然不小。
印度从北到南汇聚了OPPO、vivo、合力泰、长盈精密、裕同科技、欣旺达、闻泰、华勤、瀛通通讯、光弘科技、华星光电、同兴达、联创、比亚迪电子等企业。这些企业已经深度融入当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锂电池、摄像头模组、线材、指纹模组、显示屏模组、组装代工等等。
小米每季度在印销售的近一千万手机基本都在当地组装生产。可以说，印度智能手机产业链是在中国企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2013年~2019年，掀起了一股印度“淘金热”，小米、vivo、OPPO、传音控股等手机企业最为典型。
然而印度也是全球最不自信的经济体之一，自立国以来，不但政策变换频繁，而且每当国际品牌在印度经营出现起色时，印度都会以各种莫须有名义进行打印，甚至“秋后算账”，本来因为正常产业更替的业务退出，一般都会成为印度本土的“强大”摧毁了“世界列强”的绘本故事。不完善的基础设施、频繁变化的政策法规、纷繁复杂的税款条例、工作方式和社会认知差异、营商信用环境等，都成为跨国公司进入印度市场的潜在风险。
由于大国博弈的考量，当前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态度趋于谨慎或者说苛严，不管是中资企业在本地的正常运营受阻，而且从原材料进口、人员签证，货物清关上，全力拖延阻击，阻止中资企业在印度本土做大做强。当下的印度，绝非出海的最佳选择，更像是一场艰难的试炼。
据一些投资人士分析，一定不能忽视印度税款的复杂程度，尤其是数字经济这一新兴产业，印度的相关税法还在不断变更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变更、补充和修改涉及面非常广，一旦造成税务争议诉讼，将对企业造成极大的时间成本。而这也是印度对中资企业下手的最主要手段。
印度税务机关倾向于对整体合同的利润进行征税，即使项目的设计、工程和供应相关活动发生在印度境外，也要进行征税。而且原来“根据公司的总投资额、业务模式、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会进行不同额度的投资财政返还，返还额度占总投资额的30%~100%不等。”，“企业在制造业务、生产业务和发电业务中使用的新机器、新设备，可按照机器或设备实际成本的20%进行加计折旧。”等条款，也成为很多中资企业在印度投资时常踩的坑，前期为了获得返还所申报投资部分中，进口的设备与原材料，成为后期税务检查时高额税务罚款的“证据”。
因此印度政府所谓的“优惠政策”，其实一点都不优惠，如果不了解印度的税法，中资企业在印度进行制造业产能投资，完全没有啥成本优势可言，最后的代价远比从国内出口零部件，交高额的关税后，成本还更高。
所以在经历了2014年~2019年的中资手机制造业企业印度投资热之后，2020年开始印度市场就从原来的“稳定、新兴市场”，变成了一个营商环境动荡不安的市场，频繁的“逃税”、“洗钱”审查，令许多中资企业不胜其扰。
除头部品牌已经产生外，印度政府对外国厂商的排斥与打压也使营商环境更趋恶化。2022年，印度政府对小米实施了65.3亿卢比（约合5.6亿人民币）的罚款，此后还指控其非法汇款，冻结其约48亿元银行资金。除小米外，vivo、OPPO和传音也被指控逃税、避税，强制缴纳税款与罚金。
事实上，即便是为头部品牌服务的手机制造业企业，或头部品牌本身，在印度的经营也并不顺利。如富士康从2008年开始布局印度市场，但由于员工罢工、纵火、税务检查等原因，富士康在印度的运营一直波折不断，无法真正扩大规模。甚至到2017年引入苹果手机制造后，富士康，以及其它为苹果代工的ODM手机制造企业，仍然被印度的资本、税务、地方势力不断冲击。
一直到疫情期间印度经济增长停滞，印度部分地方邦政府才下定决心给富士康“超级国民”待遇，让其工业区成为“特别封闭运营园区”地位，除非取得邦政府的授权，下面执法部门不得随意闯入园区进行滋扰，才让富士康的苹果代工业务不断放大，成为苹果进入印度市场的最大助力。即便这样，富士康在印度的其它投资，仍然需要与印度本土资本进行合作，出让大部分利益后，才能以技术服务的轻资产模式进入印度市场。
而除了在印度布局制造业产能外，还在印度销售手机的中资企业，在已然产生的罚没成本外，或许还面临核心价位产品被禁售风险。据报道，印度计划限制售价在12000卢比（约合150美元）以下的中国手机设备。而中资品牌手机有很多机型价格大多处于这一区间，若该计划实施，这些品牌手机在印度的销量或面临崩盘。
中资企业在印度开始转向轻资产，以方便抽身
从曾经的淘金热土，到如今的态度冷淡。面对瞬息万变的海外经商环境，中资企业在印度开始转变策略。
据了解，多数中资企业在印度的投资思路，已经在疫情前就开始考虑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从投资设厂转为技术输出与服务配套。而已经扎根印度的企业，展现出了韧性、快速应对和经营智慧，部分企业开始引入印度资本，并吸纳印度员工进入到高管管理阶层，这样即便是中方员工进入印度的行程受阻，在印度的工厂生产进度也不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另外是尽量减少从中国内地采购上游原材料与零部件，只要印度本土企业能生产的原材料与零部分，都尽量在当地采购完成，在印度的中资企业之间，也开始互相整合资源，就近打通配套产业链，中资企业从最早的产能投资方，转变为印度手机制造产业链的技术与服务资源整合者。
中资企业从印度手机制造业不断抽身，不管是受印度本土资本与企业的竞争压力停止扩张，还是来自政府政策的打压被迫出清业务，在不再对印度市场输出先进装备与高端原材料，有利于印度本土企业成长的同时，中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服务经验，仍然是印度市场急切需要的资源，中资企业能够认清印度市场现实，从被动的产能投资，转向主动的方案整合服务商模式，说明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方面，已经日渐成熟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