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农历七月十八日，61岁的嘉庆皇帝出发前往热河避暑山庄，准备进行一年一度的秋季围猎。
立秋已有近二十天，但天气依然闷热难当，加上嘉庆本来就胖，七月二十四日到避暑山庄的时候，嘉庆出现了严重的中暑症状，第二天病情急剧恶化。
嘉庆倍感自己要不行了，让军机大臣打开装有秘密立储诏书的“金匮”，明确了由皇二子绵宁继承皇位。
戌时（晚上7-9时），嘉庆就咽下最后一口气。
五天后，绵宁成为了大清新一任皇帝，为让天下人“避讳”方便，他把名字改为了“旻宁”。
旻宁深知嘉庆在位二十多年，大清国势一天不如一天，官场“因循怠玩”的风气有增无减，贪官污吏遍地皆是，民间因此冤案累累、变乱迭起。
因而登基之初就决心整肃官场风气、重振国势，每天忙到深夜。
但刚登基不到一个月，发生了一件轰动京城的案子，突破了他对大清官场的认知……
02
九月廿四日的黎明时分，和往常一样，是京城各部衙门开门的时间。
当天安门前千步廊（位置即今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刑部衙门的大门也被缓缓打开之时，竟有一具男尸躺在血泊中！
大约四五十岁，右手持刀，刀上有血迹，脖子上有一伤口，血液就是从这个伤口喷涌而出。
左手还握着一封状子。
经勘查，刑部官员认定此人系来京进行“京控”的人员。
什么叫“京控”？
按大清司法体系，刑事案件一般由县一级初审，府一级二审，按察使衙门三审，最后巡抚（不设巡抚的省则由总督）终审。
终审后，如果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可以进京申诉。
这就叫“京控”，算是大清留给民间最后一个寻求司法公正的机会。
之前二百年间，上京“京控”的人并不罕见，但没有过特别极端的案例。
现在居然用自杀这种方式，而且还是在刑部衙门大门口，这就非常轰动了。
很快传遍京城，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
新皇登基三把火，两天后，刑部就将初步调查结果送到了。
原来这起自杀事件，源自四年半前的一件命案......
03
那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三月初一，安徽省宁国府（今安徽宣城）泾县的知县清宁接到报案，报案人称他的父亲徐飞陇，被人发现死在了泾县乡下一个叫八门口的地方。
他怀疑父亲是被人打死。
清宁马上前往现场勘查，仵作洪椿发现死者的伤势都在腿部和脚部，致命伤在腰部，于是做出“死者系从田埂上摔下，腰部磕到石头，造成命门筋脉断裂而死”的结论。
随后，清宁又审讯了发现尸体的证人李象。
李象说，他昨夜在家里听到屋外有打斗的声音，没敢出门。
早上出门，才发现死者。
清宁是旗人出身，文化水平一般，更缺乏刑侦断案的经验和知识，听李象这么一说，和洪椿做出的尸检结果比较吻合，于是就认定此案是徐飞陇当晚和人发生打斗，追赶对方或者逃跑时不慎从田埂摔下，导致意外死亡。
可闻讯赶来的徐家人坚决不认同“意外死亡”的结论，认为老徐是被仇家打死的。
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和徐家一直有仇的章家人！
徐家和章家的恩怨，早在乾隆十年（1745年）就结下了。
当时两个家族为了争夺一片山场的所有权，官司打了好几年。
最后官府把山场判给了章家，徐家人从来就不服。
两年前，因为遭遇灾荒，徐家人到那片山场上挖野菜、采蘑菇，遭到章家人阻止，结果爆发了两个家族的大规模群殴。
徐飞陇暴亡，徐家人就认为是章家人使得坏。
偏偏这时，证人李象突然又改了口，说当晚曾看到章家人围殴徐飞陇。
这下徐家人更是义愤填膺，要求清宁审问章家人。
清宁水平一般，但脑子还不算糊涂。
李象前后口供不一致，章家人又坚决不认，他也不敢妄下结论。
思虑再三，只好做出了“或系他处斗殴致死，被移尸该处，详请另缉正凶”的含糊不清的结案意见，上报到了宁国府。
宁国府再上报......最终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安徽巡抚衙门支持了泾县衙门的结案定论。
徐家人不服，于是想到了最后的办法——京控！
04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十月，徐飞陇的长子徐荣生千里跋涉到了京城，向都察院递上了状子，要求复查父亲遇害一案。
都察院受理了他的状子，并且按照惯例，又将此案发还给了安徽省，要求安徽省复查。
安徽巡抚康绍镛头就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嘉庆皇帝还在位，他特别强调对“京控”的案子要重视，要通过“京控”，最大限度发现和处理下面的冤案。
因此嘉庆朝的“京控”案件特别多，搞得各级官府工作量倍增，大家都怨声载道。
带着这种情绪，康绍镛在重审还没开始就对徐家人产生了负面的印象。
就在重审的过程中，康绍镛又得知了一个事实——
为了让证人李象证明确实是章家人围殴了徐飞陇，徐家人给李象出了盘缠，让他来省城作证。
这样一来，老康就更加对徐家人印象不佳，认为这是徐家人在收买证人，企图诬陷章家人。
不但没有支持徐家人的控诉要求，反而要追查徐家人的“诬陷”之罪。
徐荣生被一顿大刑伺候，实在吃不住，只好认罪画押。
这一下，可就彻底激怒了徐家人，他们决定第二次“京控”！
05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八月，徐荣生的弟弟徐芝生再次跑到北京，向刑部衙门告状，要求复查此案。
刑部又将案子发回安徽省重审。
此时的安徽巡抚已经是吴邦庆了。
老吴因为刚调到安徽，没碰过这个案子，指令由安庆知府申瑶和凤颖同知陈斌主持重审。
可是老申和老陈之前恰恰就是参与此案重审的官员，怎么可能自己打自己的脸，推翻原判呢？
不但不推翻原判，对徐家人更是恨之入骨，大堂上各种酷刑伺候，折磨得徐芝生痛不欲生，也只好认罪画押。
罪名更严重了，不但有“诬陷”之罪，而且连徐飞陇的死也被扣在了徐家人的头上，说是徐家人自己打死了徐飞陇，来诬陷章家。
更兼几次三番“京控”，视大清律法如玩物，罪上加罪！
徐家人听到这个噩耗，深感即将大祸临头，再不拼死搏一把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经过商量，徐家族人决定，派族人徐玉麟前往京城刑部衙门进行第三次“京控”，同时徐家全体族人在村口垒起工事，准备好刀枪火铳，如果官府前来抓人，他们就要“暴力抗法”。
事情到这一步，徐玉麟深知，整个家族的命运都背负在了自己的肩上。
如果这次“京控”再被发回重审，如果官府前来拿人，徐家人反抗，那就是造反作乱，就是灭族的结局！
自己唯有把事情闹到最大，才有可能引起皇帝的注意，从而为家族迎来一线转机！
就这样，徐玉麟最终选择了在刑部衙门大门前自杀的极端方式，进行第三次“京控”！
06
幸运的是，徐玉麟的悲壮之举终于获得了预期的效果！
旻宁下旨，此案提级交由两江总督孙玉庭进行复审（安徽省属两江总督辖区），所有安徽省的涉案官员不得参与复审工作。
孙玉庭是嘉庆时就倚重的能干之臣，马上从江苏省官员中选拔了一批能员干吏组成专案组。
老孙的思路很明确：要查清此案，首先要从徐飞陇的死因开始。
到泾县之后，下令将徐飞陇的棺材起出，开棺验尸。
虽然此时徐飞陇的尸体早已腐烂，但主持验尸的宝山知县周以勋刑侦经验十分丰富，还是从死者的骨头上分析出了真正的死因——
死者脊椎骨上并无致命伤，只有被带铁齿的硬物击打过的痕迹，而喉骨呈现出淡红色，这符合窒息死亡的特点。
这证明，原先仵作作出的“从田埂上摔下，腰部磕到石头造成命门筋脉断裂而死”的结论完全错误！
再结合当时案发现场对死者体位的记载，周以勋判断，死者应该是被人用硬物击打，脸部朝下掉入了沟渠，又被人摁住身体，无法抬头，最终窒息而死。
孙玉庭得到周以勋的验尸结果后，立刻下令在案发地附近方圆三里之内寻找符合凶器特征的器具。
找了一圈，最后发现离案发地最近的证人李象家就有一具带有铁齿的磨楪（即磨床）非常符合。
更关键的是，李象此时已经抛下家业跑路了！
毫无疑问，李象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孙玉庭马上发出通缉令，捉拿李象。
很快，浙江江山县传来消息，李象在江山县落网。
在证据和各种刑具面前，李象再也不敢隐瞒真相，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07
时间回到嘉庆二十一年的二月卅日，那天晚上，李象正在家磨豆腐，突然听到墙外有人走过，他凑过去一看，黑暗中只见此人行踪鬼鬼祟祟，走起路来慌慌张张。
他联想到最近村里有不少人家进了贼，于是顺手抄起了身边的磨楪，冲出家门，在那个“贼”的背后狠狠打了一下。
那个“贼”大叫一声，一下扑倒在田埂下。
李象扑上去，一脚踩住“贼”的背，死死压住他。
不一会，“贼”就停止了挣扎，李象把他翻过来，借月光一看，我草，这不是邻村的徐飞陇么？
他可是个老实人，绝不可能是“贼”。
再一看，老徐鼻子嘴巴里全是淤泥，已窒息而亡。
按照大清律，误伤人命是要绞立决的。
李象害怕了，跑回家中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第二天早上又装作“偶然发现尸体”，跑去报官.......
至于李象改口供，是因为衙役舒元看到徐家人怀疑章家人是凶手，于是私下找到章家人，让他们出点儿银子，自己保证帮他们“摆平”徐家人。
章家人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不是我们干的，为什么要出这冤枉钱？
拒绝了舒元的敲诈。
于是舒元又私下找到报案人李象，让他一口咬定当晚看到了章家人围殴徐飞陇。
这帮衙役可都是坏透了的人渣，李象哪敢拒绝？就按要求改了口供。
08
真相终于大白了，可是如何量刑却成了难题。
本来按律，李象误伤人命，应处绞立决。
但此时已经进入了“道光元年”的正月，新皇改元，大赦天下，除了谋反篡逆以及弑父弑母等重罪外，其余罪行都可以赦免或者减等处罚。
孙玉庭想来想去不敢自己做主，于是上了个折子，请求“圣裁”。
旻宁看了材料，对此案中各级官府的敷衍塞责、因循怠玩的风气感到气愤。
正月十六日，旻宁下达了对本案所有涉案人员的处理决定：
首犯李象，误伤人命在前、作伪证扰乱司法在后，罪不容赦，绞立决；
安庆知府申瑶和凤颖同知陈斌，革职，充军伊犁；
仵作洪椿，充军乌鲁木齐；
泾县知县清宁，革职，充军黑龙江；
安徽两任巡抚康绍镛和吴邦庆，交部严加议处……
旻宁用他认为的最大决心，要向天下人证明，他这个新皇帝一定将励精图治，重新将大清带上强盛的轨道。
然而，现实很快就用一盆盆冷水把他的满腔热情浇成了透心凉……
参考文献：《清实录》、《大清律例校注》、《办案要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泾县志》（同治版）
